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在整个20世纪的百年历史中，1949年10月1日红色中国的诞生，影响了以后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方向。中国的这一巨变，集中地反映在我国的外交领域。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从当时两个阵营严重对峙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重大外交决策，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苏联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还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
在建国初期的外交战线上活跃着一批年轻的外交官。他们来自解放军、学生和我党地下工作者。由于缺乏外交经验，加上人力不足，摸索阶段的新中国外交难免出现了一些仓促场面。
在新中国成立55周年之际，为了了解新中国成立时的外交活动，记者来到了外交部档案馆。
据档案馆鉴定开放处处长张素林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交档案十分有限。当时承认中国的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党际交往比较多，有关这部分材料都保存在中联部，所以存放在外交部的有关当时外交的资料比较少。
接贵宾找错车厢
据档案记载：1951年，为举行国庆活动，从9月10日起，我外交部工作人员就开始张罗起准备迎接外宾的工作。但限于人力不足，加之对迎宾工作内容的生疏，迎送工作显得很慌乱。如：第一次赴机场迎接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与涅鲁达夫等人时，由于事先分工不细，在机场没有人负责搬运他们的行李，结果临时由于行李的问题而影响了整个行程的安排；另一次中方接站人员在车站欢迎越南代表团时，由于事先未把代表团乘坐的列车车厢顺序搞清，结果扑了个空。
在迎送贵宾时各组配合也不够，分工也不明确，常常发生接待室无人准备烟茶、月台票无人付款购买等情况。送外宾时，买火车票的是一个人，送行李的是另一个人，结果是送行李的人找不着车在哪里，买车票的人不知道行李放在哪里。
此外，据档案记载，办公厅总务处在各项工作中有时缺乏适当的配合。如布置大厅时放错花盆，在机场和车站支付招待费用时未能主动协助，负责买月台票的人有时竟拿不出钱来买票。
迎送后期由于吸取了前一时期的经验，因而比较顺利。工作最忙时，一天迎接了四批外宾，共计32人。规模最大的一次送走了36位外宾。
国宴请柬落了重要嘉宾
国庆节的宴会简称国宴，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能出现差错。但在1951年的国庆宴会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据一份1951年外交部国庆总结档案称：那次出席宴会的共450人，这对成立不久的外交部工作人员来说，显然缺乏足够的经验。例如，由于事先联系工作未做好，直到宴会开始前一小时才得知，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三国代表团当日不能抵达北京，苏联代表团成员的名单在他们到达北京饭店后才搞清楚。这使安排座位和配备译员两项工作都受到影响。
邀请参加国宴的名单经过各级领导审完后，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才发现，竟未列入朱德夫人康克清同志的名字，临时被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余心清局长发现，但由于时间太紧，再邀请为时已晚。请帖及席次通知等发出过晚，各宾主不能来者多不能及时通知，以致临时调整席次，异常忙乱。
宴会方式决定太迟
开完宴会后，宴会组的同志进行了总结。我们在负责人写的总结报告中看到以下几条总结：1.宴会方式决定太迟，以致一切均感慌忙。2.我个人对于中外宾主均不熟悉，临时出任总指挥未能称职，很不合适。3.以后需要在人事方面较为熟悉的人来担任总指挥，那么对于事先安排座位和临时调动席次两项工作必能做得更为周到。
新中国6次阅兵各具特色 天安门见证我军壮大成长
阅兵，是一项极其隆重的军事仪式，它可以展示一个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和武器装备，可以树立国家军队的军威，更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国威。据今年解密的档案显示，从1949年开国大典起到1955年，新中国每年国庆节都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国庆阅兵。
1949年4架飞机携弹受阅
档案显示，1949年的阅兵活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军事盛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率领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的分列式由东至西从天安门城楼前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首先通过天安门广场，陆军出现在阅兵式上的是大量的步兵、骑兵，还有少量的炮兵、装甲兵、摩托化步兵、装甲步兵、坦克兵和骑兵师。在步兵行进的同时，空军17架飞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行受阅，都是缴获敌人的螺旋桨飞机。为防备敌机突然来袭，其中有4架是携弹飞行。
开国大典阅兵受阅部队共16400人，火炮119门，坦克和装甲车152辆，汽车222辆，飞机17架。
1950年1900匹白马最壮观
档案显示，当年国庆阅兵最壮观的应数骑兵部队驾驭1900匹白马，分成六路纵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的景象。空一师组建不足4个月，准备时间只有30多天，参阅飞机仅19架，受阅战机以整齐的队形两次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
1951年民兵大队首次参阅
阅兵队伍中出现了民兵大队，这些民兵都是华北老解放区民兵的代表。第三次国庆阅兵受阅部队最前列的方队是正在军事学院受训的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高级军官。
1952年阅兵队伍中民族大团结
与往年不同的是，民兵大队的成员来自汉族和多个少数民族，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手里拿着新式的作战武器。在此次阅兵的活动中，公安部队首次参阅。摩托化步兵方队也成了阅兵队伍中一道靓丽的风景，160辆摩托车煞是威风。
1953年火箭炮兵方队首次出现
火箭炮兵方队第一次出现在受阅队伍中，使用的还是苏联的“喀秋莎”火箭炮。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
1954年彭德怀检阅各部队
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阅兵总指挥杨成武陪同下检阅各部队。随后举行了分列式检阅，受阅部队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广场。受阅各方队包括军事院校、公安部队、水兵、步兵、骑兵、摩托步兵、伞兵、炮兵、坦克、空军部队等38个方队和4个飞行梯队，受阅部队共10384人。
1955年着新制式军服受阅
档案还显示，此次阅兵为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后的第一次阅兵。部队官兵穿着新制式军服，佩戴军衔、领章，军容焕然一新，使这次阅兵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文/本报记者 杨章怀)
被以“开拓团”名义骗到中国的大批日本侨民遣返揭秘
日本侵华时，曾经利用恩威并施的手段，将居住在日本的大批偏远的贫苦国人，以“开拓团”的身份骗至中国定居。但是，日本很快就被中国人民赶出国门，大批的日本战俘已经被遣送回国，大部分的日侨也陆续撤出中国。至1952年，仍有3万多名在华的日侨有待遣返。这些日本侨民许多已经和中国内地的人结婚生子。大部分日侨对中国也有很深的感情，但也有一部分想回国的日侨，由于当时日本政府的百般阻挠，因此一直都没能和亲人团聚。
外交部最近解密的105-30064-01号档案显示，中日双方在遣返日侨问题上，有合作也有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签署备忘录
1953年1月31日，日本政府委托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会、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组成的代表团来京商谈在华日侨回国的事宜。中方首席代表为廖承志、日方代表团团长为岛津忠承。
经过多次的协商、谈判，中国红十字会和日方的三团体代表团签署了“备忘录”，备忘录对日侨归国问题作了明细的说明。比如，日侨去留自愿、双方的红十字组织大力协助留在中国的日侨和与远在日本的家属通信。在中国，中国人和日本人所生的小孩，尚未满16岁的都做中国人处理。满16岁者根据本人意见选择国籍，对希望回国的准其回国等等。
双方通过不断联络，中方还通报了遣返日侨的人数，日方的船只在具体码头迎接和为日侨归国准备食物。
遣返第一批日侨
1953年3月22日，负责迎接日侨回国的第一艘船“白龙丸”到达天津港口时，当时约有900名日侨已经集合在一起，准备登船回国。他们当中，有的经过与中国人长期一起生活，建立了血肉联系，有的已同中国人结婚生了孩子，还有的孤儿也是由中国人民一手把他抚养长大。
所以，前来欢送的还有他们的中国亲人以及好友。大家都依恋不舍，有的抱头痛哭，有的相拥而泣、难舍难分，此时的惜别显然已经超越了国界，是亲人之间离别的痛苦。随着汽笛的长鸣，码头和船上断肠的痛哭连成了一片。这些日本孤儿朝着在码头上挥手告别的中国亲人深深地鞠了个躬，以感谢中国亲人对他们的抚育之恩。
日本“公报”无理 我外交部针锋相对
从1953年3月下旬开始，日本政府派来接日侨的人员陆续抵达中国规定的码头，从1953年3月开始被遣返回国的日侨共11批，29040人。随着一批批日侨的归国，日侨回国问题本来已经由中日两国人民团体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但是1955年7月16日，日本外务省又就所谓“撤退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问题”发表了一项公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毫无根据的指责和片面的无理的要求。
随后，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也发表了声明，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撤侨问题没有进展”是没有根据的，而是恰恰相反，“中国在日本有数万侨民，他们的正当权益并未得到应有的照顾。他们同祖国和家庭的联系还受到阻扰，他们更没有回国的便利。”
日侨又返回中国
据外交部档案：记载个别随日侨到日本的中国妇女,要求回中国的，已经随1955年2、3月日本来船回来了；曾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妇女回国后要求再来中国的问题，我们的处理方法是回信要求本人，直接写信给她的丈夫或其他家属，由家属向政府部门办理入境手续，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人回来过。(文/本报记者 杨章怀)
为赶女王加冕爬珠峰 有人提议珠穆朗玛改名“伊丽莎白二世”
1953年5月29日，人类首次征服地球第三极——珠穆朗玛峰，而成功登顶者则是英国登山队员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诺尔盖。时间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终年冰雪覆盖的珠峰仍然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登山者，然而，在外交部的档案记录中，关于首登珠峰的记载却由于涉及到疆土问题而并不令人“愉快”。
征服珠峰为女王加冕献礼
1953年初，由英国汉特上校率领，丹增、希拉里等人组成的英国登山探险队带着强大的装备由尼泊尔境内出发，开始了征服珠峰之旅。队伍中，住印度的尼泊尔向导丹增被当地居民称为“雪山之虎”，有着丰富的登山经验。4月中旬，登山队将大本营安扎在孔布冰川，按计划，他们要在6月3日前登上珠峰。
为什么要选择6月3日这个日期作为最后期限呢？原来，6月2日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的日子，登山队员们想把征服珠峰作为加冕献礼。
1953年5月29日，珠峰被插上英国、尼泊尔的旗帜。3天后，伊丽莎白女王在加冕典礼前夕得到了征服珠峰的消息。印度、尼泊尔等国政府纷纷致电英国表示祝贺，有人甚至提议将珠峰另外命名为“伊丽莎白二世峰”。
攀登珠峰侵犯我国领土
我国西藏外事处得知消息后收集了大量材料，证明英国登山队攀登的珠峰在我国的西藏地区，随即将此事上报到外交部，外交部将西藏外事处的材料转给了我驻印度大使馆。
珠峰不仅属于我国领土，而且一直被西藏人民视为圣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登山队攀登珠峰必须得到西藏方面的同意。在英国人JAMEB BAMBEY ULLMAM 1948年出版的《KINGDOM OHADVBTYVB——HVHBMBT》一书所绘的地图中，珠峰位于中尼交界处，三角形的珠峰的大部分以及峰尖均位于西藏。1938年到达珠峰地区的英国探险队也证实，珠峰为扎绒布冰川及扎绒布河谷之发源地。种种资料表明，珠峰在我国领土范围内，珠峰南坡属尼泊尔，与印度无关，与英国更无关，英国人到上面去插旗总是错的。
概不参加攀登者集会
6月27日，攀登珠峰的尼泊尔人丹增来到德里受勋，英国专员及尼泊尔大使举行招待会表示欢迎，英国与尼泊尔均邀我国大使参加，但被中方委婉拒绝。
无独有偶，6月29日，印度总统也要为攀登珠峰的英国人泰新授勋，邀请我国驻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以上馆员参加，晚上还要举行招待会，虽然印方没有明确表示是为欢迎登山队，但实际上确是为登山队举行的招待会。
碍于印度总统的面子，我驻印大使立即向外交部请示，得到外交部的明确答复：“对印总统欢迎珠穆朗玛峰攀登者的招待会亦不参加”，“今后有关攀登者集会概不参加”。
首登珠峰 成功还是骗局？英国登山队首攀珠峰遭质疑
1953年7月18日，印度《闪电报》上所载有关“额菲尔士峰探险队”的一封信。
先生：
祝贺你暴露了“额菲尔士峰(即珠峰)探险队的骗局”，我有一篇令人注意的新闻，是一位刚从卡德满都回来的朋友带来的，它引起了对希来里(即希拉里)和天星(即丹增)征服额菲尔士峰一事的疑问。
我的朋友在卡德满都和一位曾与探险队一起的人结识了，这位希尔帕人迟疑了好久才透露出这个消息，当报告额菲尔士峰已被征服的那天，他在最高的一个营帐中，他说，实际上绝没有人爬到过顶峰。
他说，天星和一个英国老爷一清早就出去爬山，那天天气并不太好，他们二人在午饭前一小时左右回来，英国老爷们立刻举行了秘密会议，天星也出席了，午饭延迟了。
于是，他们告诉随着探险队的挑夫们，天星已经征服了额菲尔士峰，当下一日，探险队开始下山时，一直和挑夫们一起的天星离开了他们而去，和英国老爷们在一起了。
有两次他单独和天星谈了话，天星告诉他，英国老爷们强迫他说谎，当队伍到达阳波杰和卡德满都时，要他说他们曾到达山顶。
尼泊尔人民怀疑此次征服……
你的忠实怀疑者
第一步艰辛走向世界 新中国首赴奥运之约
1952年7月19日，第15届奥运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2月5日，台湾致电国际奥委会要求参加该届奥运会，同年7月，新中国接到该届奥组委主席、赫尔辛基市市长佛伦凯尔以及国际奥委会的邀请。然而，奥运会前夕，中国驻芬兰公使馆官员就国旗及台湾代表团问题，展开了一场“外交斗争”。
芬兰商店出现台湾旗帜
外交部第113-00159-3号档案记录，1952年7月10日，新中国驻芬兰公使馆姚登山代办拜访了时任芬兰外交部秘书长的塔耶尼。姚登山提出，发现赫尔辛基市文斯勃朗那狄路33号一家书店及铁路广场一家名叫SOKOS的商店内，悬挂着台湾国民党的旗帜,希望芬兰外交部采取措施，将店内的国民党旗帜撤去。
对此，塔耶尼表示十分抱歉，并指出，这是个别商店由于对政治无知犯下的错误，他将通知有关方面将台湾旗帜撤去，并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会谈后，中国驻芬兰公使馆工作人员顾丞亲自来到两家店中，要求撤下台湾旗帜。
禁台入境遭芬兰政府拒绝
7月12日，姚登山拜访芬兰外交部部长杜密，谈到再次在商店中发现台湾旗帜的事。杜密表示，商店中出现台湾旗帜是商人无知造成的，芬兰政府会劝告他们。
随后，姚登山又提到，希望芬兰政府禁止台湾国民党代表及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杜密表示，芬兰政府希望新中国参加奥运会，但台湾参加奥运会是国际奥委会邀请的，芬兰政府不能阻止他们入境。
当天下午，芬兰外交部政治司副司长勒白电话通知顾丞，芬兰STOCKMANN百货公司已陈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表示会有更多的新中国国旗在芬兰商店内陈列。
台湾旗帜仍悬挂街头
7月14日，顾丞发现，STOCKMANN百货公司及亚历山大大街，仍悬挂着台湾旗帜，塔耶尼了解情况后表示会予以解决。
当日下午1时，亚历山大大街协会主席打电话给顾丞，对悬挂台湾旗帜表示道歉，希望此事不会影响中芬关系。他表示，将在街上增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但却以拆卸困难为由表示暂不撤掉台湾旗帜。这一意见遭到顾丞拒绝，顾丞指出，希望对方不要因有困难而犯政治错误，对方则表示要妥善处理。
7月18日，顾丞再次提出，芬兰大街仍悬挂有台湾旗帜，要求芬兰政府采取措施解决。
芬兰外交部表示无能为力
7月24日，姚登山代办在赫尔辛基部分大街再次发现仍有台湾旗帜悬挂后，打电话向塔耶尼询问。塔耶尼表示，芬兰政府已劝告相关商店和个人，并要求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塔耶尼说，挂旗是个人行为，芬兰政府不能用法律手段干涉。
此后，塔耶尼变得很不耐烦，并将电话挂断，中国驻芬兰公使馆也没有再与芬兰政府交涉此事。
7月29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参加奥运会，第一次走进奥运赛场的新中国运动员虽未取得成绩，但维护了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合法权利。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