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中产阶层泡沫

　　按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中国适龄人口中只有4.1%的人可以算做实际意义上的中产。面对如此少的数字，我们不得不承认，中产还很难称之为中产阶层，而他们创造的特殊的消费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态度，也很难称之为中产阶层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它最多只能算是一种精英文化

　　本刊记者/李径宇

　　您，中产了吗？

　　对此问题，100个接受调查的中国人中就有46.8个人持肯定答案。显然，这个来源于中国社科院抽样调查的最新数据表明，中国人当下的自我估价空前的高涨。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数据是中国国民们一厢情愿的自我评价。在此次调查中，围绕中产数量最终的综合指标数据表明，100个中国内地适龄人口（16～70岁）中只有4.1个中产。

　　事实上，“中产”在中国仅仅是个“刚刚”出现的新生概念。参与此次调查并主要负责撰写调查报告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李春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实质意义上的中产仅仅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在时隔几年后的今天，就有如此之多的人自认为进入了中产阶层，真有点不可思议。

　　如果中国的中产阶层业已成熟，整个社会的形态将发生根本改变，一切的资源配置，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必须重新建构和考量。

　　但是，调查数据理性地告诉人们：中国远远没有出现中产阶层。

　　李春玲说，所谓中国的中产阶层，还只是部分传媒与学者造出来的神话和泡沫。问题在于，在空前繁荣的中产泡沫下面掩藏了一系列的社会现实，并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公众对中产现状的盲目乐观，将会直接导致中产市场出现虚高。

　　什么是中产？

　　此前的几年，许多学者在提到“中产阶层”（middle class）、或“中间阶层”、

　　“中间层”等概念时，都抱有乐观的态度，无意中给公众的一个感觉是，中产在中国已成气候。但是，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或存在中产阶层，以及到底有多大比例的人口可以被归类为中产阶层，专家学者们莫衷一是，他们对中产阶层的概念界定和归类指标的认识也差异极大。

　　由于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对“中产”的明确定义，这可能是导致公众不能正确评价中产的根本原因。

　　李春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美国，调查中产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根据被调查者的主观认同来判断，而在中国，这个办法显然行不通。

　　于是，此次在对中产阶层做调查时，李春玲和她的课题组成员综合考虑了衡量中产的各种意见。通常说来，有四方面标准：一是职业标准，二是收入标准，三是消费及生活方式的标准，四是主观认同的标准。

　　根据这四个标准，可以描摹出中国现代社会的“中产”范畴——中产阶层成员应该是从事白领职业的人，即非体力劳动者，与蓝领工人（体力劳动者）相对应；

　　经济收入应该保持在中等收入水平或更高水平，经济条件比较宽裕；

　　代表着现代社会主导价值所推崇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其消费习惯、审美品味和一整套生活方式构成了中产阶层文化（这也许是中产阶层最为标志性的特征）；

　　具有共同的身份认同，比如，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或者，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或更高等级，同时，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趋向温和的改良主义和道德的相对主义，通常不会支持极端的、激进的政治运动（如革命、暴力、造反等），而是主张渐进的改革方式，对新生事物和新变化采取开放的、宽容的、相对主义的态度——因此，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倾向被认为是社会稳定及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

　　“这可能是目前国内对中产最客观的一个划定了”，李春玲说。她希望，给出一个明确的标准后，能平息大家对中产问题的喧哗和炒作。

　　中产市场的虚高

　　在没有弄清楚概念之前，中国人在传媒的炒作声中开始人云亦云，给中产者的脸上贴上了许多外在的标签，比如“去海滩晒太阳”、“组织私家车队去探险”、“星巴克、蓝山”、“沉浸在交响乐中不能自拔”……于是，各种自命为中产文化的生活娱乐方式便充斥在城市的橱窗里，一些对美好生活充满叹服的人们开始沉浸在物质的浮华中感受非物质的快感。中国，往往当一个词语描绘出人所向往的生活状态时，许多人便会在一夜之间都成为这个词语的追随者，比如曾经名满江湖到今日已臭大街的“小资”，比如眼下的“忽然中产”。

　　中产市场俨然成为国内商家争夺最为激烈的大蛋糕之一。仅仅两三年间，市面上便雨后般涌现出为中产量身定做的房子、车子、保险、乃至旅游计划等。有专家们还煞有介事地设计了“上中产阶层”、“下中产阶层”、“蓝领中产阶层”、“白领中产阶层”等名目，一边为中产阶层扩容找理论依据，一边为中产市场煽风点火。

　　有人认为，任何健康的市场都必须有恰到好处的“泡沫”做兴奋剂，中产阶层的发展过程也是这样。持这种观点的人们以为，目前国内的中产泡沫是好事。然而此前新华网的一个调查表明，当前我国社会消费结构中已经出现了特有的“富人低消费”现象，即“有钱人低消费，想消费的又没钱。”

　　中产阶层缺位也许是这种畸形消费结构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中产阶层成员太少，所以无法形成追随高消费的社会风气，也无法调动低消费人群对中产阶层消费观的追捧，所以，市场出现了冷场。

　　这种冷场是值得警觉的。曾经有一度，连经济学家们也弄不懂中国人究竟是穷还是富了。说中国人有钱，但消费水平就是上不去，大家都在省着花；说中国人穷，但银行里有几万亿私人储蓄，政府只好一再降息以刺激消费。

　　中产市场的冷场，迫使人们要弄清楚一个问题：中国的中产究竟有多少？

　　中产阶层的实际状况

　　在中产泡沫开始盛行的2001年底到2002年，中国社科院就开始不露声色地对中产状况进行缜密的调查。调查由李春玲所在的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项目组具体操作。

　　在调查过程中，项目组采用分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办法，选取了全国12个省、区及直辖市（包括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黑龙江、河北、河南、江西、四川、贵州、内蒙古）的73个区县，抽样调查了16～70岁非学生身份的适龄社会人口5860人。所有数据分析均采用了加权数据。

　　按照划分中产的四个标准，调查组用数据描绘出了中国现代中产的基本概况：

　　在职业分布上，占适龄社会人口15.9%的五类白领职业是职业中产，他们是党政官员、企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

　　在收入水平方面，调查共选取了六类不同发达程度的城镇和乡村，根据不同的月收入平均值取中等以上水平（这个数值全国相差较大，比如在北京，大概月收入应达1万多元，但在其他普通城镇则要低很多），得出占适龄社会人口的24.6%是收入中产；

　　在消费及生活方式方面，调查列出四类消费品：1.由彩电、冰箱、洗衣机构成的老三大件；2.组合音响、空调、手机等家电；3.电脑、摄像机、钢琴等高档消费品；4.家用轿车。调查按此四类消费品打分（如拥有一件第一类或第二类消费品可得1分，拥有第4类消费品可得12分），得到6分以上的，算做消费中产。结果达到这个标准的占适龄社会人口的35%。

　　在主观认同上，男性中有49%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女性中有44.6%的人也认为自己是中产，平均起来，有46.8%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属于中产。

　　从单个的划分标准来看，中国的中产阶层确实已经相当庞大了。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内地的适龄社会人口（16～70岁非学生身份的人口）的总数约为85817.9万人，按上述比例推算，职业中产有13645.1万人，收入中产的有21111.2万人，消费中产有30036.3万人，自认为是中产的有40162.8万人。

　　事实上，如果以四个指标共同界定中产阶层，即某一个人既是职业中产（白领职业），又是收入中产，同时还是消费中产和主观认同中产（家庭消费达到小康并认为自己处于中等或更高的社会地位），才被归类为中产阶层，那么，这个数字仅为适龄人口的4.1%，占中国内地总人口（126583万人）的2.8%，仅为3518.5万人。

　　造成公众主观认同中产的比例和实际中产比例如此悬殊的原因，除因中产概念的模糊外，李春玲认为，也主要由于中国20多年来改革的结果基本上还是让国民普遍受益的，大家在受益的过程中自我感觉良好。

　　面对如此少的实际意义上的中产，我们不得不承认，中产在数量上还很难称之为一个阶层，而他们创造的特殊的消费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态度，也很难称之为中产阶层文化，也就无法发挥中产阶层在其社会中起到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最多只能算是一种精英文化。

　　然而，这并不能否认中产人士对当下社会的重要影响。李春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中产的数量很少，但由于他们大部分都集中在发达城市的政府、媒体及新兴产业等重要部门，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公众。”■

　　他们不属于中产阶层

　　中国先富起来的那些个体工商户很少进入现代中产阶层。因为他们是靠钻政策的空子富起来的，等政策一完善，他们就没有继续敛财的机会了，同时，由于暴发户心态所形成的消费习惯和特定的文化氛围，注定了这部分人与现代中产阶层格格不入。

　　中国目前五种最有可能成为现代中产的人是：科技企业家、金融行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各类专业人员尤其是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员、国外驻华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现代个体私营企业家中的一部分

　　本刊记者/李径宇

　　大约在1910年，美国社会学家、威斯康辛大学教授E·Ａ·罗斯踏在中国的土地上，断言：“假如中国人有幸经历一个持续、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这一阶段不至被任何历史的反动、外族统治及内乱所打断，那么，至多需要两代人的时间，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就会与美国平民的生活水平不相上下。”

　　彼时，所谓的“美国平民”就是中产阶层成员。今天看来，罗斯的预言似乎更像是一种嘲讽，因为，他说这句话时，中国正在遭遇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蹂躏。此后的近70年里，中国被战争和政治运动折磨得体无完肤，根本就不可能有中产阶层滋生的机会。

　　不管怎么说，作为社会学者，罗斯差不多在一个世纪前就向中国人展示了中产阶层主导下的社会的生活水平。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在改革开放后，当中国人在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中成长了20年后，中产终于出现了。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中产是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决策产物。所以，中国最早的中产者，主要出自那些少数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人中间，其中有一些是个体工商户从业者。

　　李春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个体工商户从业者不能完全依据白领与蓝领的职业分类来划分中产还是非中产，因为他们中一部分是白领，另一部分是蓝领。按照马克思的划分方法，个体工商户是中间阶层，因为他们处于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现代学者将这部分人称为老中产阶层或传统中产阶层，与新中产阶层或现代中产阶层相区分。现在，通常所说的中产并不包括这部分人。

　　这些早期富裕起来的人，一度被社会揶揄为“暴发户”。因为他们是靠钻政策的空子富起来的，等政策一完善，他们就没有继续敛财的机会了，同时，由于暴发户心态所形成的消费习惯和特定的文化氛围，注定了这部分人与现代中产阶层格格不入。

　　说到底，中国先富起来的人很少进入现代中产阶层。目前，学界公认的一个说法是，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产是从上世纪末出现的。而经济学家萧灼基认为，本世纪初的10至20年将是我国中产阶层形成的重要时期，随着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加，他们将成为社会的实力群体。

　　未来，5种人最有可能成为中产：科技企业家、金融行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各类专业人员尤其是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员、国外驻华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现代个体私营企业家中的一部分。 ■

　　中国中产：仅具雏形

　　时下被炒得很热的中国社会“中产阶层”，仅仅是在某些方面与西方中产阶层特征有些类似，仅仅是种“雏形”

　　文/张宛丽

　　现在被社会上炒得很热的“中产阶层”，还有一些近似的称谓，如“中间阶层”、“中等收入者群体”、“新富群体”、“白领”等。“中产阶层”并不是像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那样是一个单纯、紧凑的阶级。在西方有关社会分层理论中，对“中产阶层”没有统一、严格的界定，但一般认为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

　　1.职业构成上，以各种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办公室办事人员、包括政府雇员等各级政治和经济管理工作者脑力劳动职业为主要成分；

　　2.他们已形成了一个由“靠工资谋生”的雇佣劳动者组成的集团；

　　3.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一般地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程度不同地或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或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

　　4.他们的政治态度、生活习惯、文化教养以及价值观念，不仅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

　　5.普遍存在着 “地位焦虑”现象，为保持现有社会地位感到紧张、压力；

　　6.关注并积极参与、推进现代社会公益事务；

　　7.强调尊重个人隐私，在社会生活中已形成一套私生活领域的行为规范及交往准则。

　　而今天尚在发育的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的“中产阶层”，都有一些什么特征？

　　1.在社会消费及生活方式上，讲究独特品味，唯西方文化格调马首是瞻；

　　2.开始形成特有的私生活领域的行为规范及交往准则，以不同程度的个性化行为抗衡传统价值评价，张扬个性；

　　3.关注自我的社会形象，追求社会成就，并具有一定的“精英化”、“贵族化”心态；

　　4.心身紧张，精神压力大，存在较强的“地位焦虑”；

　　5.关心并一定程度地投身社会公益事物；

　　6.对社会政治生活淡漠，热心社会经济改革，行为上既求稳、务实，又积极进取。

　　由此可见，时下被炒得很热的中国社会“中产阶层”，仅仅是在某些方面与上述西方中产阶级特征有些类似，仅仅是种“雏形”。

　　在现阶段中国社会中处于雏形的“中产阶层”，距离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力量还有相当艰难的发展路程。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受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所规定，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一是被多重社会结构要素所分割；二是受到建构性互动——一种历史的承继与现实的建构、正式制度因素与非正式制度因素、先赋因素与后致因素等共同作用的影响。

　　就多重分割而言，在不同地区，中等收入阶层被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域社区所分割，导致社会认同“难产”；在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及其单位类型上，他们被不同经济所有制关系所分割，以至在资源及机会占有上具有相当的差别；在价值观及社会行为规范方面，则呈现出传统性、现代性及“后现代”等三种不同社会属性，以至遭遇“阶层认同瓶颈”。

　　根据另一位学者李培林的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50%以上、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50%时，“中产阶层”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群体。而中国社会现阶段城市化水平尚不足40%，第二产业占主导，第三产业的比重仍较小，中产阶层赖以生长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等的社会环境仍为初级阶段。更何况，目前国企改革中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进城务工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3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和2000多万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人口的脱贫问题，特别是对公民私有财产及私生活领域的法律保障、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发言权及选择权的制度认定等，都是关系到中国中产阶层发育、成长的制度性、结构性的制约条件。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中国中产阶层便很难成为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主流及中坚。 ■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