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基层“软政权化”

　　在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主题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河南兰考就爆出了一些乡镇干部用农民的减灾“救命款”“抵顶”农业税的新闻(见9月21日《新京报》)。这一“及时”出现的案例不仅凸显了四中全会议题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也同时提醒我们：如何克服基层的“软政权化”，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课题。

　　“软政权”这一概念，最早是由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在他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书提出来的。他在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进行了长达15年的研究以后，认为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属于“软政权”。这种社会普遍缺乏对法规和政令的敬畏，各级公务人员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解释政府颁布的法规和政令，“常利用各自掌握的资源，在违法和抵制法规的基础上，为一己私利进行交换”，并且根据自己的私利来决定执行或者不执行政府的法规和政令。

　　为什么会出现“软政权化”？从政治学的角度上来说，这主要还是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力量不对称造成的。公务人员的人数虽少，但组织却最完整，同时控制着话语霸权。有组织的少数能够轻易战胜无组织的多数，无组织的多数不能对有组织的少数构成有效的制约，这是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而话语霸权则主要表现为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筛选信息，刻意突出或者遮蔽一部分信息；再一个给筛选出来的信息赋予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话语霸权”使得政府部门和相关的公务人员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势，截留国家下放的权力，并运用这种特殊条件来获取经济资源和其他各种利益，从而形成一个“自利集团”。比如当有人以财政部的关于各地“不得截留、挪用或抵扣农业税灾歉减免资金”以及“地方各级财政要确保专款专用”的明文规定为依据，质疑这次兰考各乡镇用减灾款“抵顶”农业税是否合法时，兰考县财政局局长魏随安的回答就言简意赅，堪称经典：“抵扣和抵顶是两个概念”。这样解释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后果却有天壤之别：财政部要求“受灾农民为该项资金最终受益者”，而兰考县农民却无奈地发现：“当地乡镇政府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软政权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政府信用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在“软政权”的状态下，政府公务人员在谋取个人利益时，都是以破坏国家法规和政府自己颁布的政令为前提的。而政府信用的破产，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信用的破产，更为严重的是，一旦遇到什么风浪，政府将发现自己缺乏号令人民的道德权威。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特别是基层政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要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迅速推进。因为普通民众直接面对的就是基层政权，他们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感受，主要是通过对基层政权的观察获得的。兰考县这次发生的用“救命款”“抵顶”农业税事件，为基层政权的“软政权化”提供了一完整的“麻雀”，值得我们认真“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