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变态公敌

　　变态是人的心理和行为失衡的非常规状态。现在的问题是，当一些变态者的个体悲剧演变成为社会悲剧时，我们该如何应对？

　　变态杀人者的最可怕之处在于，他们的变态心理可能导致任何一类人成为他们的刀下之鬼，从这一意义上讲，他们是反社会的。

　　所以说，与一般的刑事犯罪不同，变态杀人者是社会公敌。

　　本刊记者/李径宇

　　41岁的李平平已是满头白发，黝黑的脸上布满皱纹。这个沉默寡语的男人，原本是北京的一名出租车司机。如果你坐在他的车上，他给你的印象很可能是：憨厚。

　　然而，法学专家将他归类为“变态杀人者”。他喜欢杀“小姐”。

　　2003年6月，当这名出租车司机终于被“请”进公安局时，已经有5名年轻的“小姐”在半年内陆续死在他的手中。有的“小姐”在被碎尸后，竟被他生吃掉眼睛和肾脏。

　　“我就是不平衡，我辛辛苦苦一个月也挣不了2000块钱，她们（小姐）如此轻松地就能挣这么多钱。而且，她们坐我的车从不拿正眼看我。”在审讯中李平平供认道。

　　李平平的不平衡心态由来已久。警察们后来查证，1995年5月27日，因不满自己被辞退，他持刀将原所在公司经理宋某家一家三口杀死后焚尸。在此之前的4月1日，他因为嫉妒万某富裕，在其家中纵火。

　　如果李平平的这种不平衡心态（已演变为变态）及早被矫治的话，悲剧或可避免。而问题是，在发现了丈夫变态后，李平平的妻子不但没有制止反而还做了他的帮凶。

　　眼下，最引人注目的变态犯罪者当属河南新近被判死刑的黄勇和杨新海，他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两起系列杀人案。可怕的是，变态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是深藏于心底的，在没有被破案之前，他可能就是你身旁的一个安分守己的“好人”。

　　变态杀人者的基本特征

　　关于变态杀人的概念，在今天的中国法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简单地说，变态犯罪是由心理发生变态而引发的犯罪。

　　此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变态是相对常态而言，常态就是我们在统计学中的中间的一部分，而极端的那部分就叫变态。

　　目前，人们已经总结出了变态杀人者的基本特征：没有显性的杀人动机，只是受自己心理上的某种不正常嗜好或诱因驱使去杀人。通常，他们的杀人目标是特定的一类人，而杀人过程中的劫财行为一般是顺手牵羊，而非主要目的。

　　相应的案例是触目惊心的：

　　2002年，杀人狂魔刘明武从江苏省到安徽省一路狂杀，采取石砸、刀刺等手段，杀死乞丐22人，杀伤1人；

　　同样是2002年，3名犯罪嫌疑人在北京路南窑附近的几家上星级酒店内，将坐台小姐骗出，之后大开杀戒，将13名女子的尸体就地埋入其租住的出租房下；

　　2003年5月24日，浙江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分局巡逻队员在巡逻时破获一起重大命案，凶手交代，他已杀死10人，而且专门找那些走街穿巷收购旧家电的外地人下手。

　　他们杀乞丐、收旧家电的、小姐，他们杀同一类型的人，对他们来说，杀人可能就是主要目的。

　　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财杀、仇杀和情杀有明显的区别。因为被害者平素和他们无怨无仇，所以，死在他们手下的人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凶手为什么要杀自己？

　　由于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杀人动机，所以，这些凶手通常很难被识破。发生在河南平舆县的黄勇案就是这样。

　　2003年10月12日晚上，张某到网吧去玩，没有回家。10月18日，被人们发现后的张某满眼充血，浑身伤痕，已经几乎说不出话来。之后，根据张某举报，平舆县警方将黄勇抓获，并在黄勇家的屋内挖出了十几具尸体。人们没有想到，三年来，黄勇采用在网吧聊天，骗取中学生信任的手段，连续凶残杀害当地20余名中学生。

　　黄勇案发后，差点被他杀害的张某说，“当时，我一没钱，二又不是女的，怎么也想不到他在我身上能有什么打算？所以，就放心地跟他去玩了。”这个孩子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一种人是变态，他想要的东西你根本想不到。

　　变态杀人者的最可怕之处在于，他们的变态心理可能导致任何一类人成为他们的刀下之鬼，从这一意义上讲，他们是反社会的。

　　所以说，与一般的刑事犯罪不同，变态杀人者是社会公敌。

　　“变态不等于精神病”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黄勇作案，事前都精确选择了作案地点、时间、方式，对自己行为的动机、幅度、进程、终止都有辨认和控制能力，而且行为过程中和结束后自我保护良好，并能采取一系列反侦查手段，所以他应负完全法律责任。”

　　然而，变态犯罪者的心态又是畸形的，通常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有很大随意性。

　　此前，辽宁省鞍山市的一名凶手称，自己当初杀人抢劫竟是为了练习胆量。这名凶手的作案初衷如此简单。

　　有报道称，1999年10月29日，这名杨姓凶手和狱友刘某，买来两把橡皮锤，来到辽阳白塔区。刘某看到路边一个男子，便用橡皮锤照着男子的头部打去，男子抱着流血的头跑了，刘某害怕得哆嗦起来。杨某埋怨说：“瞧你的胆儿，看我的。”说完，他一回身，对着一个正在身边行走的女子挥起橡皮锤，将其面部打得血肉模糊，致其昏倒在地。杨某还嫌不过瘾，又照着其头部补了一锤，踢了一脚，然后扬长而去。

　　杨某的这种犯罪动机不突出的情况，被犯罪心理学专家称为“反社会人格”。当年，美国心理学家克里克提出了16种反社会人格的特征。在这些特征中，包括极度以自己为中心，以及对别人的死亡好像根本不在乎等等。

　　事实上，几天后，没有受到惩罚的杨某开始变本加厉，手段十分残忍。杨杀人的目标主要盯在“三陪小姐”身上。1999年的一天，杨某伙同另一人，在辽阳一洗浴中心骗出两个“三陪小姐”，开车到达鞍山和辽阳交界处，将身上无钱的小姐推下车，并将另一个已被同伙打伤的女子张某用扳子打昏。

　　杨某缘何杀人如麻？警方分析说，他的成长经历影响了他一生。46岁的杨某少年时曾在少管所度过大半时光，年长后又被判刑。1998年出狱后，正赶上他父亲患癌症，他多次找工作碰壁。后来人们发现，他抢劫时一律不留活口，先杀人后抢劫。

　　一个人的变态，究其根源还是受了外在环境的影响。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在大多数时候对人的心理健康漠然置之。

　　杀掉20余名中学生的黄勇被抓住后，人们分析说，有一件事可能导致他心态扭曲，从而间接导致了后来一连串惨剧发生：黄勇在南方打工返乡时，带回了一个女人。因没有合法手续，黄被乡政府处罚，且处罚较重。本已贫困的黄勇雪上加霜，那个女人也为此离开了他—— 一些人的内心世界极其脆弱，任何事情都可能导致其变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种人的变态是从小接受畸形培养的后果。比如，有的家庭里喜欢将男孩当女孩养或将女孩当男孩养，长此下去，使孩子产生了性别认同障碍，长大以后形成对同性的好感和对异性的排斥。

　　从媒体对黄勇案的报道情况看，他对同性的外表、服饰产生极度好感，被分析认为属于“施虐狂”。黄勇施虐对象的年龄都相仿、性别也一致。专家认为，他极可能从小接受到畸形的家庭教育。

　　除畸形培养可能导致变态外，孙东东认为，变态者本身的人格都有缺陷，他们不善与人沟通，对自己的内心体验找不到合理合法的排解途径。而人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这样的人，社会交往困难，与社会不能和谐的相处。所以，变态者一般都具有“双重人格”。

　　另外，孙东东还认为，变态者的成长过程中，生活、家庭环境存在一定欠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家里给了他过度的母爱或父爱满足。另一种，他在家庭里得不到应有的爱。这两种情况，导致他们进入社会后自己原来的思维模式要与社会发生冲突。

　　总之，家庭教育的正确与否，对一个人的心态健康与否至关重要。

　　变态杀人案的两个特点

　　从各种案例看到，变态杀人案有两个明显的外在特点。其一就是，作案者大都有监狱服刑或被行政处罚的经历。由此，有人认为，变态杀人案暴露出了中国监狱教化功能的严重失败，是“劳而不教”。

　　据警方介绍，北京的李平平曾在1980年5月，因流氓罪被判处管制1年；1985年12月，又因盗窃被处拘役6个月；1996年，因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15天；河南的黄勇被政府处罚过；杨新海则是在被劳教两次和劳改一次后开始杀手生涯……

　　然而，韩玉胜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几十年来，我国对犯罪人实施的强制性改造，总体效果是好的。90%以上的服刑人员走出监狱后不再犯罪。而国外许多国家的重犯率达到了一半以上，相比之下，我国的监狱改造是成功的。但另一方面，我国人口基数大，服刑人员也多，而且服刑者是流动的，如此庞大的服刑人员，即使很少一部分人重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因而，会给人一种“劳而不教”的错觉。

　　韩玉胜说，今天，有人说“变态杀人”者有一些是重犯，因而就将责任追究到我国的监狱改造制度上，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客观的。事实上，公众更应该注意到，导致这个罪犯第一次犯罪的原因是什么。

　　不管罪犯的第一次作案原因是什么，人们注意到，当他们刑满释放重归社会后，如果没有正常的工作，又没有合理的谋生手段，还是可能走上老路。河南杨新海案的公诉人漯河检察院副院长温国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对刑满释放人员能做的只有‘不歧视’，而很难给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如果给他们安排工作的话，就会给社会造成不良的引导，可能有人专门为此去犯罪，也可能影响到正常的社会价值体系。所以说，我们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置问题其实很为难。”

　　另外，从一些事例还可以看到，变态杀人的第二个特点是：受害者以“小姐”居多。“小姐”往往成为变态杀人的牺牲品。

　　案例随处可见：杀人狂魔贾建虎，1988年和1991年两次因盗窃被劳教、判刑7年。从18岁起，他的时光全部在监狱里度过。　1998年7月15日晚上，出狱后贾建虎在太原五一路上的一家美容店与该店的“小姐”孙某嫖宿，后将孙某杀死，抢走200元现金。从此，贾建虎的“杀人游戏”一发不可收拾。他与歌厅、发廊“小姐”11人嫖宿后，将她们全部杀死。

　　为什么偏偏是小姐？有专家说，一方面，由于“小姐”的职业不受法律支持，也得不到道德的同情，所以即使受害后，也轻易不敢声张，这让罪犯对他们有恃无恐。另外，她们接触着社会中最复杂的人群，出事的几率要大一些。更重要的是，由于心理变态往往伴随着性变态，而“小姐”往往就是变态杀手的首选。 ■

　　沉默的杀手

　　如果社会只关注他们的罪行，不关注他们为什么犯罪，那么，惩治他们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本刊记者/李径宇

　　“羔羊是否已不再哀号?……多多保重!”美国影片《沉默的羔羊》展现了对美国社会变态犯罪问题的深度思考。凑巧的是，在中国的多起变态杀人案破获期间，2003年11月5日，这部影片中的凶手原型“绿河杀手”加里·里奇韦供认：20年内他先后疯狂奸杀了49名妇女。

　　有迹象表明，变态性凶杀案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治安难题。

　　为此，一些国家试图从制度设计入手，对变态犯罪问题及其背景进行理性分析，研究犯罪心理的源头、手段、规律及其能够产生的结果。比较西方，中国这样的研究还很落后，而且远远不能自成体系。

　　专家介绍，在美国，每个医院乃至社区，都有心理咨询机构，人们觉得看心理医生和看外科医生没有两样，是很常见的一件事。美国警察很重视罪犯的心理问题，经常依仗专家分析描述罪犯心理从而破案。同时，美国监狱里常设心理教官，经常对犯人进行心理矫正。这些，在中国似乎还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一项调查显示，今天的中国，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群普遍焦虑，相当部分人患有心理疾病。同时，由于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和农民负担的过重，中国农民中的一些人也不可避免地有心理问题。而这些心理问题，在没有很好的疏通渠道和消解方式的情况下，就随时可能蜕变。

　　长期以来，中国的治安防御体系是封闭的，排斥公众参与。由此，即使是发生了恶性事件，许多人也不知情，导致不久后同样厄运在这些毫无防范的人们身上再次发生。犯罪心理学专家指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无视变态杀人的基本规律。因为变态杀人者是什么人都可能杀的，如果不及早将之公诸于众，后患无穷。而让千千万万人自觉参与一种看不见的社会防御机制，组成一个疏而不漏的法网，应该是防御变态杀人者的重要手段。

　　现实情况是，许多变态者原本是心理研究的范本，但他们往往不能接受有效的访谈，使得他们的变态的内心永远变成了一个谜。不久前，河南的连环杀手杨新海被一审判处死刑后，许多媒体和专家都想去对他进行调查研究，但终未如愿。

　　河南省漯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温国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新海特别喜欢文学，曾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其中，第一章《乡愁》的开头写道：我们村的西边，有一条弯弯的小河……

　　可以想象，杨的内心是怎样的一个矛盾交织的世界。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只是知道，杨新海性格内向，表面忠厚，高中时离家出走，曾被劳教两次，劳改一次，手上沾了67个生命的鲜血。但没有人知道，当初他强奸妇女被咬掉半截舌头的“教训”，是不是成为其后来要强奸人就必须杀死对方的潜在心理暗示；没有人知道，他曾因抢劫被抓获，是否成为其以后抢劫时都要灭口的重要原因；没有人知道，当初他刚刚走出校园去打工时讨不到工钱的事情，对他此后的生存心态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社会只关注他们的罪行，不关注他们为什么犯罪，那么，惩治他们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

　　1.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个人修养差。

　　2.性格都有缺陷。一般都是内向型的人，看上去很老实，自我封闭，不与人沟通。杨新海、李平平和黄勇都是这类型性格。其中，杨和黄都喜欢独自画画。

　　3.客观上，他们具备一些作案的便利条件，比如，杨新海常年独自流窜，黄勇独门独院，李平平开着出租车。

　　4.家庭结构不健全。比如，杨新海家徒四壁，穷得让他从小就“没有自尊”，李平平夫妻关系恶化等。

　　专家论道：如何来遏止变态犯罪？

　　本刊记者/李径宇

　　新闻周刊：从社会的层面上，如何尽量减少变态犯罪？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1.尽可能减少他和社会的矛盾。比如特殊偏执性人格（认死理）、自恋性人格、同时不能通过正常渠道排解内心的体验的人，社会就要关注、干预。事实上，过去也有干预机制，过去都是靠单位，现在要靠社会救助措施，为他提供方便合法合理的排解渠道。

　　2.针对人格缺陷的变态（病态），采取专门矫正措施。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家庭、学校、社会三大教育体系要共同努力。特别是男孩到十三四岁、女孩到十二三岁时，正处在青春期，心理焦虑、烦躁，忧虑自身的生理变化。如果在这个时候，中小学的性教育没有跟上，或者即使有，也仅仅停留在性心理上，对由此伴生的问题，没有提供相应的解决办法，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与社会心理、生活的常规相违背的行为。

　　3.近一两年来，社会出现了一种不良倾向，将“弱者”和“强者”绝对化，如此，必然导致弱者的心理不平衡发展。所以，社会应削弱所谓“弱者”“强者”这样的评判。

　　新闻周刊：如此多的变态杀人者的出现，是不是从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对心理问题关注的薄弱？

　　孙东东：许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内心体验排解渠道而产生了心理变态，而目前的状况是，我们社会心理诊疗机构的严重缺位。尤其是在农村，几乎就没有这样的机构。在城市里面倒是有一些，但数量很少，且心理医生没有几个是专业人士。

　　新闻周刊：从社会的制度设计方面，如何来预防变态犯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国家宪法赋予了公民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在没有发现一个人犯罪前，我们不能对他采取法律手段。

　　西方一些学者有“天生犯罪人”一说，他们认为，有的人生来就是为犯罪的。而我们一直不这样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讲，我国学者认为，人生来是没有善恶之分的，而在其以后的成长历程中，接触了社会，心理会有些变化，逐渐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有的人心理就产生了疾病。所以说，我们需要预防的不仅仅是变态犯罪，而是要预防全社会有可能发生的所有的犯罪。

　　新闻周刊：由于变态犯罪似乎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比如，他们杀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仇杀、情杀或财杀，也就是说，他们的犯罪动机没有具体的指向性，因此，变态犯罪比一般犯罪有所不同，而且其产生后果更加难以预料，为此，有没有专门针对它的预防手段？

　　韩玉胜：从常理上讲，我们发动所有的人来预防变态犯罪，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恰当的。试想，让所有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带上预防工具，随时与人持警戒和敌视态度，那是我们做不到的。

　　事实上，我们能做到的，一方面是对心理变态者进行及时的矫治。日常生活中，变态者不可能不露出某一方面的变态迹象，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应该主动的对他们进行关注和救治。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向特定人群告诫变态犯罪者有可能实施的犯罪行为，比如，黄勇案发生后，学校要对孩子们进行相关的教育。

　　新闻周刊：最近，发生了好几起变态杀人事件，是不是说，变态犯罪率较以前有所上升？

　　韩玉胜：没有。只是媒体比过去更开放，自由度更大了，新闻能够及时地报道出来，而在以前，这方面的限制可能要多一点。事实上，过去类似的案件也发生过一些，但没有被社会广为知情。

　　孙东东：任何社会都有变态者，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的变态杀人者更多，我们不要惊慌失措。中国有13亿人，河南有1亿人，1亿人里面出现了这么两个变态杀人者，比例还是很低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危害性很大，所以，要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人都希望美好的生活，变态犯罪是因为他们自身出现了欲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无法排解；应该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正常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是心理变态；变态杀人现象还不具有社会普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