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混沌阶层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等级分层的新十字路口。推动这一变革最有力的因素就是：金钱。

　　但金钱不是决定地位的惟一标准，随之而来的，就是阶层的模糊性。

　　社会分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各个阶层之间没有一个良好的准入通道，各种罪与恶，也因此而产生。

　　2000年7月，北京市统计局调查员陈平开始频繁出入高档社区。

　　尽管接受了很多调查技巧训练，大部分时候她还是会空手而归。“这是我所经历的最困难的调查。”陈平说。

　　这也是国家统计局所组织的最困难的调查：关于高收入群体的调查。

　　现在该调查的数据与分析正陆续公布，富人阶层的真实面目将展现在国人面前。

　　贫富分层

　　在很多学者看来，中国的高收入群体是个清楚存在的模糊问题。为什么调查困难？很简单：中国的高收入者，多多少少都有不合法的成分。争议最大的就是那些靠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支撑的“干部”。在一些社会学者的调查中，他们往往被无奈地含糊带过。

　　关于“量”，说法不一。对于“质”，却已无人怀疑。1992年，学术界还在争论，中国是否存在两极分化？1995年以后，更多讨论是，如何对抗两极分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李强认为：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政治分层的社会，那时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很高。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大大上升。

　　一般的说法是：中国人的财富增长经历了几个明显的阶段，70年代靠劳力，80年代靠财力，90年代靠智力。

　　与此相伴，中国的基尼系数持续爬升。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它表示1%的人口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比重。根据世界银行测算，1978年，中国城乡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5，这在当时的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到1995年是0.38。90年代末，根据多项内部调查统计的结果，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67左右。也就是说，1%的人占据了46.7%的社会财富。

　　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一些民间调查机构在对中国的调查了解后，竟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

　　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家就属于收入分配极不均等的国家。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的状况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美国家好外，贫富悬殊看起来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都要大。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及90年代初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基础是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或多或少普遍提高。9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开始伴随着明显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国家统计局在部分城市调查结果显示：1999年，20%的低收入户中，实际收入较上年降低的比例超过70%，一些城市则超过90%。

　　经济学家杨宜勇通过调查描述了中国巨富和赤贫。巨富：一部分私营企业主。有的“中国首富”，个人财富直逼100亿元。赤贫：自然环境恶劣地区、落后地区的农民。有的落后地区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不足100元。

　　高收入群体引人遐想的是：他们到底有多富？他们怎么变富？对于低收入群体，一目了然的是他们到底有多穷？他们为什么那么穷？两个群体同样模糊的是：他们的人数到底多少？

　　到1999年，下岗的阴影已经笼罩在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头上。政府向社会公布的下岗工人总数始终在1200多万左右徘徊，但不少学者认为，实际上失业工人远不止这个数据。不少学者的研究中已经多次出现3000万这个数字。他们并分析：近几年国有企业亏损面更大，失业工人总数应该更多。有专家指出：城市贫困人口与农村贫困人口的区别在于：农村贫困人口无论如何还有最后的一块土地，城里的贫困人口是真正一无所有。

　　标准模糊

　　学术界一直在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一个 人人认可的标准把人划分“三六九等”。

　　以政治表现分类已是明日黄花。靠年纪界定又有些简单。职业概念太过庞杂，且不论职业千奇百怪缺乏可比性，同一公司里CEO和培训生也完全是两回事。只以收入划分也不合适。比如出色的妓女，她们的收入可能远远高过大学教授。

　　马克斯·韦伯的“三元分层标准”开始被中国的社会学家广泛引用，他们试图用收入、声望和权力这三个维度来研究社会地位差异。但是，用这种在国际流行的经典框架来套中国的现实似乎为时尚早。因为中国的阶层分化就像中国被认定的国际地位一样：发展中。

　　“大家都想综合三个来选，但是有很多矛盾的地方。首要的困难是，无法在收入、权力、声望中找一个划一的标准。”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建华说。

　　“讲到低层次大家能形成共识，讲到高层次大家就很困惑。可以在最低点找到三条线重合的阶层，比如无论收入、权力和声望，农民都是最低的。但是在中上以上很难找到一支三条都重合的。也就是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有权的，有钱的和有声望的重合程度不高。”他说。

　　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始终伴随着改革以来的社会变迁。

　　1985年，拥有几十万订户的《中国青年》杂志做了一个问卷调查，收回7万份。与收入有关的问题是：你认为谁的收入最高？所有的人都认为个体户收入最高。你心目中羡慕的职业？同一份问卷，个体户排最后一名。

　　如果说这个调查多少还显示那时人们对金钱的迟钝，或者人们还能轻松地在有钱人面前保持精神上的优越感。后来的调查就越来越清楚地显示：中国人越来越抵挡不了金钱的诱惑了。或者说：收入多少和收入来源，越来越左右着人们对职业声望的评价。

　　最新的矛盾现象是：有钱的人，声望分层不一定高，钱的来源问题严重影响着人们对他们的道德和行为正当性的评价。有权者的声望总体较高，但是钱权交换的腐败行为正在腐蚀他们的声望。知识分子总体声望很高，但是大多没有什么权力也没太多钱。

　　1997到1998年，李强曾组织学生在北京市专门进行了两次职业声望调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由于腐败行为盛行和社会风气的恶化，使得人们对于官员的评价大大降低了。

　　“有些人对于局长、处长、厂长打了很低的分，他们说，当官的很多都贪污腐败。有的人给银行行长打分很低，说因为这些人贪污公款。对于工商税务人员，人们的评价也不高。他们多被认为有以权谋私和敲诈勒索的行为。一些人明确表示，对于那些廉正、清白的打高分，对于贪污腐败的打低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阶层分化相伴的观念分化。对某几类职业的评价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比如：对于“新潮型”的职业，如模特、演员、流行歌星，打分高的人认为：这些工作名声大、时髦、收入高，打分低的人认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与收入不相匹配。对于高收入高权力的职业比如房地产商，公司董事长，人们要么出于羡慕其地位的原因打高分，要么出于憎恨其腐败的原因打低分。对于某些公众服务职业比如警察、公安，打分高的人同情他们工作辛苦，打分低者认为他们利用手中职权为个人牟利。

　　对于这些 “冲突性职业评价”，李强分析：在急剧转型时期，社会上同时存在着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 传统的观念解体，新的主导观念体系还没有形成。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杂志副编审张宛丽认为：中国的社会分化正在进行，尚未出现边界清晰的社会分层结构。

　　地位危机

　　长期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张宛丽深刻体会到了中国人为了提高自己地位而做的种种努力。“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地位意识都提高了。”她说。

　　北京有线电视台曾做了一个节目，关于捐献遗体。他们发现，捐献者中占更大比例的是普通百姓。其中一个税务局的普通办事员，在采访中激动得讲不出话。编导不解，请教张宛丽。得到解释：普通百姓有了表现自己的愿望，希望赢得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平常在单位没有机会表现，现在有一个公用事业让他展示，他很兴奋。改革开放以前没有私人空间，改革开放以后承认了个人价值的合法性。普通百姓潜移默化地感觉到：虽然我没有能力去挣高收入，但是还能在公用事业上赢得声望。

　　这多少是金钱竞争中落败的无奈之举。在更多的人看来，金钱才是安全感的最终保障。

　　“当然是有钱最重要。你精神再富有，想享受的时候怎么办？”30岁的岳楠就职于深圳某外企。一直在努力赚钱。“我觉得自己挺有钱的了，但是不能和那些超级暴发户比，一比就泄气了。深圳的有钱人到什么地步？他们的私人飞机可以停留在深圳机场，而且他们的私人飞机级别很高，如果照汽车比，起码是凌志以上的。”

　　在岳楠看来，在金钱面前保持道德清高很虚伪：“我不知道阶层概念，在深圳有钱阶层就高。如果你在深圳街头看见一个很丑陋的女人开大奔，就知道他是某老板的太太。如果是一个漂亮女孩开小奔，就知道她是某老板的二奶。你骂她们吗？多可笑。你这么努力赚钱不就是想和人家一样吗？”

　　对于那些随着改革开放成长、没有太多平等记忆的人，努力赚钱提高地位天经地义。而对于曾长期在平等神话中浸淫的人，接受阶层分化的现实并不愉快，尤其是对于那些莫名其妙成为失败者的人。

　　李强在做关于职业声望的调查时发现，一些人在填答问卷的时候很矛盾，他们常常反问：不同职业的地位应该相等呀，不应该打不同的分呀！然而，最后，他们还是打了不同的分数。

　　“在开会的场合，在宣传的场合，人们会一致地说：各种职业声望不分高低，但另一方面，在内心中，人们又确实存在对于不同职业地位高低的评价。比如，涉及到让自己的孩子选职业，那就很明确地尽量选择那些职业地位高的职业。”

　　“各种职业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地位的高低”，长期以来，这都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主张。时至今日，这句平等神话已沦为人们寻求心理平衡、进行自我安慰的借口。每个人都要面对阶层分化的现实，为此必须学会一手硬一手软：行动要积极：你得穷尽一生努力向上，得到安全感和威望。心态要平和：要学会在人群中维持心理平衡。

　　50多岁的魏仙桃已经有一种麻木的感觉。她曾是内蒙一家工厂的工人，退休后在北京一家外企做清洁工。每年，当年一起到内蒙插队的老战友都会聚会一次，都是混得比较好的人发起的，有时去宾馆，有时去人家里。“我们不说现在，就谈过去的事。”

　　现在的事显而易见：大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了。最近的聚会是一个机关官员发起的，一个电话把大家都召了过去。“哎哟，150多平米的楼房住着。确实挺羡慕。再回自己家。17平米的小屋住四个人。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这窝也挺好的。”

　　“可能是命吧，命里安排咱们就是穷命。”魏仙桃有些无奈。每月300多元的退休工资，不定几个月开一次。妹妹又从内蒙到北京来投靠自己了。“那边情况真是特别惨。国营单位都卖了。把这点分了。我妹20多年工龄，1500块钱就打发了，说是买断工龄。然后跟单位就没关系了。没房、没保险，什么都不管你。哪像北京，下岗还给你点生活费，实在不行上街卖点老玉米也能糊口。那边做小买卖都不行，大家都下岗，你挣谁的钱去？”

　　在魏仙桃看来，不公平显然是存在的。“我们不是眼红人家有钱，如果你真有学问，有钱是应该的。不过总的来说，现在是工人倒霉，上边干部都能捞一把。咱们看开了。老老实实饿不死就得了。”现在魏仙桃正在努力督促上职业中专的女儿学财会。“一没钱，二没人，既然想出人头地，就得学本事。溜奸耍滑咱们学不来，最起码学点书本上实实在在的东西。”

　　“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关键几年就决定了你的一辈子。我们已经吃了这个亏，不能让孩子也这样。”魏仙桃说。

　　巨富与赤贫

　　经济学家杨宜勇经过调查，列出了他眼中的富人与穷人。

　　哪些人最富？

　　一部分私营企业主。有的“中国首富”，个人财富直逼100亿元。

　　外资企业和国际机构的中方雇员，月收入600-2000美金不等。

　　非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机构的项目经理，年收入20-300万元不等。

　　一部分个体工商者。年收入在10万元到50万元不等。

　　部分企业承包者和技术入股者。年收入50万元至1000万元不等。

　　著名影星、歌星、模特、作家和运动员。有的作家一部书稿卖到100万元。

　　少数律师、经纪人、广告人和会计师。普通律师的年薪以10万员为起点，少数律师收入超过100万元。

　　一些经常讲课、评审、鉴定的经济学家和司局长。有的经济学家出场费（有商业背景的活动）为3万元。个别著名经济学家作有关市场形势的分析报告，半天收入超过20万元。

　　少数违法经营者。有的走私者财富已经超过亿元。其中也包括少数从事卖淫、贩毒、贩卖人口、贩卖文物者。

　　腐败官员。目前揪出的最腐败官员，已经拥有各种财产数千万元至上亿元。

　　哪些人最穷？

　　一些长期失业者。失业津贴一般比下岗职工津贴要低一些。

　　下岗无业人员。每人每月生活费80-320元不等。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每人每月80-230元不等。

　　自然环境恶劣、落后地区的农民。有的落后地区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不足100元。

　　早年退休人员。有的退休人员每年只有300多元的退休金。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黑龙江森林工人家庭每月每人的补助只有15元，其他只好靠自己在土里刨食。

　　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何清涟曾撰文《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反响强烈，被称为《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何清涟认为，如果按大类划分，中国现在形成了精英层、中下层、边缘化集团。

　　中国的社会精英由三类精英组成，一是政治精英、二是经济精英、三是知识精英。

　　政治精英集团，特指执政集团。政治精英的形成具有延续性特点，不少是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政治阶梯上占有一定位置的人，还有一批是改革后技术官僚化过程中进入政治精英集团的人士。具体来说，国家高中级官员、地方上的高中级官员、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可算是政治精英队伍中的人。

　　经济精英集团，由国有银行及其他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血缘关系，由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

　　这两类精英有7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

　　知识精英是近年来分化得相当厉害的一个团体。进入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因各自在市场化过程中得到的利益不同，他们对改革的态度，不再是无条件地支持，逐渐变得越来越受利益导向支配。部分知识精英属于改革的受益者。科技知识以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都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家、工程师很快垄断了社会机构的高位，少数人还进入权力核心。部分知识精英受到利益支配，以其拥有的的优厚文化资本——货币意识形态为经济精英们服务，而且凭借这种服务关系在积累财富的第一轮竞赛中大获全胜。

　　中间阶层也分两个阶梯。处于中间阶层上部的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人：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型企业经理、中小型私营企业主、外资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共2930万左右，占从业人口的4%。

　　处于中间阶层底部的是这样几类人：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干部、一般机关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这些共约8200万人，占从业人口的11.8%。

　　上述中间阶层除了中小型企业主与中小型企业经理，部分个体工商业者与国家垄断行业的部分老职工外，大都文化素养较好。也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在西方国家，通过高等教育培养的所谓中产阶级指的就是这类人。

　　下等阶层：包括工人阶层、城乡两栖阶层、农民阶层共有4.8亿人，约占就业人口的69%左右。

　　曾被定为领导阶级与次领导阶级的阶层近20年来经历着逐渐边缘化的过程。国营企业工人地位大大下降，日益丧失了类中产阶级的地位。

　　农民阶层处于困境。中国的农民在改革之初是受益者，最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他们获得一种解放的感觉。但当改革的中心转移到城市后，农村出现了许多问题。负担重、收入低、民主权利没有保证。

　　这批人还算处于就业状态。对于文化素质不高而且难以适应社会需要的这一人群来说，能够在社会剧烈的机构性摩擦时期暂时性地保住“饭碗”已算是较好处境，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掉落到一个更为低下的社会群体之中去。

　　社会边缘化群体：中国现有的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有1亿左右，占总从业人口的14%左右。在相对剥夺感的驱使下，他们的反社会倾向越来越明显。

　　权力资本尽占先机

　　如果说金钱是衡量不同阶层的标准，那么，起点不平等是中国社会阶层形成的基本条件。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组织的一项调查中，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在目前社会上的一些富人中，有多少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回答不太多的占48.5%，回答几乎没有的占10.7%，回答不知道的占20.8%，仅有5.3%的人回答很多。

　　“近年来中国公众对社会问题抱怨得最多的要算是分配不公。多数人对分配不公的抱怨主要是对致富方式的不满，而不是对贫富分层的不满。”

　　一位学者发现，现在中国民众对分配不公的抱怨已经和80年代有很大不同。那时的抱怨还多少有点平均主义的遗迹，对个体户带有身份上的歧视，90年代，民众看得很清楚：几次机会中基本上都是权力圈中人或和他们有关系的人获利。

　　明手分利

　　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者都有类似观点：中国出现两极分化，问题不是出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上中，而是出在市场前权力分配作用下的资源配置中。

　　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远不止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对目前这种财富分配格局起决定作用的几次大的资源配置中，都是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代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职能，从而造成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功能紊乱，使部分人得以利用手中权力，在这几次改革中进行着肆无忌惮的大规模寻租活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是通过利益调整逐渐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但这种改变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这种起点不平等是中国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形成的基本条件。在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财富的前几轮竞赛中，得利最大的就是在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部门和企业这两大科层组织中少部分掌握实权者。”

　　有四类人在这场积累财富的竞赛中得利：第一类是社会资源的管理者，这些人手中握有的权柄使他们握有计划内物资的审批权和资金的使用权；第二类是部分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这类人属于内部人，特别容易将国有资产通过各种途径变为己有；第三类是有能力将这种权力变换为金钱的中介者；第四类则是部分驻国外及港澳等地的中资机构的掌权者。

　　权力盛宴

　　新中国富翁的诞生是与中国改革的进程紧密联系的。1985年，生产资料领域放开，价格双轨制开始推行，中国产生了以官商结合为致富诀窍的“政商”，他们的出现使前面的富翁黯然失色。他们凭借权力资本，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仅1988年，价格双轨制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亿之巨。

　　第三代富翁中有人将此现象总结为：第一代富翁“半人半鬼”、第二代富翁“凡夫俗子”，第三代富翁“半人半神，所谓神，指的是第三代富翁有很大能量，弄钱不花力气且数量巨大，颇有瞧不起第一代、第二代之意。这一轮下海者中有不少和权力圈沾亲带故，有的本人就是政府官员。

　　90年代初期到中期，随着金融证券领域的放开。他们又凭借权力和积累起来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圈地运动”，在席卷中国的股票热和房地产热中，以世所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这些政商出现后，中国社会才出现了一首重新划分富人等级的民谣：万元户是贫困户，十万元才起步，几十万元马马虎虎，百万元户才算数，千万元户是真富。

　　在炒地炒得白热化的海南，土地供应的一级市场上的权钱交易几乎是公开的。不少握有实权的人和房地产公司串通一气，以极其低廉的象征性价格大批圈占土地，转手获取暴利。

　　一位圈地的参与者曾绘声绘色地讲述他“腐蚀”广东干部的送礼三步曲：首先是问清该主管的电话、住址，第一次上门时提一些水果投石问路，第二次再送红包，第三次就是面对面地讲数。

　　而国有土地管理部门的常见手法是：将申请拖着不办，然后看谁“醒目”看谁“识做”就给谁办理。

　　据《中国房地产导报》不完全的保守估计：在圈地运动期间，国有土地收益流失每年逾百亿元。不少地方虽然土地大量出让，地方政府却没能形成大的积累，不少权势者和参与者成为巨富。

　　“圈地运动”中，当时的北海市市长曾感叹苦衷：我有什么办法？批来的条子我能不签字吗？这是中国特色，不是我这个市长能顶得住的。

　　本来被作为“国有企业解困妙方”的股份制改造，则被游弋于权力经济中的掌权者利用，将权力参与分配这套寻租把戏玩出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与规模。按照国家统计局城乡调查总队程学斌的说法：每一支新股上市都意味着一大群富翁的诞生。这种情况现在还在继续。

　　经济学者杨帆就权力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做了测算，他的结论是：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 20 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 30 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社会学者何清涟将权力资本称为“中国无可规避的历史宿命”：“改革前的中国，一切社会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长期的计划经济使人创造财富的才能严重萎缩，这就决定了中国只能以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形式进行原始积累。既然不能通过政策对国有资产进行名正言顺的瓜分——这在中国根本没有可操作性，既得不到政治上的事先认同，又得不到舆论的赞成——就只能以这种极大地消耗社会资源的方式进行。”

　　寻租社会

　　李蓉在上海某公司做事，她的男友则开着一家玻璃幕墙公司。“他每次投标前都洋洋自得，说我找了谁谁谁。我总是告诉他，你的关系不够硬。这次他又灰溜溜回来了。山东一座市政府大楼，他说找了某个中央领导的司机。事实证明这是小鬼。没用。” 每个项目的获得都是一场关系的角逐，李蓉厌倦却又欲罢不能：“你想要一个好的设计吗？我们都能提供。可是现在是关系在制约。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

　　李蓉的朋友尹石则面临着另一个烦恼。他刚刚跳槽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公司派给他的工作：跑规划局和消防局。这让他心惊胆战。这个工作的核心是：送钱。“实际上，在房地产公司里，你能把钱送出去你就是核心人物。人家官员可不是谁的钱都肯收的。试用期三个月，我知道如果公司没派我去送钱，那是对我不信任，我该被炒掉了。如果派我去送钱，我也该被炒掉了。因为我根本不会送钱。”

　　权力寻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试图保持正常商业规范的公司，往往发现自己是在和采用大量行贿手段的其他公司展开不平等竞争。其后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中国在沿海一些城市的人才招聘广告里，公开出现了这样的词句：与政府部门有良好关系者优先录用。

　　腐败在很多地方、很多领域甚至有继续扩大和蔓延之势。通过腐败手段谋取非法收入的不仅有个人，也有部门和群体。比如北京某区每年春节期间的庙会是园林部门一大进项。知情人士透露：庙会之后，工商、公安也可以分得一杯羹。

　　利益之声

　　正因为整个原始积累充满了不道德和罪恶，不少人的收入和财产都属于不能公开之列，这种状况决定了不少人总是边捞钱边准备护照。

　　深圳市统计，自特区建立到1996年底，总共有119名贪污受贿分子挟款潜逃。这只是行迹败露者。

　　典型的例子是武汉中国长江动力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志安。他利用长动的钱到菲律宾创办了一家注册资金为50万美元，年电费收入1000万美元的公司，这家公司在法律意义上成了于的私产，于本人则在1995年5月失踪。

　　一些利益集团一直在努力，希望为自己的“灰色收入”谋得合法性。

　　有一个学员主要是“经济精英”的MBA班讲学，一位成功人士有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国有企业的情况现在大家都知道。说是保卫国有资产不流失，其实没用。目前正在加剧流失，剩下的也没有什么好资产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国有资产可能什么也不剩，还不如现在瓜分掉。集中到一些能者手里，说不定还能干些事情。”

　　有人问：那么按什么原则瓜分国有资产？哪些人有资格参加瓜分？

　　回答很坦率：“知道的人就参加分配，不知道的人就不参加分配。”他进而解释：“知道的人就是有权力参与瓜分的人，不知道的人就是没有权力参加瓜分的人，不过有些不知道的人，只要叫得凶一点，也多少分一点给他们堵住嘴巴。”

　　另一位精英人士则反复强调中国不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他的理由是：中国目前无论是经济形势还是社会安定团结都不错。“我认为，中国至少15年内不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失控，像苏联东欧那样发生社会动乱怎么办啊。”

　　不仅如此，在目前的经济决策中，还出现了一个与以往20年不同的特点。经济上发迹的一部分政治和管理精英对经济政策的方向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越来越多的政策不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而是明显地赐惠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而少部分知识精英则正在论证这样做的“合理性”，进行“事前寻租”。

　　一些有助于缓解社会不满的政策，如堵绝公车私开，减少公费吃喝，防止对农民的乱摊派等，大多是各衙门旅行的公文。而一些运用公众资源，为特定利益集团牟利的政策，却出台迅速、实施果断。

　　最典型的例子是1999年上半年用政策和国家舆论在证券市场上“造市”，实际结果是便利一些利益集团先用公款或银行贷款将低迷的证券市场拉高，再伺机出手，让普通股民去承担股市回落的损失。

　　最近则有一项以拉动内需、鼓励消费为目的的“分收入阶层”引导消费的政策思路被提出讨论。其中的一条是：针对富人有一个所得税的减免政策，即政府规定，买特定的消费品，如房子、汽车所花的钱，在将来的应税收入中抵扣。解释是：推行这一政策能解脱很多富人心头之患：收入来历不明。这样的政策使他们买房、买车支付的资金，可以用来抵扣以后的应税收入，等于其收入光明正大。

　　“中国的中产阶级为什么不想深化改革？很简单，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几乎是完全附着在这个体制上，他们与这个体制的关系，就是皮与毛的关系。这个体制消亡，他们也就没有存活的可能，这个体制存活得越长，他们获取的利益也就越大。”何清涟说。

　　权力资本四阶段

　　经济学家杨帆分析，权力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

　　权力资本发展，即权力创造市场的第一阶段，是农村承包土地时，有 20 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

　　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阶段，80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和旅游。大致估计起来，20年内我国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在批发零售环节有10% 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2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外贸总额18万亿元人民币，也有2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私人所掌握，大约有 5万亿财富转移。

　　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 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700亿元人民币； 5年3500亿元。有10% 大约350 亿元的财富转移。

　　第四个阶段是 1992 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到房地产泡沫经济，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再分配，动辄数亿数10亿元，非商品层次可比，甚至发展到地方以司法权利保护本地债权人。大量的借款不还，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权力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必然产物，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10万亿元人民币。

　　加上其他种种以权谋私，如有的领导者秘书收取贿赂。乱罚款乱收费等等，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 20 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 30 万亿元人民币。

　　制度壁垒造就四个世界

　　权力资本退出市场，同时还须破除其他制度壁垒，中国方能建立公平的阶层准入制度

　　应该让穷人变富，还是富人变穷？

　　“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社会中，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在财力、权力、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和分层现象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在消除差异本身，而在于如何形成一种合理的分层机制。”社会学家李强说。

　　理想的机制是：在人们为提高自己的阶层而奋斗时，机会平等。而中国的阶层准入机制最大的不公平在于：一些结构性因素造成了每个人先天的不平等，并在很大程度上最终决定了人们的阶层。

　　对于收入分化的研究显示，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表现为个体社会成员间的贫富分化，还带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并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行业和部门差距。其中问题最大的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统计数据比较显示：我国目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几乎所有国家，且还有进一步扩大之势。“逆向调节”还加剧了城乡差距：农民承担的税赋种类及数量明显高于城市居民。这意味着：用穷人的钱贴补富人。

　　行业和部门差距：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非垄断行业，新兴行业高于传统行业。1995年，金融保险行业的一个高中文化程度的职工，平均年工资收入8059元，而同时期工业企业中的大学本科职工，平均收入仅7329元。

　　这些社会经济结构的因素通过两点赋予到每个中国人身上：

　　第一，你生在哪里？

　　第二，你进了什么单位？

　　居住地，在多数国家是可以后天自由选择的。而在户籍制度仍在发挥作用的中国，居住地的差异却通过户籍赋予到每个人身上，并造就了最大的先天不平等。

　　一句话可以说明白：你在北京出生，你上学的机率比穷山沟里的孩子高多少？

　　四川绵阳地区三台县一位农民曾写了一篇文章：《户口制度，中国特色的种族歧视》。他说，尽管他们家早已离开村子，搬到城里，但仍然要交纳村里各项税费。中国的户籍制度已经演变成变相纳税的借口。户籍制度和农业户口，成了农民甩不掉的符咒。

　　行业和部门差距则通过更多中国特色的“单位”发挥作用。

　　一是单位级别：比如科局处级局级部级等。二是单位类型：比如是国有企业还是三资外企。这使得人们的努力更多是通过进入什么单位而实现的。而一旦进入某个单位，收入也就跟个人能力没有太大关系了。

　　一位国企项目经理的体会很有代表性：“我曾经和一个CMEC的人一起做一个项目，这也是一个体制内的大型国企。我干得比他多、学历比他高、职称比他高，可人家就是比我逍遥。说干完这个项目就可以买房子了。我呢，奖金连人家的零头都没有。要这么比，在这单位呆着有什么意思？”

　　体制内、外单位的差距更为明显：1996年全国的数据显示：体制内单位的收入明显处于劣势，国有企业就业者的收入相当于体制外的66%，集体企业是体制外的64%，事业单位是体制外的68%。

　　“在中国，居住地和单位作为特殊的先赋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收入。”社会学家李强说。

　　社会学研究中有“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之说：先赋因素，出身、性别等先天具有的特征；自致因素，通过自身后天努力而获得的能力。如果决定收入中，先赋因素起了主导作用，这样的机制就是非市场化的，不公平的因素更加突出。如果自致因素起了主导作用，这样的机制就是市场化的，公平的因素更加突出。就市场对就业者的影响来看，完善的就业机制应该是劳动者充分流动的机制。劳动者流动受限制越少，自致因素发挥的作用就越大。自致因素作用增大，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标志。

　　李强的研究结果：改革开放20年来，自致因素比例上升，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先赋因素作用更强一些。

　　“对于下层阶级来说，生活的逼迫、无休止地为果腹而奔波，和文化知识的贫乏，使他们保持着人类自强不息的原始本能和不断更新的活力。” 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主张实现社会的开放体系，建立社会下层阶级向上流动的渠道。他认为：如果统治者精英不设法去吸收平民阶层中的卓越人才，如果精英的流通被阻塞，那么，就会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失衡。

　　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樊钢有如下描述：中国有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如上海、北京、深圳等高收入发达地区；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上中等收入地区，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第四世界是如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和低收入地区。

　　中国学界普遍看法：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才能导向“机会公平”。

        阶层分化存隐忧

　　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将对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挑战

　　早上8:00，轻轻的，我醒来，很不精神。

　　7分钟后，骑上保时捷单车的我欢快地在小区里游荡，没人相信这辆车价值36000元，只有邻居JOHNY会投来羡慕的目光。

　　8:55，微胖的老婆驾着标志406送我去地铁站，上班我是不自己开车去的。交通不好嘛！

　　9:30，回到公司。稍微迟到一下，老板不会见怪，毕竟是高层兼小股东。

　　10:48，外出业务，司机开着奥迪A6 送我出行，老板说，这样的车够低调，满大街都是，不会太招摇。靠在舒服宽敞的座椅上，我突然觉得：真幸福喔！

　　这是一位网络“雅痞”在向往自己21世纪的中产阶级美好生活。

　　中产难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学界的理想。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中产阶级占主流利于稳定社会。一，中产阶级是社会高层和底层间的缓冲层，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三，中产阶级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

　　局势发展到今天，现实是：由于中国以权力市场化为改革的起点，不但没有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菱形社会结构，反而与南美国家，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等国相似，成了贫富悬殊极大的两极化社会。如果按照何清涟的划分：上等阶层人数极少1%，中等阶层数量相对不足15.4%，下等阶层和边缘化群体相当庞大83%。

　　改革以前，国营企业工人和党政事业机关普通工作人员在中国起到了“类中产阶级”的作用。严格的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排他性的界限，将农民排斥于城市居民之外，维护了城市居民的利益，设置了阶层之间的流动障碍。由此产生了中产阶级的替代——类中产阶级。

　　改革之中，其主体国营企业工人却在经历着边缘化过程。

　　实际上，今天，一些结构性因素还在加大两极化的趋势。比如：下岗人数增加。

　　网络弄潮儿被一些人视为中产阶级的希望所在，经济学家杨帆评论：人数太少，不成气候。

　　根据《社会学研究》副编审张宛丽的研究，即使是一些原来被期望成为中等阶层的职业，其内部也正在经历两极分化。知识分子：一部分演员、记者、主持人成为大腕级人物，而有些乡村教师却因为地方上发不了工资而生活拮据。即使是公务员内部也在上下沉浮：一些握有实权的人向高收入阶层挺进，另一些“灰色收入能力比较差的人”则在向下沉淀。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建华对中国中产阶级能否出现表示质疑，按国际标准，一个社会，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金，社会肯定会有民主化的诉求。问题是：

　　其一，中国能否形成中产阶级？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不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惟一方法是把农村城市化，再提高他们的收入到中间段，这个过程的变数不可测。其二，即使形成，实际作用如何？能否如人期望：“有恒产者有恒心”，成为社会稳定的力量？这在中国没有经验事实可以推论。

　　陆建华说：“可以把中产阶级当作美好的预期。”

　　犯罪底层

　　因为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的购买力不足已被广泛关注。犯罪率的居高不下似乎又在验证着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夫的理论：相对剥夺感是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源泉。

　　有关数据表明，从1988年到现在，每年的刑事发案率逐年上升，自1996年开始进入第五次犯罪高峰。社会紧张程度可以从犯罪率不断上升、杀人碎尸等恶性事件经常发生中管窥蠡测。

　　2000年发生在深圳碧波花园的事件具有典型性：光天化日之下一辆红色本田的女主人被劫杀。她的丈夫刚刚赚了些钱，决定让太太过得好些，买了这辆二手车，不想致祸。三个山东民工盯上了这辆车，他们同时还关注着另外两辆：奔驰、沙漠王子。很不幸，本田的主人先下楼上车。痛哭流涕的丈夫悬赏20万捉拿逃犯。电视新闻中，公安部门慰问住户，她的邻居眼含泪水：“该！谁让你有点钱就露，出事了不是？”

　　一个深圳人总结说：全国的逃犯都喜欢往广州跑，一则做大案，二则偷渡。

　　江苏苏北地区一项对下岗职工犯罪的调查说，犯罪类型侧重于谋财型犯罪，下岗1-2年内是犯罪高峰期，这一点在收入微薄的特困企业职工中尤其突出。

　　大量游荡在城市与农村边缘的农民也是中国各种犯罪活动的主体。北京、广州、深圳等几个大城市的犯罪人员主要是外来的“三无”人员高达75%-90%。

　　有的犯人说：别人活得有意思，潦倒寂寞的我也要找一些刺激的东西玩玩。即使犯罪了，还好换一种方式体验人生。

　　如果按照何清涟的分析，中国现在有80%的人口处于社会下层和边缘状态，这种社会结构将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而日益增多的无业人员又为黑社会提供了庞大的后备队伍。

　　犯罪率居高不下，分析原因，一种说法是：由于财富分配源头的权力市场化，中下层社会成员在现实面前明显地感到自己被剥夺。最明显的是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工人大批下岗，却没有一个经理厂长因此沦落到工人那种贫穷的程度，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破产转卖的企业经理还被请去继续做总经理。这绝对不是看中他们的经营能力，而是在侵吞国有资产的过程中，这些经理、厂长们配合有功。在这种相对剥夺感的驱使下，中下层成员的反社会倾向越来越明显。证据是不断出现城市恐怖活动，以及一些专门针对富人的伤害，还有国有企业出现的破坏生产活动。一些抢劫团伙甚至打出了“劫富济贫”的口号。

　　另一种说法是：用相对剥夺感描述犯罪者是对他们的智商的高看。实际上这些人的犯罪还远未达到这样的程度。他们仅仅是发挥本能占有财物。在当前追逐财富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表现并无多大的本质不同。只不过有权者用权，无权而又愿铤而走险者使用暴力而已。

　　无论作何解释，社会不公平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陆建华认为这必将影响行为选择，毒化人际关系。“去年贪官可抓了不少啊。老百姓应该说好吧？不，大家的反应是：还有更多的没抓出来。这就是心态扭曲的一个表现。”

　　经济学家茅于轼则注意到了另一个现象：现在老百姓中间又有一条逃税的理由，而且听起来颇有道理：说是因为政府不够廉洁，缴税去给贪官花天酒地，不高兴。“因为有贪官而拒绝缴税，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别人有错，自己也可以做错事，把别人的错误当作自己犯错误的理由，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其结果，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将一滑到底。”

　　美国一个很著名的社会学家曾说：美国社会成功的地方，告诉人们应该致富，同时还告诉人们怎么致富。

　　“中国已经树立的富人典范：只有心黑胆大或者越轨违法才能富起来。”陆建华说。“一个人有钱，大家首先怀疑他的钱是黑的。我不知道这是首批富人可悲还是这个社会可悲。”

　　本刊记者/张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