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清华力量隆重地庆祝自己的90华诞

　　一向低调的清华大学要在4月28日隆重地庆祝自己的90华诞。这对清华人而言，似乎显得有些张扬。

　　不过，清华的张扬是有理由的：起于国耻、一心科技救国的清华大学，终于在9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产生了无人可望项背的影响力，无论是在政治、科技、经济上，还是在学术、文化、教育上。

　　清华的影响力来自它对本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尊重。一代国学大师在这里孜孜探索的为人之道，直到他们逝后的今天，仁忍、内敛、实干、合作……在清华仍处处可寻。

　　清华的影响力来自它对科学技术和中国现实的正视。留过洋的清华人知道，中国要强大，就必须发展科技，中国要自立，就必须有人脚踏实地、务实苦干。

　　不拒传统，尊重现实，是清华的理性所在；为国家、民族大义而牺牲自己，是清华的建设性所在。出自这样的清华的人，对于中国而言，可信而有用。

　　清华有校训，语出周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外有强权敌视、内有种种矛盾的今天，清华的校训，早已超出一校的意义。

　　清华的力量，正在于此。

　　清华影响中国

　　清华大学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为共和国“奉献”了一位总理，一位国家副主席，数名副总理和300位省部级高官。作为共和国“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清华人不但把“两弹一星”送上太空，她的10万毕业生还遍布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更让清华人骄傲的是，截至2000年2月，34位两院院士中，清华占了14位。

　　一所大学对中国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已经成为人们的关注和研究的“清华现象”

　　今年初，一个筹划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的机构准备梳理清华的历史。在一份长长的书单中，赫然列着一本《领袖与清华》。

　　2001年4月15日，距离清华90年校庆的日子还有14天，当《新闻周刊》记者前往清华寻觅此书时却无功而返：《领袖与清华》早已从书单中删除。来自清华园的解释是：“‘上面’不同意，希望低调。”

　　清华大学中文系一位张姓副教授说：无论调子怎么低，现在外界对清华大学的关注都无法脱离“政要”这个层面。

　　统计显示，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清华大学为共和国“贡献”了300多副部级以上官员。在这一点上，中国任何一所大学——包括专门为培养干部而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都不能望其项背。

　　从中国最高决策层到国务院部委以及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层，都不乏清华学子的身影。透过他们所处的位置，也就不难评估清华人在中国的影响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钅容 基，1947年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就读。毕业前夕，他被推荐为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1984年，清华大学成立经济管理学院，朱钅容 基兼任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而且至今尤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1959年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就读。1964年，胡锦涛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并因之推迟半年毕业。毕业后，胡锦涛一度留校任教。

　　朱、胡二人步入清华园的时间相差12年，但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行列却是同一天。1992年10月19日上午11时，他们在总书记江泽民的带领下，同时以中共十四届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亮相于人民大会堂。

　　就在朱、胡两位清华学子进入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同时，两位3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政治局常委姚依林、宋平卸任。

　　姚依林和宋平都是中国政坛上的老一辈清华人。姚于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是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抗战爆发后，领导过著名的冀东抗日暴动，曾任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1949年后，相继出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晚姚依林一年考入清华，1939年毕业。毕业50周年的时候，进入中国最高决策层。

　　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中外媒体注意到，一大批清华校友在中共十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

　　半年以后召开的九届人大会议上，清华校友再一次令人瞩目：吴邦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贾春旺出任公安部部长。

　　中国正在调整“地方大员”。在此期间，又有多名清华人主政一方：今年47岁的习近平出任福建省长，田成平出任河北省长、吴官正出任山东省委书记。

　　1990年代以来，在上海这个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党政干部中也出现“清华一族”。 1962年毕业于清华无线电系、现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章博华对《新闻周刊》说，目前的上海市委政府班子中，好几位出自清华，市委书记黄菊就是她同年毕业的校友。

　　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即与清华大学师生开了一个座谈会。他的评价是：“清华确实出人才。”

　　当时，上海市党政主要领导中至少有5位毕业于清华：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钅容 基、市委副书记吴邦国、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黄菊、副市长倪天增、蒋以任。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都与清华大学有着“亲缘”关系。最近还在上海市做社区调查研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以及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丁石孙等都是清华学子。有人统计，至少有7位出自清华学生曾经和正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中担当领导职务。

　　在中国政坛上，形成了独特的“清华现象”。不难理解，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正在完成一个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发展的现代化使命。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与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水木清华的学生脱颖而出，是历史的必然。

　　官员在中国的作用，尽人皆知。清华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政坛上的影响力，也就不难想象。从1998年3月份开始由朱钅容 基大力倡导的政府机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等，虽然困难重重，但已彰显其功。

　　实用的力量

　　在清华大学最近一期的《校友通讯》上，刊登着两张胡锦涛和校友合影的照片。

　　其一：1999年3月，胡锦涛副主席视察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与他合影的是小浪底的3位重量级人物：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副局长王咸儒、总工程师曹征齐、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副院长、小浪底设计总工程师林秀山。

　　其二：2000年2月，胡锦涛视察三峡工程，与他合影的三峡总公司总工程师张超然等7位清华校友中6位是三峡建设的重量级人物。

　　《新闻周刊》记者发现，和胡锦涛在一起的工程师们均为60年代前后的清华学子。清华大学新闻中心的人士说，在葛洲坝、小浪底、二滩、三峡等，哪里有水利枢纽大工程，哪里就有清华人。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少杰把这批工程师称为“第二代清华人”。唐把清华学子分为四代：共和国成立前为第一代；共和国成立至“文革”为第二代；“文革”中清华人为第三代；80年代后至今为第四代。

　　唐少杰说，“第二代清华人”不是政要就是工程师，他们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力量。

　　1999年12月2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揭晓，19位清华毕业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代清华人中红色工程师的“典范”之一、华中理工大学校长、1965级毕业生周济名列其中。

　　同时增选为工程院院士的，还有清华大学燃气轮机专业6位毕业生。

　　中国推行“院士制度”以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校友占30%，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清华校友将近20%。截至2000年2月，中国共评选出两院院士34位，清华校友14位。

　　北京一些学者说，评述清华学子在航空航天领域、原子能科学领域为中国做出的贡献只能用两个字：杰出。1999年9月，中国表彰“两弹一星”功勋23位，14位出自清华。

　　每个人都知道“两弹一星”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清华大学在用自己的工程实力改写着中国的历史，这种力量，绝不是几句无望的奢谈就能够达到的。

　　为了这种力量，清华大学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1952年，中国高校进行院系大调整，清华忍痛割舍了自己几乎全部的文科院系和部分理科院系，唯独保留了工科。

　　同年，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兼任党委书记。蒋的教育目标很明确：把清华大学办成中国“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清华工程技术力量之强大，以至常常有人误读“水木清华”中“水木”二字的含义：水利和土木工程。

　　经济航母

　　当北京大学轰然推倒南墙开始闯市场的时候，清华人还在闷头做学问。但是今天，清华已经初显它在经济领域的才能：在红绿交错的股市上，凡是沾上“清华”两各字的股票，其业绩都有不俗表现。

　　在知识可以和资本相提并论的“新经济”时代，拥有技术的清华正在展现着一个诱人的前景。有媒体曾经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清华，到底该叫“清华大学”还是“清华集团”？

　　北大因为方正而闻名，清华以自己的紫光、同方而骄傲：按照同方的计划，2001年销售额会达到60亿元人民币，保持近几年销售收入逐年翻番、利润年增长50%的平均发展速度。

　　清华有自己的企业集团，下属紫光、同方、科技园等33家企业，被定义为清华“校办”的企业。

　　对于企业，清华的投入主要是技术与人力。但清华并没有放弃进行资本、技术、机制结合的探索。

　　据清华大学企业主管人之一的周立透露，清华企业集团将成立一个注册资本金在1.5亿的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最终目标是发展为大规模的国际公司，经营国际技术转移和孵化、创业投资。

　　技术是清华的优势。清华企业集团高速发展自己企业的同时，也在鼓励技术参股，在液晶研究中心与宝石A的控股公司合作中，企业集团就一直支持液晶研究中心入股坐庄的资本运作方式。

　　清华经济航空母舰的威力已经逐步显现：2000年清华企业集团、清华大学科技开发部和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联合发起运作“深圳清华信息港”；同年，在北京的合作项目240个。所有这些，涉及的资金都以亿元为单位。

　　在清华东门，有一座科技园，现在的占地面积已经超过10万平米，还有40万平米正在建设中。在这里，已经有清华自己的学生停学创业。清华的计划是，“先把楼在学校边上盖起来，吸引企业入园，大力拉动科技合作和创新、培养人才。”

　　清华在经济上对于中国的影响，在政治和技术层面已经充分发挥。但清华人并不满足与此。

　　清华毕业生、“新华在线”总裁于干认为：清华的学生不仅适合当官，也会从商。他的论据是：“1999年清华与北大高科技企业产值与利润的比较，北大总收入87亿多元，而清华是32亿多元。但利润呢？清华3亿，北大只有2.4亿。”

　　清华的学生张朝阳也在身体力行地证明着这一点：他的“搜狐”已经成功登上美国的NASDAQ，尽管新经济的苦雨腥风令这只股票从峰顶跌入谷底，但他依然乐观：“我的现金够我花两三年了。”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一位李姓研究生说，清华人在经济上的作为不在现在，而是在以后。“看看我们这里的MBA班火爆的场面，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这么认为了。”他说。

　　清华大学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始建于1911年。其前身是清政府利用美国政府“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办起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更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改建成国立清华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南迁长沙，后又迁至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清华园原址复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1952年国家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重点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其后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学校不断进行系科调整，创立新兴技术专业。特别是1978年以来，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逐步恢复了理科、经济管理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1911年 建立“清华学堂”后更名为“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

　　1925年 设立大学部

　　1928年 改建成国立清华大学，有文、法、理、工4个学院，16个系

　　1937年 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 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更名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 迁回北京清华园复校，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26个系

　　1952年 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

　　1978年 恢复全国高等教育招生考试

　　1984年 建立国内第一个研究生院

　　 在管理工程系基础上建立经济管理学院

　　在已有理学科系基础上恢复理学院

　　1985年 建立国内第一个继续教育学院

　　1988年 在建筑系基础上建立建筑学院

　　1993年 在已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系、所基础上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994年 在已有信息学科系、所基础上建立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996年 在已有机械类学科系、所基础上建立机械工程学院

　　1998年 复建法学院

　　1999年 成立应用技术学院；

　　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建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000年 在土木工程系、水利水电工程系基础上成立土木水利学院

　　成立公共管理学院

　　土：清华的力量源泉

　　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时间里，清华大学对于中国的影响仍将继续。

　　清华所具有的能够影响现实中国的力量到底来源于何处？答案很明确：来自于清华人对本土和传统的尊重，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

　　2001年4月7日，清华校史展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轻启帷幕。一些原本不太知晓清华校史的人突然注意到，清华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一个很“洋”的大学。

　　这与清华给人的“土”的感觉相差甚远。“横眉冷对清华女”，就是包括清华男生在内的北京高校男生，对清华女生着装“土气”的调侃。

　　非独清华人，就连清华园的道路也成为外界论证清华“土气”的论据：清华的校园布局是明显的理工气质，在偌大清华园里，你几乎找不到一条弯弯的尽显浪漫的石子甬路。贯穿校园的笔直大道，肃穆的道旁树，连枝杈都剪得如公式一般规则。

　　“刻板，土气！”然而，对这样的打趣，一些清华人往往一笑了之。一位教授说：“土，只是清华外在的表征，真正的内涵是清华对传统的继承，对本土的尊重。”原北大毕业生现执教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张玲霞副教授认为，所谓的“土”实际上是对传统的有中国本土意味的遵从。清华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尊重传统，讲究实用。

　　国学传家

　　清华是一所大师辈出的大学。从老一辈的王国维到陈寅恪，从新一代的钱钟书到季羡林，中国人对这些名字耳熟能详。

　　仔细分析这些大师级的人物，就会发现，这些出身于清华或者供职于清华的大师们，名字前面都应当加上两个字：国学。

　　这也许是清华留给世人的一个谜：在这里，研究西洋格物技术的人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居然能够相安无事，而且创造出各自的神话。

　　有分析认为，这种融洽相处，恰恰是一个互补的过程：科学与技术，恰恰需要理性，需要严谨务实，需要尊重现实。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更需要内敛、仁忍、谦虚甚至退让。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刚好能够从精神层面满足清华人的这种要求。

　　清华人可以说是长久浸淫在这种氛围当中的，直到1952年，这里的人文院系划分到其他学校。

　　然而，清华人并没有放弃传统文化。专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就是做人。而清华大学建校90年，始终坚持“为人”与“为学”并重的要求。1992年4月，清华大学电机系建系60周年，朱钅容 基写了一篇300字的短文盛赞母校，题目就是《为学与为人》。

　　清华的学生们坚信：传统里面有做人的原则。时代在变化，清华人对“为人”的追求始终不脱离传统。神龙汽车公司总经理张世端考女婿必考三本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张自1960年进清华，一读就是8年。他选择这种考婿方式，不是因为偏爱文学，而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国粹，它教人做人。一个人首先应该学会的是做人。“神龙”公司用人，张世端也和选女婿一样，人的忠诚第一，对国家对企业的忠诚第一。

　　行胜于言

　　在北京大学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魏新看来，清华对中国优秀传统的遵守，处处体现在清华人的行为之中。

　　朱自清生前论及清华精神时，只说了两个字：实干。行胜于言、少说多做，是清华人的一贯作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一位教授说，朱钅容 基和胡锦涛身上有很深的清华烙印。《清华校友通讯》第27期同时刊载了两篇分别写朱钅容 基和胡锦涛的文章。前者说：朱钅容 基从来就信奉少说多做的原则。即使说起来，也是干净利索，切中要害。后者说：胡锦涛坚持深入实际，少说多做。在主政地方工作时，经受住了考验。

　　干，到基层去干，为清华学生挣得严谨踏实勤奋的美誉。吴邦国走出清华园后，在上海市一家电子管厂当工人。长期在基层从事业务工作的吴邦国干过技术员、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

　　在基层工作的传统，在清华学子中无声地薪火相传。鞍钢副总经理王明仁1985年大学毕业时，干的是见习铆工。2000年7月，清华大学研究生团总支书记、化工系博士生齐江宣誓去云南工作。齐的理由是：中国高科技成果不少，实现产业化的很少，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基层掌握不透。

　　一些老清华对《新闻周刊》说，清华的实干还体现在服从大局。现旅居美国的清华余泽允1959年入学时想学的是水利，分配的却是给排水专业。余依旧干得非常出色。清华校庆在即，回头想想过去，他说：清华给我持续而坚强的信息，是工作选择人，而不是人选择工作。

　　一位清华毕业的博士说，这就是清华的团队精神。在清华，有很多清华学子服从于大局的例证，学土木的，去搞钢铁或者水利的比比皆是。

　　服从大局，小处入手，是清华人不经意之间流露出的品质。“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是1980年代清华人发出的声音。张玲霞说，这两个口号意味着一种踏实严谨的自我行动，一丝不苟，全力以赴，自我融入集体，自我壮大社会，自我使群体升华。清华的学生大多数能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即使在社会风气非常浮躁的今天，清华的学生仍然一步一个脚印，格外难能可贵。

　　精忠报国

　　4月中旬，本刊记者数度约访两院院士同时也是清华人的张光斗，收到的都是其家人歉意的回答：他出差了，太忙。

　　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陆淑兰说：“清华人勤奋工作以报国的红心，是今天很多人所难以理解的。”

　　与清华大学邻近的北京大学的教授能够理解。科学哲学博士生导师吴国盛说，清华大学是所国耻学校，是庚子赔款的产物，他们的努力，出于对国家宗教式的忠诚。

　　第一批在“庚子赔款”“资助”下，出国留学的是原清华大学校长梅漪贻等47名清华学子。时间：1909年10月。“资助者”：美国。

　　尔后，以庚子赔款相继派出的学人是一长串闪亮的名字：胡适、梁思成、闻一多、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杨振宁、李政道......

　　清华大学《清华校友通讯》主编钱锡康教授说，报国，是清华大师们身上最为显著的特征。

　　钱锡康喜谈钱学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1936年留学美国，他和导师卡门教授命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迄今仍应用于飞机的气动设计。美国海军部次长金布尔上将评价说，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5个师。“来自美国军方的压力那么大，大到有生命的危险，可是钱学森还是回国了。”

　　早在钱学森之前，师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居里夫妇的钱三强也自法国返回中国。有“清华百科全书”之称谓钱锡康说，为了中国的国防，“两弹一星”元勋中，有人甚至隐姓埋名。

　　即使没有回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同样有一颗报效中国的赤子之心。清华大学准备90周年校庆的一份权威资料如此评述李政道：从70年代起，李政道为中国的科教事业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几十位中国中青年学者在他的帮助下到国外进修，成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高能物理研究的骨干学者；他创立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使中国1000多研究生在美国完成学业；是他倡导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并担任中国博士后管委会顾问。

　　著名科学家汤佩松76岁返回中国。费孝通对追问汤为什么回国的人说，他已经用行动作出了答复：“他是属于中国的。他不能辜负一个清华人的光荣称号。”

　　从清华园走出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大师和权威，都有一颗报国之心，包括长期为人所诟病的清华四大导师之一、满清遗老王国维。在清华大学第一教室楼北端后山之麓的王国维纪念碑前，一位哲学教授说：“王国维是有报国之心的，虽然他走错了道路。”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说，从清华派出的留学生远渡重洋、负笈求学为的是救亡。留学是实用主义的：救国。他们学习科学技术，希望的是中国也能够船坚炮利。

　　又红又专

　　对于中国政坛的“清华现象”，很多专家认为这与清华的革命传统有关系。精通中国历史的著名学者秦晖教授说，清华在解放之前，就是北平的“小解放区”。

　　钱锡康用数字对这个说法作了补注：“抗战”胜利后，清华2000余学生中，200多人是中共党员。

　　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当时，清华园里的文科学生很多参加了革命。历史学家万绳楠，是清华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在清华园的最后一个研究生。但解放军的炮火还没有打进北平，万就弃笔从戎，穿上了军装。

　　1950年代初，中国教育改造的重要内容是学习苏联。毛泽东提出院系调整，清华的理科和文科划归北京大学，变成一所纯粹的工科学校。蒋南翔主政清华后，用“又红又专”的教育思想，延续了清华的革命传统。

　　清华大学校友联合会的有关人士介绍说，学生的思想工作从那时开始重视起来。从总结“测绘52”班级工作经验，到争取“先进班集体”活动，最终确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这是清华大学“又红又专”教育思想形成的标志。

　　胡锦涛1964年担任思想政治辅导员，吴邦国1965年担任思想政治辅导员。原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纪念蒋南翔的回忆文章中，评价这种制度时说：50年代和60年代的那一批政治辅导员，现在很多已经成长为高级领导干部。

　　政治辅导员必须红专兼备。胡锦涛可谓清华园中“又红又专”的典范。胡锦涛在清华学习时，是清华大学有名的高才生，所有功课只有一门是4分，其余全部是5分。

　　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陆淑兰说：“清华的成绩没有水分，这是多少年来的惯例和传统。”这个传统在日本的影响是：日本文部省接受清华大学留学生，不另外考试，只看清华判定的分数。

　　陆淑兰的一个学生是工农兵学员。她说，“这个学生是推荐入学的，优点是政治上‘红’，缺点是学习底子特别差。但是没有哪个教师因为他是工农兵学员，就放松对他的要求。最后这个学生毕业了，肯定不是清华的优秀生，但肯定是合格的毕业生。现在在江苏一个区当区长，当得挺好。”

　　北京大学一位教育专家认为，又红又专本质上暗合了中国传统教育中“为人”与“为学”的双重要求。

　　清华人一直坚持这样的双重要求。蒋南翔经常跟学生说的一句话是：严嵩很有才，但是个大奸臣，清华绝不培养这样的“能人”。

　　朱钅容 基曾有过一番言辞恳切的话，说：清华就是教我们“为学”，又教我们“为人”的地方，它以严谨的学风和革命传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献身革命和建设祖国的“有骨气的中国人”。

　　有学者将此话解读为：为人要红，为学要专。

　　本刊记者/章敬平

　　清华第四代：本色依旧

　　按照清华校史专家的断代法，80年代后走进清华的学生应该是第四代清华人。他们没有经历过先辈学长所经历的救亡，也很少有人经历过“文革”的冲击。较他们的学长而言，他们缺少对苦难的体味。他们是唐少杰所谓的“第四代清华人”，或者说“新清华人”。

　　出国留学是“新清华人”的选择。一个没有得到清华校方证实的消息称，清华80年代后出国的留学生，50%以上没有回国。

　　这使得外界和一些“老清华”对“新清华人”的爱国、报国传统产生了些许怀疑。甚至有人惊呼：清华又成了留美预备学校。一些年轻的清华教授却认为不必紧张：“清华的传统丢不掉。”

　　2001年初，在纬度和清华园相同的地球的另一侧，一位留美的“新清华人”，发表在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在某一个层面上印证了青年教授的不以为然的正确。

　　文章写到：

　　清华园是散布到世界每个角落的清华人无法绕开的树桩，它是你浮躁的镇静药剂，调动你无尽的回忆和反思：什么叫世界一流学府？新一代大师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你和同学有谁成为洛克菲勒、比尔·盖兹没有什么不对，或许眼下更有用，但这并不能证明他或者她有多大能耐，真正的本事在于把赚来的钱，换成中国更多的机场、公路、桥梁、隧道、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电影院，还有小孩子喜欢的中小学。你和你的同学成为亚伯拉罕·林肯、乔治·华盛顿并没有什么不好，或许眼下更需要，但这不是展览他或她的野心和欲望，真正的本事在于凭自己的实干，集合有志者共同努力建设中国更好的家园。

　　要让清华人的贡献不弱于50年前，这是今天的清华人的赤子之心，尽管它的表现形式迥异于他们的先辈。种种迹象表明，在“新清华人”身上，“清华制造”的烙印依旧清晰可见。

　　2000年底，《光明日报》刊载了一张两个年轻人的合影照片。一为搜狐总裁张朝阳，一为E国网总裁张永清．1986年，两人同时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同时去麻省理工大学留学，1992年同时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有人注意到，张永清的Ｅ国网定位为“百姓生活网”。他的口号是“实用”、“实利”。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评论道，这是一个标准的清华毕业生的想法，和清华的家国情怀一致，和清华的“小处着手”一致。

　　清华十年入“一流”

　　在清华大学即将庆祝90华诞前夕，校长王大中接受《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清华将避免急功近利的办学思想，争取在10年内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这个时间表，比北京大学等其他高校提前整整10年

　　新闻周刊：现在，中国政坛上有300多位省部级领导都是清华毕业生，清华是否引以为傲？有人说，出现这么多政坛高官，跟清华文化中有某种“官本位”倾向有关。

　　王：首先我认为，为国家培养领导干部或政界领袖，是所有世界大学都引以为骄傲的，也是它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你看哈佛大学、东京大学、牛津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多少总统首相？他们都引以为傲。我们也一样，应该理直气壮地感到自豪，今后，我们还要继续为国家为省市多培养干部人才。我觉得，清华大学没有“官本位”思想，我们在这方面一直很注意。

　　当然，我们也不是把实用型人才、当官的作为清华的培养目标，我们还是应该在学术上、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作为我们的方向。与此同时，培养出又红有专的各级领导，这无可非议。

　　新闻周刊：我曾看到王校长写的一篇文章，谈到加强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重要性。是否校长也意识到清华教育存在的问题？

　　王：清华的理念是，教育学生要爱国、成才、讲奉献，因此，对国家对社会的奉献和服务很重要。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下，我们培养的人才比较偏向于比较窄的专业，侧重于对口专业的应用和服务。现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更高更大的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要求是多样性的。现在，我们的教育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人才培养要注重个性化。要达到这一点，我们要创造比较宽松自由的理念，大量地减少原来繁重的课内学习负担，更多地为学生提供选修课，使得我们的学生各方面都能成长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我们也意识到，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一些弱点，下一步，我们会允许一部分同学转专业。当然，这跟国家的高考制度、教育制度也有关系。很多高考总分不高，但某方面有突出才能的人进不了清华，不像三四十年代，只要你有才能在清华就有你的一方天地。像曹禺，为了写他那些日后流芳千古的剧作，大部分时间待在图书馆，很多课都不上，但没问题。

　　新闻周刊：有人说，清华的发展有其比较急功近利或急于求成的一面。

　　王：现在，整个社会确实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比较浮躁的心情。从主观上来说，作为学校领导，我们要尽量避免急功近利这样一个办学思路。因为我们知道，一所学校的发展是不可能速成的。无论学术上，还是人才培养方面。但国家投钱，各个计划的评估，社会上的捐赠支持，都希望能见到一些效果，我们两者都需要兼顾。你不可能拿了钱不干活，也不可能像突击基建一样搞教学和科研。

　　新闻周刊：在往综合性大学发展过程中，清华如何避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该如何掌握那种“节奏”和“度”呢？

　　王：这个“度”的掌握，的确很重要。工科优势我们还是要发挥，然后把理工科结合起来发挥优势。把公共管理、人文社科应用方面做好，而人文社科基础学科的建设不能急于求成，而且关键是要引进人才。“度”的掌握，我们会非常谨慎，在人才引进方面，在学科发展的“度”方面，我们不求形式，但求实效。就是说，要做就要做出自己的特色来。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应用学科，如经济管理、法学院、公共管理学科等，这些方面我们要加速发展。

　　新闻周刊：听说，清华大学准备到国外聘请50位世界大师级人才进来，年薪10万美金？

　　王：有这个想法。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最关键的是要有一批学术带头人。清华作为中国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一批世界级大师。清华现有46位院士，这些院士造诣都很深，但仅有这些年岁已老的学者还不够，我们更应该吸引年富力强的人才。我们是吸引和培养并重，吸引人才，最重要的是靠我们创造好的科研条件，同时提高待遇。所以我们准备模仿国外，设立若干讲习教授，给他们的待遇是要相当于国际水准。

　　清华缺乏精神？

　　新闻周刊：近年来，随着清华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影响越来越大，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为什么清华不出大师了？

　　王：这跟历史有关。三四十年代，清华出现了王国维、梁启超等一批大师，当时清华是综合性大学，但1952年院系调整，国家把清华最强的文理科系分到北大后，清华就变成了纯粹的工科大学。那么我反问一句，这么多年来，哪个学校又培养出了有影响的大师？哪个学校比清华培养出了更多的著名学者？哪个学校培养出的院士比清华多？哪个学校培养出的厂长、工程师比清华多呢？

　　新闻周刊：有人说，清华有技术但缺科学，重实用但不重精神，您对此怎么看？

　　王：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受到我们学科的限制，人文学科很薄弱。但并不表明，清华的环境和氛围不能造就大师，今后，清华在这方面也希望有所建树。

　　新闻周刊：清华的过去有着非常博大精深的人文传统，现在，清华的人文社会学科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你觉得清华的精神气质还能恢复吗？

　　王：三、四十年代，清华的规模很小，整个教师队伍只有100多人，这其中出现了很多大师。现在，清华恢复了人文社会学科，但我们知道，一个学科的建设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见成效的，关键是要有一批著名学者，特别是文、史、哲这些基础学科。我们要请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希望能办出清华特色。

　　新闻周刊：有人说，未来的大师产生于文理会通，清华在三四十年代也是追求“文理会通”的办学思想，接下来，清华将如何促成这种合作？你如何定位未来的清华？

　　王：清华这个综合性大学，仍将以理工方面见长。在经济管理、社会学科、传播学等应用学科，我们会加速发展，同时，在文史哲这些人文基础学科方面，我们要夯实基础，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

　　10年内进入世界一流大学

　　新闻周刊：去年，在最近一次世界大学百强名单中，中国大学无一入选，最近评出的商学院世界百强，中国也只有香港科技大学榜上有名。中国名校跟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到底有多大？

　　王：我们没有参与，我们拒绝参加。那都是香港《亚洲周刊》搞的评选。我们认为，评选的指标体系不科学，所以，我们拒绝提供数据。两次评比我们都没有参加。

　　新闻周刊：国外大学纷纷到中国办展览，清华在走向世界方面做得如何？

　　王：这几年，我们跟100多个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来清华访问的海外、国际人士有七八万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和国际一流的大学和公司建立实质性的科研合作和人才交流。去年我们和国外签订的合作合同就超过一个亿，拿到的科研经费就有六七千万。这说明我们跟国外的交流是实质性的而不是走马观花似的。另外，在清华，我们和国外大学、公司合作建立的研究所有56个，今后清华在走向国际这一块还要加强。

　　新闻周刊：前不久你说过，清华要在2011年百年校庆之际，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北大、南大则表示，要争取在20年内实现这一目标。你认为，清华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大差距？

　　王：还有不少差距，任务非常艰巨。首先我们必须有高水平的师资。有了人，就有了一切。我们的工资待遇和国外大学相差比较大，这应该是下一步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不能提高所有人的待遇，但我们可以提高部分骨干教师的待遇。

　　新闻周刊：随着清华毕业生大批大批涌往美国，人们说，清华真正成了留学英美的预科学校了。这对中国对清华的人才发展战略来说，是不是一种严峻挑战？

　　王：确实，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人才，大都出国留学了，这对中国对清华来说都是一个损失。当然最近这个情况正在好转，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归来，每年都有200多人吧。关键是如何吸引他们回来，吸引回来就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工作就是如何吸引，而不是不让他们出去。

　　过多厚爱对清华学生成长不利

　　新闻周刊：可以说，现在的清华是天时地利人和，社会各界对清华过多的关注和厚爱，会不会对清华学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王：会的。太过顺利的环境对他们的成长并不是很有利。你看就业比吧，去年是1比12，今年是1比10左右。所以，外面有些用人单位反映，清华的学生在敬业精神、责任感、职业道德方面不是很让人满意，信誉比较差。这跟我们的教育不够有关系，也跟同学们受社会整体氛围影响有关。当然这是个别现象，但我们的确要注意。再比如我们的研究生，集中在这段时间要求提高待遇。但如果你作为研究生，整天去念GRE，念TOFEL，不跟导师好好干活，只想提高待遇，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也是现在一种，咳，怎么说呢，也是社会一种普遍心态吧。

　　本刊记者/许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