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人事工作会议上传出中科院取消职称评审的消息，引发废除职称的呼声又一次高涨
20多年前，评职称，还使各种技术人员欢欣鼓舞，甚至奔走相告。各种专业知识技能的重要性也因此而得到了社会的某种肯定和提升，以至于“职称系列”与“官级系列”有了某种“相当于”的关系。
知识分子的职称情结算得上中国特色，像范进中举一样，人们对职称的痴迷不亚于官场的进退。一些人甚至为此含恨而终。
两年前，众多媒体曾经为“北京中关村48名专业技术人员破格获高级职称”一事而兴奋，报道称，仅有高中学历，连初级职称都没有的某集团总裁，“今天领到了高级国际商务师的证书，这在北京职称评定工作中还是第一例”。职称评定终于突破了学历、年限、户籍限制，人们沉浸在激动之中，却从来不去理会这种职称评定的必要性在哪儿。
有人说，职称评定的基本内涵就是“取仕”。
弊端
关于职称的怨言由来已久。
有位“好事者”总结了职称的几大弊端：
一、“比赛”的内容与业绩无关，除了考“洋文”或是古老的“甲骨文”之外，就是考论文，以至乱撒胡椒面的论文满天飞，人人都向学者靠拢。中国人口众多，申报职称的人成千上万，每人需要三五篇论文，于是，一方面我们的科技水平远远低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我们每年发表的科技论文却是这些国家的好多倍。
二、“比赛”的裁判存在素质不高及可能出于“不得已”而腐败的问题，如果哪个学报的编辑虽然薪水不高，新近却买了一套大房子，千万别少见多怪。
三、“比赛”过程中的论资排辈，今年评不上，过两年肯定评得上，只要资历到了就行，但是年限不到，破格却势比登天。
对用人单位来说，职称评聘同样有成堆的问题。搞职称终身制，能上不能下，单位没有用人自主权；因人设岗，使一些评上职称的人在其位不谋其“政”，造成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根据上级下达的指标评定，容易造成专业技术职务比例失调。
“阿猫阿狗都评上职称，当上教授副教授了”、“ 中国今天只有科学院和工程院的两院院士，还能经得起打假的检验”。民间的说法虽然有点过激，但职称的含金量的确越来越值得怀疑。
有人描述过这样的场面：职称申报会上，某位教师主动谈及自己多次落选以后的恶劣心绪，谈及自己的家庭矛盾、生活负担和疾病，语调几至哽咽，听讲的评审委员会亦无不动容，最后果然以高票通过。
社科院研究员杨子慧说，我们现行的职称评定，标准单一，不利于人才的发现和培养。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大学教授都是校长聘请的，像人们熟知的，没有任何学历的辜鸿鸣被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几乎成为美谈，对人才的使用不拘一格，才能有真正的学术争鸣。
而且现在的情形是，一日为教授，终生为教授，教授越积越多，很多院校，一个系十来个教授，不管有没有需要。在国外，聘你才是教授，第二年不聘你，你就不是教授，在这个学校是教授，换一个学校，可能只聘你为副教授。对人才的评价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死水一潭。
“岗位”
社科院研究人口经济的李小平说，职称因为与待遇挂钩，实际上成为一种职务，成了与行政级别同质的一种等级制度。作为职务，在其职的人应该有任职的资格、水平和能力，如果在担任该职务之后不称职，就应该卸职。而这又和职称的终身制相矛盾。
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改革必然会提上议事日程。
从中国科学院人事工作会议上传出中科院取消职称评审的消息。这一消息迅速激起了人们的反应。废除职称的呼声也借机又一次高涨。
相关报道说：在中科院，“研究员”不再是一种技术职称，而是一种岗位。也就是说，不管你现在是初级、还是中级技术职称，你都可能通过公开竞聘成为“研究员”岗位上的一员。中科院将在全院范围内停止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同时停止传统意义上的职员职级晋升，取而代之的将是全面推行的岗位聘任制。
取消职称评审，意味着职称与岗位聘任彻底剥离开来，一个人所受的待遇不再与职称紧密相关。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李福安说，取消评职称的“利”在于能者上、庸者下。但取消职称并不意味着对过去的全盘否定。 职称评聘不管有多少弊端，它对当时人才的培养、提升都做出过贡献。把职称评审改为岗位聘任，是因为用人机制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因为旧的制度越来越显得僵化。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于1998年12月28日成立，由原来的4个研究所合并而成，人员近500人。为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而组建的创新基地编制为200人，完全按照“按需设岗、公开招聘”的原则来用人。李福安说，高职低聘很普遍，当时15名原研究员被聘为基地副研究员，6名原副研究员被聘为基地助理研究员。还有一些岗位面向社会甚至海外公开招聘。
“增量”
取消职称后，取而代之的新标准是否更加公正，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硬框框没有了，把“生杀予夺”的大权交给单位法人，如何保证单位法人的用人原则？
李福安说，以数学院为例，研究院成立之初，对科研人员的绩效评价，依据的是一个“科研人员业绩记分标准”，包括著作、论文、被引用情况等近十项内容，这种量化的评价标准的不合理性在于，过分强调数量而非质量。另外，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讲人情，无原则地说好话，动辄“国际水平”等，也侵蚀到学术评审的过程中来。
研究院在本年度对研究员岗位的聘任，采用了国际上评审推荐的通行办法：每个申请研究员岗位的人员的材料，送给三位同行专家审查，其中必须有两位是活跃在该领域前沿的国际知名专家（申请人的合作者不能作为评审人）。申请人可以提出送审的建议名单，但送审名单最后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确定。这些评审意见供学术委员会讨论时参考，与申请人不见面。学术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按照事先议定的规则，采用无记名投票，得票数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才能被聘任。
李福安说，今年21名申请人中，最后有7人晋升为研究员，“这样做，一是体现研究员岗位的高起点和高定位，二是要反映研究工作的前沿性和深刻性，三是增强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避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
社科院研究人口经济的李小平说，中科院以岗位聘任代替职称评审，使用人机制更加灵活，更能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意义显而易见。但像其他改革一样，中科院的这种改革是增量改革，而非存量改革。
中科院科研人员的收入由三部分构成，即档案工资、岗位津贴和绩效津贴。岗位津贴和绩效津贴同新的创造和成果挂钩，档案工资依然可以体现原来取得的职称。既得利益，给之易、取之难。
李小平说，就像住房改革一样，原来的公有住房不变，新增房产上市，只能增量慢慢变大，然后推动存量改革。
“系统工程”
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深嵌于整个政府的人事制度之中，它差不多垄断了评价人的学术和专业水准的全部尺度。
其运做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大学职称评审来说，它已不是一项单纯的学术评审。教授和副教授之类的职称，并非仅仅依据于教师的学术造诣，还同时联系着他的政治倾向、工作态度，乃至年龄和健康状况。它把原来一种学术评价的制度异化为一个似乎是无所不包的综合评价指标。将某人评为教授，不仅仅是个学术职称，同时意味着给他一系列相应的工资、住房、医疗保障及其他福利待遇。许多行政领导也热衷于给自己评个专业技术职称。职称成了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中国知识分子的职称情结因此变得容易理解。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姚裕群认为，职称评聘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作为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与劳动人事制度、工资制度、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相衔接。在过渡期间，评聘分开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办法，即评定任职资格与聘任技术职务相分离。
实际上很多单位已经实施内聘制，即评聘分开。职称仅作为一种补充和参考。这种双轨制可能是现实理性的一种选择。比如浙江大学，一方面一年一度的职称照旧评，另一方面岗位聘任则以教学科研业绩为依据，具体做法是以上年度的业绩为评聘标准，每位教师可分别聘为1至9级的不同岗位，也因此享受差距较大的岗位津贴。
李小平说，把职称评审改为由办学单位或科研机构根据自己的需要、按照自己的标准实行聘任制。如果一个学校不负责任，不是用人以才，办学质量得不到保证，随之受到影响的必然是社会声誉。当然这首先要求学校看重自己的社会声誉，即确立一种制度，让单位法人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生存，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这就像一个进入市场的企业，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必然会网罗有真才实学的人。现在有的民营企业动辄以百万元安家费来挖一个人才，是因为它知道人才对企业利益的重要性。
市场化
在美国，有顶尖的哈佛和耶鲁大学，其他大学又分等级。某个州的地方大学的正教授就无法和哈佛大学的正教授等量齐观，两者的工资也有数倍之差，想享受高薪，就要上水平，被好学校聘任。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结果，最大限度地鼓励竞争，促使人员合理、高效流动。
李小平说，职称是公有产权的产物，与公有制并行的只能是等级制，在财力有限的时候只能严格地按照等级制度来分配。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制度设计缺乏效率的一面越来越明显。
今后的方向必然是大社会、小政府，事业、科研机构逐渐面向市场，减少国家直接管理的范围。个人的职位、待遇当然也按市场原则来定，而不是依照由上而下的指标。
今年2月，随着中国科学院北京科学仪器研制中心转制为中科科仪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拉开了中科院首批13家事业单位整体转制的序幕。研究机构转变成面向市场的现代企业。单位法人不再吃大锅饭的时候，个人当然也吃不成。
对专业技术和学术水平的认证，李小平认为，应该成为独立于聘任体制之外的一种体系，可以组建国家级的评审委员会，取得的资格证书只能作为用人单位的参考，参考的价值有多大，就像学历证书一样，同是大本还要看出自哪个院校。名牌大学生源济济，差的学校可能就要关门大吉，以此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浪费。有的行业可能不需要这种专门的认证，有学历和相关的工作业绩就足以说明问题，当然就没必要多此一举。
现在很多行业里都有了资格证书考试，有的单位甚至更看重资格证书而非职称。相对于职称评定，资格证书考试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会少一些，年限和考官的看法变得不再重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的评价标准更加多样化，职称与人们的关系也必将淡化。
本刊记者/李立
现行职称评定制度的十大弊端
1.每年耗费了知识分子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应付许多没有实际价值，基本属于形式主义的评审规则；
2.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产生的矛盾；
3.养肥了一批掌握职评实权的贪官；
4.在本应比较纯洁高尚的知识界造成了严重的学术腐败现象；
5.成为假文凭、假学位泛滥的重要根源；
6.成为一大批缺乏真才实学的庸人懒人熬够年头以后的护身符、功劳簿；
7.造就了一批假冒伪劣的高职称分子，使得职称水分大增、明显贬值；
8.使得一些学术刊物的编辑从本来为人幕后做嫁衣的角色，成为在自己掌管的一片学术园地里呼风唤雨的实权派人物；
9.养活了一批学术水准低劣的刊物，提供了创收的源泉；
10.制造了一大堆写完了就没几个人看的学术垃圾。
文／王逸峰
职称考试规模超过高考
中国职称考试已走过十个年头，如今无论从规模和考试种类上，职称考试已经成为中国包括高考、成人高考在内的三大考试之一。目前中国二千九百多万专业技术人员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是通过职称考试获得相应资格的。目前专业技术考试种类已达到二十四类(包括注册会计师、律师、执业医师在内共二十七类)，分为三大类：包括会计、计算机软件在内的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包括注册建筑师、价格鉴证师在内的执业资格考试，包括英语在内的职务评聘专项考试。十年来报考人员达到二千六百一十三万人，加上注册会计师、律师、执业医师报考人员约三千万人，其中参考人员达到一千七百八十八万人。考试合格人员五百六十四万人，也就是说，有五百六十四万人通过职称考试获得了相应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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