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前后,都是犯罪多发期。尽管中国警察几乎把每一天都变成“严打”日,但仍不能减少犯罪的发生。
中国正经历着共和国有史以来的最长一次的犯罪高峰:历时15年而不见回落。专家预测,这次犯罪高峰仍将持续较长时间。
短短5年时间,调查显示,社会治安已经不是现在中国人关心的首要问题。解释只有一种:犯罪是常态社会的常态现象,人们已经习惯了。
习惯犯罪
对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无线电二厂59岁的职工袁广川来说,新年、新世纪的到来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2000年12月20日下午3时30分许,居住在新华区泰华街280号2-3-102房间的袁广川外出归来。
刚刚打开房门,一个陌生男子就突然冲出来。袁广川意识到事情不妙,抓住他并与之厮打,但还是让其挣脱逃走。急忙进屋的袁广川,看到的是他一生中最为恐怖的景象:满床、满地的血,老伴儿乔新月、外孙女傅玉媛倒在血泊中,屋里被翻得一片狼藉。
4岁的傅玉媛这两天有点不舒服,被妈妈送到姥姥家里。姥姥曾是个小学教师,如今退休在家,有时间照看她。
“小女孩相当漂亮,床上整个都是血,真惨。”看过小玉媛照片的办案人员说。
犯罪过年
罪犯已经被抓获,河北省邯郸市魏县人,自称快过年了没有钱花,于是入室盗窃。从阳台翻窗而入,没承想家里有人。
这件惨案让整个小区人心惶惶。“我们一天24小时有人值班,面孔生一点的都不让进。”门卫的保安人员如今异常谨慎。
但是无论如何,人们的恐惧和不安一时难以打消。1月6日下午,受害者家里没人,本刊记者犹豫着敲响了隔壁邻居的门。三遍之后,方才有人应声。一位老太太隔着铁门的纱窗,警惕地审视之后才撂下一句话,老袁去女儿家里了。
不幸同样降临在59岁的王德福身上。王德福是河北省政协学委会主任,1月5日中午,王德福接到电话,说女儿在家里被歹徒刺死。6日省“两会”要召开,此时的王德福作为新闻组组长,正在忙于各媒体记者的报到。
“我没想到我女儿会死。”腾不开身的王德福让老伴儿和儿子先赶到女儿家,无论如何先送到医院。反馈回来的消息是确切的已经没救了。
提起死去的女儿,军人出身的他尽可能让自己保持平静。“我女儿叫王爱红,今年34岁,在石家庄市工商银行工作,是计算中心软件组组长……我家里还有85岁的老母亲,没人敢告诉她。爱红是她奶奶从10个月养到12岁。我们准备跟她奶奶说,爱红留学了,我们必须瞒她瞒到最后。8岁的小外孙也还不知道情况。明天(11日)女儿就要火化了,孩子必须到场。他爸爸不知道如何让孩子明白发生的事情。......家里到处是血,擦了十来遍才擦干净。我女儿跟歹徒搏斗了一个小时,头上、脖子上挨了8、9刀。她只有一米五几的个头。……我女儿非常优秀,是工程师、经济师。姑爷已经崩溃了,两人感情非常好……”
王德福断断续续地叙述,最后终于泣不成声。
王爱红的家在工商行宿舍,去年10月以来,小区这里一直在施工——每家每户向外扩一间房,单元的保险门天天都开着,不能上锁。管理比较乱。
“现在社会治安太差了,媒体上有很多报道。但是怎么能让我想到,会发生在我女儿身上。”
阴影不散
几天来频繁打车,路上和司机聊得最多的是治安。“石家庄还可以,偷呀抢呀的说到底哪儿都有。不过要跟往年,那没法比。”
女出租车司机殷伟,大概最能体会到“跟往年没法比”的情形。“太可怕了,他用匕首逼着,我只好弃车而走。”谈起去年12月30日发生的那一幕,殷伟仍心有余悸。
殷伟遭遇的一幕,不少司机并不陌生。12月26日至1月1日一周时间内,石家庄市发生10余起侵害出租车案件,被抢物品包括3辆出租车、现金1900元、手机两部。1月2日,石家庄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经过一周紧张部署,侦破了这起系列抢劫案。案犯系同一人,因吸毒没有财源而疯狂作案,仅27、28日两天内就作案4起。
一个生活小区的高层楼前贴着这样的告示:“近期我辖区发生两起犯罪分子尾随放学回家的小女学生,望各家提醒自己的孩子,不认识的不准进门或敲门不开。落款是物业管委会、居委会。时间是:2001年1月5日。”
被人们称为净土的校园一样被这股阴影所笼罩。
近50岁的库文焕是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治保处处长,从去年5月份上任,至今还不足一年。但是做过团委书记、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在学校待了20多年的他,对治安之差感触很多。
“这是我干过的最有挑战性的工作。难度大,效果却不明显。”
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是一所中专类学校,在校学生近5000人。这所原中央部委所属学校,1999年归到河北省教委门下。为了补充财力,从1999年起学校开始到全国各地招生。按当初的设计要求,学校规模应在1200至1500人左右,而仅去年招新生就招了1700人。库文焕说,保安的难度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而增加。
库文焕上任后,发生过一起恶性事件。去年9月4日,4个持刀歹徒闯入学生宿舍,把一个学生毒打之后,用刀架着该学生的脖子,威逼其他人拿钱,最后拿着学生们凑起来的950余元,扬长而去。库文焕说,明抢之外,小偷小摸、诈骗的更多。去年新生入校,一个自称班主任的人到学生宿舍,让每人交100元买文化用品。骗了几十个,有几千元钱。平时以推销为名,有人就卖、没人就偷的更是平常。
学校内部也问题重重。学生盗窃、打架斗殴的事件屡有发生。去年10月份,两个班的学生打群架,参与进去几十个人,受伤的5、6个,其中一个学生,头上有三个伤口,每个伤口都缝了7、8针。还有一次,12个学生拿着新买来的不锈钢菜刀,打了3辆出租车,要去跟外校学生打架,幸亏及时制止。前一段时间,一个16、7岁的学生,用苹果刀将另一个学生的肚子扎穿,肠子都露了出来。“现在学生打架,动则刀子、棒子的上。”
“学校的环境一样受整个社会影响。”学生宿舍早先没有专人管理,甚至没有楼门,但是很少听说有人丢东西。1986年左右,学校成立了学生服务中心,设专人管理宿舍,失窃、打架的事反而不绝于耳。
“干别的工作,生活至少正常。做保卫没有星期天,去年两个月的暑假,我没有休,怕有事。我们跟公安局的职责是一样的,只是面对的范围小罢了。”库文焕这样总结他的工作。
治保处有7名正式职工,到今年1月3日,又陆续聘了9个保安,人员总数达到16名。
高发期延长
春节前的人们总是显得异常忙碌,犯罪分子同样也“加班加点”。
据石家庄市公安局公交分局1997、1998两年的报警案件统计,冬季的11、12、1、2四个月报警数占全年的47.6%。
新华公安分局刑警四中队队长王树根说,春节前的犯罪主要以侵财为主。每年快过年的时候,犯罪分子都会加快速度、加大数量地聚敛钱财。以前是离春节一个月、甚至半个月的时候,报案者明显增多,现在提前到两个月。
以前盗窃多,如今抢劫、敲诈多,从1998年,后两类案件涨幅明显。盗窃没法预知,扑空的时候常有,而抢劫、敲诈则目标明确,收获大。
干了10多年刑警的王树根,说话时喜欢盯着人的眼睛,“干我们这行的,要多了解人的心理。”年关临近,人们都回家过年,对犯罪分子来说,别人体体面面,他也要体体面面,他也有父母老婆孩子。平时要么没挣上钱,要么是吃喝嫖赌花出去了。
“1995、1996年治安形势最严峻,案件成倍增长。”
“可能是经济发展的缘故,以前普通家庭,家里也就是放个100、200元应急,现在怎么也得有个1000、2000元。80年代,偷500元就能劳教,现在标准提高到800元。”
“干坏事的不总是坏人。”王树根干刑警多年,有一件事使他印象深刻。
“我们抓偷自行车的,抓了一个小孩,也就是初中毕业,父母都是市物资储备管理局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这个孩子的处罚是,治安罚款200元钱,拘留7天,考虑到他的年龄,这算是轻的。孩子父母对拘留7天没有任何意见,但罚款200元却几乎要了他们的命。两口子都跪下了。夫妻俩都下岗,一个月500块钱的收入。上面还有一个老人。一个月刨去房租、水电费,只剩300元。就算别的什么也不买、不花,光吃饭,平均到每天也就是10元钱。4个人一天10元的伙食费,那是个什么概念?”
案发率居高不下
“案发率始终是公安部门避讳对外宣布的数字。”一位工作了几年的公安人员深解内情。“这是传统。就像焦点访谈报的,一个收入上百万元的村,所说的两家企业,就是一个门市部和一个修车铺。人们永远别想知道真正的犯罪率。一级一级地往上报,从最初一级开始,数字就有问题。和‘产值’不同,当然是少计,而不是多计。”
即使“少计”,违法犯罪增多也已是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石家庄市公安局宣传处处长张春录介绍情况时说,“案发率从1983年严打之后有一阵消停,但是后来又开始回升,以后一直是平稳上升的趋势。像石家庄这种规模的城市,案发率一年应该有上万起。下降是不可能的,如果有哪个地区,说案发率下来了,只能说明它的统计数字有问题。”
“到过外地的石家庄人、来石家庄的外地人,都会觉得相对于其他地方,石家庄的治安还可以。”
“东北是重工业区,大型国企多,这几年下岗职工也多,人总得生存,这是影响社会治安的一个因素。西部经济落后,温饱都是个问题。而南方一些城市外来人口的管理更突出一些。相对于其他地区,石家庄是个新型城市,以轻工业为主。有些问题不是太严重。”
对于即使“并不严重”的石家庄来说,犯罪率的增长也相当可观。虽然记者能得到的数字实在不过是冰山一角。
仅以公交车上的治安为例,公交分局的一份资料表明,近几年公交派出所受理的报警案件大幅上升。报警案件数由1990年的67起、被扒窃金额3.5万元,上升到1998年的215起、被扒窃42.5万元,分别上升了2.2倍和11.2倍。扒窃犯罪由以往只在市内几条客流量较大的线路上作案,发展到目前大部分公交线路上都有扒窃行为。全市65条线路上就有40条发现有扒窃犯活动,占全部线路数的63%。
据河北省公安厅2000年上半年统计数字,杀人、伤害、绑架人质等几类严重刑事犯罪加剧。上半年刑事案件共造成1138人死亡,2891人受伤,其中10名儿童被绑架伤害。平均每天有20多人被杀死杀伤。盗抢金融网点案件屡有发生,共接报案件10起,其中8起抢劫、2起盗窃,盗抢人民币近90万元。此外,破坏市场秩序案件日趋严重,涉案金额巨大,达8921.8万元。
“这几年,报案的基本上是有增无减。我刚干的时候,一个派出所管辖的范围,一年死一个人就当当的,不得了啊,现在一年得死个5、6个,7、8个,反倒没感觉了,虱子多了不怕咬。以前一说严打,那些痞子流氓听了都吓得慌,现在一年4个严打,一个严打3个月,年年严打,天天严打,还有各种专项斗争,犯罪分子却变得抗‘严打’了。”1988年从警校毕业参加工作的王树根谈起这几年来的变化,感受颇多。
“我们这个中队负责的范围大概有10平方公里,但是中队只有8个干警,一辆‘昌河’面包。犯罪分子坐一辆夏利,我们可能都追不上。我们在破案方面的技术手段还停留在5、60年代。”
治安形势严峻和警力不足的矛盾是个老问题了。这是王树根,也是几乎所有公安人员的无奈。
本刊记者/李立
共和国的五次犯罪高峰
第一次犯罪高峰是在建国初期,峰顶为1950年,当年立案53.1万起。这次犯罪高峰正值两种社会制度更替的剧烈动荡时期。
第二次犯罪高峰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峰顶为1961年,当年立案42.1万起,这次高峰主要是天灾人祸引起的。
第三次犯罪高峰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大革命”是建国以来的一场大浩劫,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历时十年。犯罪高潮在1973年达到峰顶,当年立案53.5万起。这是一次复杂而又独特的犯罪高峰,是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犯罪高峰。
第四次犯罪高峰从1978年开始(立案53万起),1981年达到峰顶,当年立案89万起,发生在7、80年代交错之际。
第五次犯罪高峰是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扩大,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明显暴露的背景下出现的。时间持续之长,案件上升幅度之大,犯罪类型、手段之繁多,危害之严重,都是前几次犯罪高峰所不可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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