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城市“负”翁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靠向银行举债，变成了所谓的“个人负翁”，提前过上了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只是，“负翁”们在套现了自己的将来后，真的能够像温莎公爵那样生活吗？

　　文/罗雪挥 张跃辉

　　2001年，CCTV做中国经济年度报告，有三位嘉宾，依照年龄从高至低分别是清华大学社会学专家李强、经济学家樊纲、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金融专家钟伟。主持人问他们,一年挣的钱怎么花？李强说他全部的钱都存在银行了；樊纲说他一半的钱存在银行了，一半的钱在投资；钟伟说他在银行没有存款，而且是负债。

　　这并非有意安排，而恰是三个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三个年龄阶层的消费观成为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一个缩影。

　　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推动着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从“无产主义”欣欣然地奔往“负产主义”。

　　1997年，中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金额不到200亿；2003年，全国个人住房贷款金额达到1.2万亿。不到7年的时间，几乎翻了60倍。

　　而来自各商业银行的数据显示，汽车个人消费信贷2002年全年不到700亿，截至2003年10月，却突破1800亿元，一年时间翻了番。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变成了所谓的“个人负翁”，靠向银行举债，提前过上了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

　　充满乐观精神的“负翁”们

　　“个人‘负翁’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非常小，比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还要小。可以被形容为三明治薄薄的奶油中的生菜叶。”北京师范大学金融中心主任，年轻的博士生导师钟伟说，个人“负翁”属于中产阶级的初级阶段（高级阶段要有第二套住宅）。

　　资料显示，个人“负翁”们往往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像北京、深圳这样典型的“移民”城市，年龄多在25岁至40岁之间，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最有望成为精英阶层的一员，却也最缺乏来自祖辈的荫泽。

　　卢坚拿到北京名校MBA学位后，毕业分配留在了北京。如今，她靠贷款终于在自己心仪的西山附近购买了一套房子。“十年前，住在筒子楼烧煤油炉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段有自己的屋子，但加上装修现金一次拿出来要100多万，如果不借助贷款，需要砸锅卖铁才买得起，会比较紧张，但是等将来我不紧张了，可能房子就没有了。负债消费可以让人们提前获得可能在将来不再的商品。”

　　吴宏在高校任职，正在攻读博士的他，贷款购买了一套90多平米的房子。他对前途非常乐观，觉得即使在最坏情况下，自己这些年对教育做了这么多的投资，拿去变现供房也毫无问题。

　　刚刚从北大毕业不久的甘勇，在清河贷款购买了一套两居，支付完首付和契税后他已经没有余力装修，更不用提买家具。可是四壁空空也是家，他幸福地在只有一个抽水马桶的毛坯房里享受着成为业主的欢愉。未来还长，但这已是这个来自遥远省份的青年扎根北京的第一步。

　　王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家住前门，拆迁的梦盼了10多年，两年前，他终于决定不等了，改变生活要从改变住房开始，他贷款买了一个“鸽子窝”，虽然只有30多平米，但是解决了两大难题：洗澡和上厕所。虽然他仍盼望拆迁了换个大屋子，可是他不愿意在等待中耗费自己的青春，享受现在才是硬道理。

　　“几乎所有的‘负翁’都对靠自己的能力谋取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所以预支将来，而‘透支未来’是都市‘负翁’最明显的特征”，钟伟如是说，他本身亦是这种理论实践的典型一员。

　　据国际权威的物业顾问戴德梁行旗下泛城中国董事胡港文估计，目前北京、上海至少有七成以上的住房是通过按揭方式购买的，他认为将来这个比例将来可能会达到九成左右。这将与发达国家逐步看齐。

　　曾在法国念MBA的李辉介绍，他的法国同学，几乎无一不是用贷款买房买车；来自香港的卓振邦在一家丹麦公司的华南办事处工作，他告诉记者，香港除了顶级豪富，即使是做生意的人，也会选择分期付款，让自己的资金流动起来，更不用说打工阶层，后者贷款买房买车的比例几乎是百分之百。

　　中国的城市青年，由零开始，用不到10年的时间，从一无所知，一无所有，到大规模负债提前消费，几乎是用百米冲刺的速度，积极投奔到了全球化“负产主义”的怀抱。

　　房车生活后面的风险与代价

　　在外企工作的乔洁本来生活十分轻松。她和先生的月收入加起来过万，在同龄人中最先贷款买房，而且选择了较高的月供额度。因为房子离市区太远，于是再贷款买了辆车，有了孩子后，加上聘请保姆等费用，每月等着付的账单就将近1万，几乎没有任何周转的余地，不得不月月等出粮。然而，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因与老板发生冲突，她辞了职，在没有找到下一个工作之前，为了维持现有生活水准，乔洁只好靠借债度过难关。倘若不能够及时找到工作，乔洁辛苦挣下的房车生活将面临破产。

　　近年来，个人因为诚信意识不足，或者过于乐观，未考虑到失业、健康恶化、意外事故等不利因素，贷款超出实际支付能力而不能够及时还款，从而英勇致“负”的实例屡见不鲜,“负债一族”被银行告状案逐月增多。一些仍然在还月供的人，因为房供支出远远超过收入三分之一的安全警戒线，也处在了捉襟见肘的危险边缘。特别是高收入阶层，因为对未来的预期比较高，贷款的数额越大，出现债务的风险系数则越高——而这一切均建立于一个稳定的工作之上。

　　并不是职位高，工作就更稳定。据说，现在商界中存在着一批老总一级的“下岗”者。NextStep管理顾问公司总监周敏先生从事猎头业务，他认为高职位、高收入阶层同样存在“就业安全”等问题。一项员工离职原因的调查表明，“高层”员工自企业离职，往往并不是因为薪资待遇低、工作能力不够等原因，而主要是因为对企业的文化或新的工作环境不适应、对公司的经营战略、理念或管理模式不认同、沟通能力及领导力缺乏、公司机构重组等原因。

　　而重新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周敏认为，高收入者在负债消费时需周全考虑，如果两三个月或更长的时间里没有工作，在收入骤减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够按期供款，而不过多影响正常的生活质量和品位。

　　为此，银监会在即将出台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中，规定如果贷款个人(或家庭)月收入为1万元，则房贷月供最多不能超过5000元，尽可能地防范此类风险。

　　香港的卓振邦先生因工作派驻广州近四年。他很诧异地看到中国内地青年买房要“一步到位”，一下子就买很大的新房。他告诉记者，在香港，年轻人一般都会选择贷款买房子，但是正常情况下，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有多少收入，供多大的房子”，由小到大，有能力才换房子，或者先买二手房，以免给自己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他自己就已在香港贷款买了一个二手房。

　　债务的负担只是你要负出的代价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致力于研究消费的陈昕就认为，“负翁”们实际上签了一个约，把未来二三十年的时间、智力、劳动全部抵押给了银行。为了不出现债务危机，你所有的精力必须放在赚钱上，这种制度下对你的自由、劳动、时间甚至道德和思想都进行了控制，你个人变成了负债消费的奴隶。”“至少我现在不敢轻易跳槽了”，不少“负翁”如是说。

　　“负产阶级”有多远？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这是2003年香港破产网上的祷告词，祷告方向是“求主怜悯香港人，尤其是负资产及破产人士，求主帮助他们积极面对面前的挑战，为他们开一条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出路。”

　　泛城中国董事胡港文介绍，香港出现的负资产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经济结构开始转型，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港英政府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亚洲金融风暴又使其更加恶化。1997年，是香港地产业的转折之年。香港经济由过热被迫冷却，楼价回落了一半左右。数据显示，当时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已经只剩下45.71点——也就是说，香港人在楼市上的每一元钱投资，只剩下四毛五分。

　　香港特有的“负资产”一词（房产实际价格低于所借的银行贷款，超出部分为无抵押的负债），也就是在这时出现的。

　　到2004年初，香港金管局宣布，去年第四季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有67600宗，涉及负资产的未偿还金额有1070亿元，而这已是2001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随着中国个人“负翁”数量的急速上升，中国，特别是北京、上海是否会像香港那样出现“负产阶级”？中国房地产协会秘书长顾云昌对此保持乐观。他认为北京房价一直平稳，不存在像香港那样楼市崩盘的影响，因而不会出现负资产。

　　泛城中国董事胡港文的看法也趋同：“现在看北京大环境，我还是坚持处在一个利好阶段。北京、上海出现香港‘负资产’的情况可能性很低。”

　　但是胡港文举出了一个特例，其实在香港人购买内地外销房时已经出现过“负资产”的实例。1999年上海房地产业处于谷底，当时外销房与内销房两个市场合并，外销房失去了优势，基本上外销房价都下跌了一半。只是当时外销房的购买者大都是香港有钱的投资者，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投资生意，亏了就离场，没有心理负担，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是很密切，因而这个情况就没有引起媒介的关注。

　　这些投资外销房的香港人，作为中国内地最早的负产者昙花一现，因其数量少，又承受得起损失，还远远构不成一个负产阶级，未在上海造成像香港那样的社会波动。

　　在中国内地，真正意义上“负翁”的大量出现，要上溯到1999年中国福利制分房制度的全面终结。

　　到今天，人们想拥有一个家的愿望已经远远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虽然那些格林小镇、德国印象、罗马嘉园恐怕无法如它们的广告词那样，承担起一个人与一个城市的所有未来，但是有屋则安。

　　更多的个人“负翁”实实在在地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可能是15年、20年，甚至30年后才真正属于自己。

　　只是，无限憧憬的你，在套现了自己的将来后，真的能够像温莎公爵那样生活吗？ ■

　　“成为一个欠债的人， 而不是一个有钱的人”

　　钟 伟

　　北京师范大学

　　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新闻周刊：中国个人“负翁”有哪些特点？

　　钟伟：中国以年轻人购房为主；抵押贷款集中在大城市或者是二线以上的中等城市；而住房信贷风险防范机制和西方差得很远；中国人倾向于提前还贷，这对于银行来说是一种风险。另外在国外，抵押贷款购房处理得比较彻底，在国内还很少听说因为没有及时归还抵押贷款，住宅被强制拍卖的。我们的国有银行在这方面表现得还是相当温情。

　　新闻周刊：中国个人负债消费中会出现坏账吗？

　　钟伟：在东南亚新兴的一些国家中，房贷还款情况很糟糕，原因是社会信用体制不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也不善。中国的情况是处于居中，风险管理体制不善，但是中国老百姓道德水准还不错，至少在没有硬性约束的情况下大家在主动地还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住房贷款非常有社会主义的特点，我们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同时我们也用自己的行为温暖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信贷。要在国外的话，银行的坏账率可能就比较高了。

　　新闻周刊：对个人而言，负债消费与储蓄，哪一个是更好的理财手段？

　　钟伟：中国货币化的进程是非常快的。你的货币化的收入将越来越高。在这种急剧的货币化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成为一个欠债的人，而不应该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因为钱不值钱。在这种时代过程中，惟一不能够持有的就是现金。你随便买什么都比存钱合理。

　　而对住房本身，你一定不要把每个月你要归还银行的钱作为一种负债，分期付款买房和储蓄没有本质的两样。储蓄叫做“零存整取”，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到你整取的时候，钱可能已经不值钱了，而买房是“整取零存”，房子本来不是你的，但是你已经拿到了，连本带息整取拿到了，为了整取，你现在零存，买房难道不比存钱好吗？

　　新闻周刊：这是否有悖于储蓄传统？

　　钟伟：中国高储蓄的传统美德是跟我们非常苦难的生活结合在一块的。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大概只有三百多年没有战争，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去置地置田。既然现在苦难暂时告一段落，中国就应该改变这种行为，要负债“过生活”，而不是储蓄“熬生活”。

　　新闻周刊：对银行来说个人消费信贷是优良资产吗？

　　钟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所以这个业务发展起来，是因为银行不遗余力地推动，培养了一帮年轻人的负债消费习惯，银行能不能对这个抵押贷款进行有效的管理，那就看银行自己的本领了，如果说银行发现住房抵押贷款的坏账上升了，那一定不是别人出了问题，而是银行自己出了问题。

　　新闻周刊：会不会出现青年一代大举负债消费的局面？

　　钟伟：有可能，像日本和韩国就出现过这种情况，韩国的年轻人就刷卡消费，全无节制，不考虑偿还，现在很多年轻人是晚熟早消费，他们的消费欲望很强烈，作为“负翁”消费的能力也很强。但是他们心理上、智力上相当晚熟，还没有想到有个人责任，社会责任。

　　新闻周刊：负债消费会成为一种习惯吗？

　　钟伟：有可能会变成一种习惯。但是这种习惯形成的过程将会非常缓慢。东亚的文化圈当中，节俭、克制、储蓄以防将来的不测还占主导地位。像新加坡、日本，尽管它们已经是发达国家，储蓄率也非常高，而像美国经济波动比较大，但是储蓄率仍然是极低，这跟社会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新闻周刊：个人负债消费对国民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

　　钟伟：等于是给经济加上了一个发动机。美国经济七成的推动力来自于消费。中国银行里现在躺了20万亿的储蓄，如果这20亿中能够有一部分投入到消费中来，哪怕每年动5%，也是一万多亿，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

　　“不要把负债建立在想当然的乐观预期上”

　　陈 昕

　　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青年与社会问题

　　研究室主任

　　鼓励和刺激少数人超出实际能力和合理需要，追求一种奢侈，这对社会来说是不公平

　　新闻周刊：什么是个人负债消费的标准？

　　陈昕：要适度，但什么是适度，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还是社会与文化问题。最基本的是要考虑环境、资源、社会公正、个人全面发展，要看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及其基本需求满足了没有。你贷款购买花园别墅，要看其他多数低收入人口在消费什么。他们的不满会不会因此升级为失望、沮丧甚至仇恨？社会发展和谐不和谐？在上述意义下如果你是适度的，我认为经济、社会发展才可持续，而且政治上也可持续，否则离危机不会太远。

　　新闻周刊：但是人们有改善自己生活的权利。

　　陈昕：是，但多少是足够？比如房间大小，人均不要低于20平米，否则会给人的情绪、生理带来不方便。但是如果人均住房大大超过这个标准之后，就是一种浪费，9亿农民根本不能够问津这样的消费，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浪费和动用的是全民的资源，如土地、水、电、煤，石油、木材等等，而那些低收入的，真正需要满足基本需求的人，在医疗、教育，维持和发展生产等方面，银行的信贷评估系统使他们根本进不来。这种制度鼓励和刺激少数人超出了实际能力和合理需要，追求一种奢侈，这对社会来说是不公平。

　　新闻周刊：为什么个人负债消费在中国得到了超速发展？

　　陈昕：因为利益驱动，当你塑造这个事实上的中产阶级消费的时候，整个生产领域会跟随，把大量的资源投资在满足富裕人口的消费上，同时忽略了中下层群体基本需要的生产提供。而且把这些通过媒体，通过跟经济学界的联姻，灌输给人们，告诉你这是必要的。你买了天通苑的房子，你还要买北京三环以里的房子，收入再好些，你还要考虑到郊区买别墅花园，不断刺激你，不断处于一种欲购情结，不断处于消费和能力的紧张之中，这样你“满足”了，而你又似乎永远不满足。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得到了升值，利润的生产与再生产得以进行下去。

　　消费者认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的选择，是文化环境通过广告、时尚、媒介，把这种奢侈浪费的享受包装成了一种品味，一种风尚，一种现代性，一种成功，文化对大众的灌输已经使得大众失去了批判的眼光。

　　新闻周刊：但是美国的经济的确因消费投资而获得了发展。

　　陈昕：全球都成美国了，就没有美国了。这样的发展意味着美国要这样生活，发展中国家就不能够那样生活，因为资源是有限的。看看中国的资源，土地、森林、水源、石油，全面都在出现危机，如果2亿人有这种负债享乐消费的能力，资源还有吗？环境还要吗？低收入的人生活不是更要恶化吗？

　　新闻周刊：您认为在中国“负翁”中会出现负产阶级吗？

　　陈昕：怎么不会？看亚洲的金融危机，香港、泰国的房地产业，包括新加坡、包括日本，韩国，都比我们发达得多，一下子那些有房有车的人产业都被银行收走了，一夜之间倾家荡产；银行收走了一堆不断贬值的资产，也加重了自身的危机。一场金融危机就能够把社会打击到一个深重的灾难中去。

　　为了防范这种现象，国家要鼎力支持，防止崩盘，结果会使经济投入结构更加不合理。这个危机是有机的，一环扣一环，在中国，负产也必须要加强风险意识，比如粮食涨价、非典、石油问题、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西方国家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银行坏账、贫富分化导致的不满——这些你都想到了吗？这些都是潜在的危险，一个因素出了问题，就是多米诺骨牌连锁效应。所以负债的信心与预期是不可靠的。

　　新闻周刊：作为个人应该如何防范这种风险？

　　陈昕：要适度，要知道风险性，不要把负债建立在想当然的乐观预期上面。比如80平米够用了，我为什么要买120平米呢？装修花3万可以了，为什么要13万呢，这都是规避风险的方式，适度、节俭，按需消费。

　　新闻周刊：您个人会选择贷款买车买房吗？

　　陈昕：会的，因为现在的这套体系把所有人都卷进来了，无论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种体系不是没有问题，但人们似乎无法回避和抗拒，甚至不可以反思，这正是它的潜在危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