“反西方主义”的陷阱

　　为什么当中国在经济上和西方发达国家整合的时候，反西方主义的思潮反而会兴起，并且在社会上有如此之众的追随者？这种反西方主义，将为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自五四以来，对外来思潮兼容并包、对西方文化的倾慕，在大部分时间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反右、“文革”等极端时期除外)。如今，读经活动兴起，本土文化本位主义抬头，并得到一些人士的响应。一位知识人干脆声言：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已经完结。

　　其实，读经和认同本土文化，本身并无可厚非。文化保守主义，也应是一个文明的健康因素。但如果文化保守主义与反西方主义合流，就另当别论了。遗憾的是，目前出现的这个现象，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对待传统，强调权威主义死记硬背的灌输，喊口号而不讲道理；第二，回归传统是以排斥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为前提，说中国文化是君子文化，西方文化是小人文化，颇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余韵。这就使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走向了锁闭和蒙昧。

　　这种现象，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中国在经济上和西方发达国家整合的时候，反西方主义的思潮反而会兴起，并且在社会上有如此之众的追随者？这种反西方主义，将为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应该说，反西方主义之所以产生于中国经济迅速进入西方世界之时，多少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基础有关。这一点，与印度一对比就能看得清楚。

　　中国和印度，作为当今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都依赖对外开放而实现了经济起飞。但是，两国的经济发展遵循的是截然不同的模式。根据MorganStanley的首席经济学家StephenRoach提供的数据，中国是走经典式的制造业发展的道路。从1990年到2003年，工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41.6％上升到52.3％。工业增长占这13年经济累积增长的54％。印度则走的是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发展道路。在同一时期内，印度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从40.6％上升到50.8％。服务业的增长占了13年经济累积增长的62％。

　　反过来比较双方的弱点：这13年，服务业在中国的GDP中所占的份额，从31.3％缓慢上升到33.1％，服务业的增长仅占经济累积增长的33％。制造业在印度的GDP中所占的份额，则一直徘徊在27.2％左右。两个国家的优势和劣势，几乎截然相反。

　　中国在制造业上的成功，依赖三大优势：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的外资，以及廉价、肯干的劳动力。不过这三大优势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中国的基础设施虽然出色，但这往往是建立在各级政府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基础之上的。比如，一些地方想建开发区就建开发区，想圈地就圈地，想拆迁就拆迁，什么事情都是说干就干，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保证。这样短期内效率当然高，基础设施当然建得快、建得好，外商当然高兴。外资也就滚滚而来了。而中国的民工，常常拿不到工钱。于是，在民工短缺时，一些厂商以“按时发工资”作为“优惠”来引诱民工。这样，劳动力成本当然低，制造业当然有竞争力。

　　而印度的服务业，如同中国的制造业一样，近年来抢了许多美国人的饭碗。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一些电话服务、医疗、金融咨询等方面。仅以这一领域的低端行业电话服务为例。美国的企业搞推销，常常电话打到人家里，惹得人很烦，有时回应很粗暴，所以这个行当美国人是不愿干的。再如一些产品对顾客服务的免费电话，主要是回答产品使用方面的基本问题，不需要太多知识，过去都是那些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去干。如今，这些行业，越来越多地转到了印度，通过越洋电话给美国客户服务。从业人员至少是大学毕业，工资比美国人低得多，训练、教养、服务态度却好得多。

　　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中国和印度不仅领导着不同的发展模式，而且培养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在中国，制造业的工人夜以继日地为外国的消费者生产产品。这在经济上很开放，但在文化上却并不开放。因为一双鞋制造出来，并不能使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有任何交流。生产者还是永远在闭塞的厂房里劳作，要打交道的，是自己的老板或工头。工作太苦、拿不到工资时，就感到受压迫，就觉得自己被人使用、剥削，就会对外面的世界产生敌对情绪，孕育了对新的“世道”的反叛。

　　在印度，在服务业中为美国人接电话的年轻人，大多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他们的工资比一般印度人高出许多，成为新的消费阶层。他们常常白天休息，晚上(美国的白天)上班。最近，《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员弗里德曼为CNN制造了一个专题，采访那些在印度服务业中充当主力的年轻人，观后令人感慨万千。与中国劳工不同的是，他们在工作中，直接和美国的客户有个人交流。一位小姐骄傲地说，她晚饭后6点上班，立即通过电话进入美国社会，帮助美国人掌握产品的使用方法，有时大家还在电话中聊一些个人生活，比如大家喜欢的电影等等。工作一晚上后，下了班走出公司，算是重新回到印度社会。这种在个人层面和美国文化的直接碰撞，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使他们成为印度社会中的文化新生代。于是，他们身上带有一种出奇的文化自信：我们是第一代在开放社会长大的印度人。我们要以我们代表的新文化，改变古老的印度社会的价值。

　　这种服务业的崛起，需要的是不同的社会条件，如健全的法治、信息的自由流动、良好的英语训练、对外来文化的熟悉，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尚与印度差得甚远。中国的大学生，连年面临就业难的威胁，很难找到这种和外面的世界直接打交道的工作，不能从对外开放中直接受益。于是，这些怀才不遇的青年，就可能成为“愤青”、“愤知”。明清时代那些仕途被阻绝的生员阶层，就常常成为社会最不安定的一股力量。如果中国不改善培育服务业的条件，只在制造业上片面地突飞猛进，那么经济开放不仅不会带来文化上的开放，反而会培养文化上对经济开放的反叛。

　　如果说服务业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使不同的文化汇流、使封闭的心灵开放的话，制造业则可能用物质产品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乃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话给阻断，甚至导致心灵锁闭，文化排外。因此，在未来一二十年中，中国在文化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陷阱：制造业的片面发展、服务业的停滞，使国际间的物流把中国人与世界在文化上隔绝起来，进而培育起对经济开放的“文化反叛”。而那种强调死记硬背、排斥外来文化的读经运动，则可能与这样的反叛遥相呼应，形成一种笔者所谓的“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结果，中国社会在文化上可能变得更加闭塞，发展服务业的条件更差。而服务业越不发展，就越会加强这种蒙昧主义的社会基础。摆脱这一恶性循环的出路，则是要从经济开放走向社会开放、文化开放，使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健全、信息流动自由的社会。在这方面，以回归传统为使命的知识界，已经有严重的失职。

　　薛涌 (作者系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