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12日。北京城。满地残雪坚冰。
美术馆后街22号，82岁的赵景心推开小四合院的木门，走到街上，一步一滑。身后小院灰墙上贴着白乎乎的拆迁告示。
递上诉状的一刹那他有些紧张，担心法院将这案子列入黑名单拒不受理。
这是最后的抗争。此前他已坚守了将近两年。
递状子之前，赵景心说：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放弃保护北京四合院的责任，尽管我知道最后会以失败告终。
但开发商看中的是院子下面的地皮。
十几天前，新千年到来之际，他接到了房地局最后的裁决：被申请人赵景心自接到裁决书5日内迁至朝阳区洼里乡大羊坊村西周转房三排十一号……将原住房腾空，交申请人拆除。
去看过的人说：那是简陋的平房，既无煤气又无暖气，屋里还积着冰水，走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要40分钟。难以想像，两个80多岁的老人在那边怎么活。
他沉默了，想，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几天后，赵景心愤然提笔，一封人民来信飞到了国家文物局。很快，他收到了复函：应该充分尊重专家意见，在进一步确定22号院的价值之前不要拆除。
有人劝他不要上诉：你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他答：我已经没有后路了，我已经走上了绝路。
风波乍起
赵景心，对外经贸大学退休教授，两航起义功臣。老伴81岁，两人在美术馆后街22号住了50年。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1998年2月25日傍晚，他和老伴散步回家时惊呆了。大门两旁一边一个大白圈，里面写着大大的“拆”字。老伴的血压当即升到185。
赵景心从来没想到不远处修建的平安大街跟他有什么关系。报上说最宽拆迁范围是70米。赵家小院离平安大街有一百四、五十米。邻居说：这里要危改。他不明白：好端端的院子也要危改？无非是开发商在这里搭车炒地皮，想盖商业楼。
彷徨两星期后，开始了保家行动。
他看到晚报上一篇呼吁保护四合院的文章。打114开始，找到了作者舒乙，说得很客气：“我这儿有个明代四合院，挺好的，您有空过来看看。”
舒乙来了。两人都吃了一惊。赵景心方知：原来舒乙是老舍的儿子。舒乙激动不已：闻名已久的藏宝小院，原来就在此。
赵家小院从此进入了专家视线。在呼吁书上签字的是中国文物界和建筑界最权威的人物：侯仁之、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
无数记者来访，赵家小院声名远播。
1998年6月后，开发公司的人不再上门，不知是因为项目运作出了问题，还是强调安定团结。但也没人说不拆。
这是火山口上的安宁：白天，两人紧张地守护在家，听着推土机轰鸣地面颤动；夜晚靠安眠药入睡，稍有声音就惊醒，起身，东听听、西看看。
眼见得平安大街两边竖起了不伦不类的明清风格假古董，商业房因招商困难而冷冷清清，赵景心越发找不到屈服的理由。为什么一定要拆了真古董盖起假古董？北京的商业网点不早就供大于求？
最后激战
1999年10月12号，推土机铁臂突然挥向了小院的两面院墙，赵景心心急如焚。派出所的人站那儿看着，说他不管，他维持秩序。赵景心对开发公司的人说：你要把我的墙砌起来，对方说：给你砌墙？我还要拆你的房呢！
担心家里的文物也突遭灭顶之灾，赵景心悄悄把十几箱古籍捐给了舒乙所在的现代文学馆，26件明代家具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北京就容不下这些东西，真是奇耻大辱！”舒乙评论说。
11月9日，专家们开始了第二轮呼吁：我们再一次慎重指出：这个四合院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拆掉它，北京将大损形象，并在文化上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
11月17日，报纸刊文《拯救美术馆后街22号》。仅隔一天，一纸拆迁告示贴在了小院门边。
12月29日，媒体再讲小院故事。第二天，东城区房地局下了裁决。
20世纪最后一天，老夫妇想到了死。
“非拆不可！”
记者试图采访事件的另一方：东城区文物局和房地局，均遭“婉拒”。
“这事得问文物科科长，他不在问其他人。”东城区文化文物局办公室说。
“科长出差了。我们不清楚。”文物科“其他人”说。
“通过局办公室同意我们可以接待。”房地局亲手签了裁决的工作人员说。
“我们的意见没什么太大的必要。我们现在对这方面，说不太清楚。这事你可以找区政府新闻中心。”办公室主任说。
“这不该我们管，我们确实没听说过。”区新闻中心一位女士说。
开发公司一位工作人员接听记者的电话时说：“我们就等着他上诉呢！他要不上诉我们就可以申请法院司法执行了。”
上诉以后呢？ “那肯定得拆呀！”
这个小院有没有文物价值？ “没有！我们有文物局的证明啊！”
非拆不可？ “非拆不可！”
前途难卜
从一位老人保卫家园的奔走，到激烈的学术行动，再到权威部门的行政干预，小院的意义已超出本身。
舒乙撰文《小院的悲哀》：小院的价值，或许还在小院之外。因为，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典型：一个判断是非的典型，一个解决“拆”与“保”争论的典型，一个代表千万座北京四合院命运的典型，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历史的典型。
海外媒体评论：当年北京和平解放，避免了战祸的大破坏，难道能让它在几十年后为一点一滴的小破坏变为大破坏吗？像这小院，以至整个大都！
专家们普遍担心：开发商想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地政府对开发商的容忍。开发商想要利润，无知而有权的官员以为政绩就是新房子。于是就：拆！
他们甚至担心，北京市划定了25个胡同保护区，是不是只要留住这星星点点，其余，放心大胆地拆！
不仅是北京。中国99个历史文化名城，警报频传。“救不过来了。”中国文物学会会长，76岁的罗哲文说。
专家们说，他们将生命不息，呼吁不止，但呼吁只是灭火器，还时常失灵。关键是建立防火网：法制。
赵景心的律师吴建中强调：“从我们的文物立法来看，文物保护系于文物部门一身。涉及到公民的，总是不得如何如何，好像我们就在扮演着破坏文物的角色。但是实际看来，许多文物破坏往往是文物部门所为。如果政府提出非拆不可你别说话，或者有利益诱惑，文物局这个环节出了问题谁能制约？我们这个案子的可贵之处是，有一个公民敢站出来说：文物局不保护文物我就要告你！”
吴律师表示，希望赵家小院的案子能够成为一个判例，或者为以后的立法闯出一条路。
据悉，鉴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严峻形势，有关部门正加紧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规。 文/张捷
美术馆后街22号
始建于明代。典型的北京两进四合院格局。室内有精美落地雕花隔扇。山墙上有大型砖雕，俗称“象眼”，是明代四合院的一大特征，到今天已极为罕见。
这是一个现代文人世家。赵景心之父赵紫宸先生曾是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六大主席之一。赵景心之姐赵罗蕤教授，现代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国际著名的惠特曼研究学者，多项国内外文学成就大奖的获得者。赵罗蕤的丈夫陈梦家，中国著名新月派诗人和文物专家。
50年代，眼光独具的陈梦家收集了一批世界级的明代家具。专业地位首屈一指。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研究》在扉页注明：此书献给陈梦家先生。研究的重要依据，就是陈梦家的这批收藏。王世襄给予高度评价：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宝。其中一把椅子号称“天下第一交椅”，仅仿制品就在美国拍卖了53万美元。
只有一个北京
赵先生的世纪之交是在惶恐不安中度过的。他位于美术馆后街的老房子总算苟延过了20世纪。这是22号院的侥幸。多少和它一样与北京城共生了几百年的四合院、比它更好的老房子，在它的周围相继倒塌了，在世纪末的经济狂热中化为瓦砾。
于是，22号院成为一个标志，一个象征，成为对北京四合院命运的又一次检验。于是，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对这个院子的坚守，远远超越了房主对自己居住权的捍卫——这无疑也是必要和正当的——而成为一个大无畏的文化行动：为凋零的古都文化和古老建筑请命。
从一开始，这种个人面对强大的体制和巨大商业利益的抗争就具有一种悲剧的意味。这注定是一场势力悬殊、力不从心的坚守。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许多类似的努力都未能改变北京的命运，作为人类文明瑰宝的北京城在我们面前日新月异地消失了。50年前的“毁城之争”成为一个转折点。当年拆毁北京的城墙城门时，很多为之欢呼赞美的人，到今天面对一个陌生的北京，甚至被迫离开自己从小居住的胡同、四合院时，才感到了过于沉重的悔恨。
问题在于，北京城的消失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几乎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共同命运。在建国后的前30年，这种破坏主要来自“左”的错误路线，粗暴地否定历史文化，贬斥为“封资修”的糟粕，通过所谓的“破旧立新”、“大破大立”，为“革命化”、政治化的目标服务。近20年来，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言，情况却并不容乐观。事实上，伴随经济建设的高潮，掀起的是新的一轮文物破坏的高潮，而且更为义正词严、名正言顺——以现代化的名义！在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房地产开发，因巨大商业利益的驱动，对文化遗产采取推土机开路的野蛮态度，甚至没有能留下评价、测绘的时间。在一些人的眼里，根本看不到文化遗产的价值，所看到的只是“地皮”的价格，为了一己私利，或者所谓的“业绩”、“建设成就”，就敢把祖宗的遗产毁于一旦，令人痛心疾首的破坏事件不断发生。在新时期的“建设性破坏”中，北京的“东方广场”、菜市口大街工程等所起的带头和示范作用，其恶劣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当代对历史文化遗产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特别发人深省的。拆毁一所老房子正如砍伐一棵古树，其危害是相似的，所牺牲的都是不可再生的、具有巨大价值的稀缺资源——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时至今日，我们许多人对经济建设和现代化的认识仍然是畸形、残缺的，以为经济增长就是一切，直至丧失了清洁的空气和饮水才意识到还有比钱更重要的。相比之下，要认识“文化”的价值似乎更为困难，那种以为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就是现代化的概念仍然根深蒂固。有一位学人这样比喻文化的意义：一个高大健壮、衣衫鲜亮的文盲，能算是一个现代人吗？
但愿我们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不要成为一个个无根的“开发区”；但愿中华大地上曾经千姿百态的文化名城，不要成为一个个面目可憎的“新城”。去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来自各个国家的许多优秀建筑家没有掩饰他们对新北京的失望，他们以为有一个“唐诗一般美丽的北京”。 不久前，我第一次来到富丽堂皇、焕然一新的王府井，心中充满的，也是这样的失落，不知在东京还是北京。心中的默默呼喊是：要北京，不要东京；要北京，不要香港；要北京，不要马尼拉；要北京，不要吉隆坡；要北京，不要雅加达。毕竟，中国只有一个北京，世界只有一个北京。北京不仅属于全中国，而且属于全人类。
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上，我态度积极但从不乐观。也许，所有的努力、抗争并不能改变什么，然而，这种坚守和呼喊仍然是有价值的。我们做了我们所应当做的。借用刘少奇主席悲愤的遗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到头来，所有古都文化的守护者终将被铭记，所有历史文化的破坏者也终将被唾弃。
文/杨东平
文物保得住吗？
访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孟宪民
记者：现在文物保护形势严峻，存亡绝续也许仅在几年之间。您怎么看？
孟宪民（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说得对。目前文物破坏最严重的一个是盗窃，第二个就是各种建设的破坏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南方经济更发达，迅速城市化，不仅是文物的本体被破坏，而且就是景观的完整性也破坏了，比如一些老的街区风貌。
但最严峻也最不为人所知的是大型遗址的破坏。目前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遗址、古墓葬218个。现在快速发展的城乡建设使遗址面临着致命的冲击。比如殷墟遗址，虽然我们管理很严格，仍在被城乡发展蚕食着。
记者：那些新发现的未及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物，怎样对待？
孟宪民：我们也正在研究这个事。《文物法》有这样一条：重要的发现都应该报文物主管部门来处理确定。但比较原则，比较粗略，将来要完善。大家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一旦有新发现，马上确定一个大致的、相当于什么级别的重要程度，使保护更明确、更具体。国际上的公约宪章都是这样规定的。
记者：有些可能永远都不会列为文物，比如民居、店铺，但它们组成了珍贵的古老街区，甚至整个城市，这个怎样保护？
孟宪民：历史文化名城就是一个保护单位的集合体。目前中国公布了99个。名城的规划要报建设部批准，然后由当地政府执行。当然也有执行得如何的问题。街区只要风貌保持，里面可以做适当改造，基本设施可以现代化。这项工作的规模力度还得加大。
记者：有人说，文化遗存丰富是幸运，也是悲哀。因为物以稀为贵。
孟宪民：咱们国家的文物是多，但真正保护起来的并不多。日本的埋藏文化裁定了35万处。我们国家搞文物普查，最后列入清单的不可移动文物，地上地下相加才30多万处，定成级别的就更少了，不过1/4，国家级的750处。而印度国家级的有5000多处。
记者：有人一说到保护就很反感。经常说这句话：难道让死人压死活人吗？！您怎么看？
孟宪民：保护文物是历史的责任，是为后代负责，不是为祖宗负责。地方领导确实负担着现代人怎么生活的问题，保护和发展这两个词怎么结合得更好，能不能做到“双赢”？能。好多建设完全可以配合起来。但这里面要费点脑筋。
当地领导的水平很重要。我们来研究讨论这个问题也很重要。文物保护如何跟交通、建筑、园林、规划、旅游、环保、水利这些学科协调好？大家怎样从共同尊重遗产的角度合理安排现代化建设？目前，我们知识界的多学科结合还是不够的。
文物部门内部的协调也不够，比如平遥，老房子保护了，做什么用？搞古玩吧。北京古玩城还定点去收购。结果是：山西盗墓屡禁不止，全民卖古玩全民大盗墓。保护了这一块，无形之中又破坏了那一块，等于自己给自己捣乱。
记者：您怎样预期文物保护形势？
孟宪民：我认为前景还是乐观的。现在国家法制局正在加紧修改《文物法》，希望能够确实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注意到他们在借鉴大量的外国法律。现在我们也在做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划。今年要做的就是着手确定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一句话：我们正在努力。
文/张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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