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之际
不知不觉，一个古老东方国度就迎来了她新生后的55岁华诞。在历经沧桑沉浮之后，一个有着巨大生机活力的新国家形象，在21世纪初叶，正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已经不是往日意义上的那个中国。
中国与世界，正在重构起一种新的关系
当160余年前，八国联军在中国沿海燃起战火的时候，中国还处在典型的农业社会，虽然现在的历史学家们认为那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现代工商业、市场化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相应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安排，在那时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事物。这一种状态，在经历晚清的洋务运动后，也一直没有根本改变。
而在20世纪上半叶里，中国又长久处于国家分裂与抵抗外侮的艰苦磨难中，国家建设的大计因生存环境的恶劣而无法有效落实。
但这种状况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已逐步得到改变。在经历19世纪以来的求存阶段后，20世纪下半叶的前半部分，中国进入了以军事强大为主要追求的求强阶段，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果断调整国家战略实行改革开放，一个求富的阶段正式拉开了序幕。近二十余年里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增长，它的意义不仅仅意味着GDP的提高，更意味着中国已经和还在经历近一个多世纪里最紧张激烈、而又最丰富多彩的社会转型。当一个市场取向的、现代工商业社会终于在这块古老土地现出它的初始形状时，中国事实上也已经初步完成了文明形态的变迁，进入了所谓现代世界。
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政治生态系统中，与一个半世纪前、一个世纪前、甚至与半世纪前相比，也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从东亚世界中的天朝大国，到鸦片战争后世界体系中的普通弱国，再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普通强国，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生存环境，在经历了自身独立也无法捍卫的晚清和民国阶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美苏冷战的严峻形势而拼命发展军事力量以求保证自身安全的冷战时期后，今天的中国正跃迁为一个具有地区乃至全球性影响的地区性大国，和世界主要政治力量的关系也变换为普通大国间的关系。在近现以来的人类社会，经历了马克思所说的“由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转变”之后，中国落后那些先发国家一步，在经历20世纪上半叶以来通过艰苦努力实现国家独立自主、和20世纪下半叶以来通过内部资源积累和改革开放实现国家富强后，中国已由原先与世界若即若离的一部分，转变成全球化时代人类经济政治生态系统中的有机一员。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中国的，中国与世界，也在重构起一种新的关系。
一定要对“大国”有一个新的定位
在文明形态实现变迁、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流露出恢复历史原型的新图景下，当下中国实际上正在经历新一轮文明复兴。一个大国的形象重新在这块东方大地呼之欲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在近百余年来的重要转折。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把握这种转折？
一个国家民族处在了一个新的非常时段，它不能仅仅是一个客观事实，同时，它还应该是一种主观判断，和在这种判断下主动积极的战略思维调整。在国家发展的情势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在战略思维、国民心态以及宏观的政策安排上，不相应作出变革自新，或观念与精神世界的滞后，不仅将使国家发展的机遇白白丧失，而且还可能会使国家进程出现新的曲折、甚至断送文明复兴本身。当代中国人在对待中国自身及中国的世界参与问题上，也正处在了一个需要转变战略思考方式、对中国下一步走向作出谨慎运筹的时刻。
应该看到，中国的新一轮文明复兴，仍然只是进行时态而并非是已经实现的事实。从以往一些国家的文明复兴和文明更新经历来看，一个国家民族的崛起，又是一个充满了风险的过程。文明形态的变迁、国家实力的增强、与外部世界接触交往的增多，不仅意味着国家内部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剧变，而且意味着内部变迁也将影响到对外政策安排。在内部变迁不能很好掌控、以及对外政策安排出现失误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复兴，就面临强大的内外压力。因此，今天的中国在重新找回大国感觉的过程中，一定要对“大国”，有新的定位，要对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文明复兴进程，做出稳健的安排和扎实的推进。
一个没有变革和创新的大国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
一方面，要以果断高效的国家制度创新，不断塑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内部生活机制。文明复兴是对旧事物的继承扬弃，和对新事物的发展运用，在充满了希望的同时又饱含着挑战，在对传统的恢复或破坏、同时又创造新的事物的过程中，利益与情感的调整，也会与社会的承受力之间，产生严重的紧张。在文明复兴中的成本付出，所产生的大量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发展演变到一定程度、而又不能得到很好解决时，就有可能给国家内部生活带来强大的负面冲击。为应对因文明复兴所带来的人口、就业、环境、社会保障等等方面的压力，就不仅要对这些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更要以积极的变革，相应做出国家制度上的安排，以消灾除患，未雨绸缪。
另一方面，又要以坚强有力而又充满感召的对外政策安排，在实现与保护扩大了的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为东亚和整个人类的和平安宁积极探索，做出自己的贡献。21世纪的中国依然面临着20世纪、甚至19世纪中国的任务，如国家统一的大业尚没有最后完成；21世纪的中国又极大地不同于以往时代，中国已成为世界的有机构成部分，在地区和全球层面都有着广泛的政治影响力。因此，中国不仅要站在中国看世界，想方设法要利用全世界的资源为中国自身谋利益，同时还要站在世界看中国，懂得一个正在处在文明复兴、国力日益增强的中国，当下正处在人类生态系中的何种位置，应该为地区安全与人类和平，发挥出什么样的功能和做出什么样的新探索。
文明的复兴不是简单地模仿他人成果，他必定会有自身的独特创造。一个没有文明创新的大国，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都曾扮演着大国的角色。但这个大国，并不只是地理广阔、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庞大、军事能力雄视天下，而且还是文明教化程度无与伦比、典章规范完美齐备、道德理想怀柔远人。“大国”的“大”，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不仅意味着硬性实力的超群，还意味着文明与价值观的示范效用无人能比，单纯的硬件实力展示，仅仅是大国内涵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一小部分，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信仰和制度的理想追求，对一个有着高度和谐的人间世界的不懈探索，这些独具一格的文明创造，才使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古国，并成为其他民族所效仿的对象。当代中国在新一轮文明复兴进程中，也应该如19世纪时美国著名演讲家爱默生所说，要有独立自强的文明与文化心态，在文明创造上发挥出自身的想像力，有志于在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不同层面，不断创造出可为全人类共同分享的新的事物。
大国不仅意味着实力，也意味着心态
在此过程中，全国民范围的大国心态的重新打造，也非常必要。大国不仅意味着实力，也意味着心态。一个领土广大、实力超群的国家，也可能是一个心态上的小国。简单地再用20世纪的中国人的心态，来打量他人和思考自己，对处在文明复兴进程中的国家来说，已并不完全适当。上善若水，有容乃大。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大国”的这种理解，在21世纪尤其值得中国人继承借鉴。
本报特约评论员东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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