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费又涨了——今年夏天，中国高校的学费上调幅度为近年之最：普遍上涨20％。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学费涨到每年4800元（比去年多近1/3）。其它院校学费也在4200元－6000元间，一些艺术院校如中央戏剧学院更高达每年9000元。
6000元人民币，这已经相当于中国城市居民年均收入的80％，农村居民年均收入的200％。
在北京，一群考上大学但无法付出学费的孩子们，开始了为自己的大学梦而苦苦“淘金”的暑假。他们，就是宏志班的学生。
一天要给4个孩子上家教
19岁的北京女孩张文燕在这个漫长炎热的夏天，每天要给4个孩子上家教。
早上6:30出发，从位于这座城市南端的洋桥骑车1小时到前门，然后乘地铁到城北的雍和宫，在那里骑上对方学生家长存放的自行车赶到讲课地点。8点到10点，开始第一轮家教。
中午11:30回到家里，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妈妈姥姥做饭，饭后再骑车到陶然亭。下午1点到3点，第二轮家教。
3:30回到家，休息半小时，4:00出发去右安门。4:30到6:30，第三轮家教。
晚上7：30回家。8:00到10:00，在街坊家开始第四轮家教。
从早晨6点到晚上10点，每个家教间隔的休息时间仅仅半小时。“即使是这样，离6000多块的学费还差得很远。”张文燕说，她每小时收10块钱，一天挣70元，除去周末，一个月只能挣到1000多元。
张文燕的妈妈看着女儿大热天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心疼地要命，“燕子从小到大,上学就很累了，现在为了挣学费，简直拼了命。我跟她说，不够的话，妈妈去借。”
我们家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
张文燕是北京市崇文区广渠门中学宏志班的应届毕业生。
8月13日，她收到了北京外交学院国际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这是她的第一志愿，她考了550分（北京文科一类重点大学的分数线是465分）。
但张家没有庆祝。
张文燕家在北京城的南端一个叫洋桥的地方。穿过一条挤满小杂货店的窄街，经过一条臭气熏天的污水河，眼前出现一个大院，院里有大片的楼房，楼房的后面，是一排低矮的小平房，张家住在其中的一间。
屋子没多大，13平米左右，两张床和一个老式的高低柜占据了大半空间。一张旧木桌上，摆着台一闪一闪的熊猫牌单卡录音机。
每隔大约7分钟，这个小平房的四周会突然响起震耳的火车轰鸣声，门窗一阵颤抖，像经过一场4级地震 距离张家的后窗不到5米之处，就是两排火车道。火车南行北往，呼啸来去，昼夜不停。
最糟的是春运期间，“4级地震”加剧到5分钟发作一次。那时，屋里的人彼此说话都听不清。张文燕就天天在这轰隆声中写作业，吃饭，睡觉，备战高考。
花床单上，放着那张大红通知书，和它一起寄来的，是外交学院的收费单。
学费：5000元 ；军训费：300元 ；住宿费：600元 ；住宿用品费：295元 ；电视机、电话机使用管理费及押金：200元 。合计：6395元。
“6395元？可我们家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张文燕的妈妈坐在床上说。她患小儿麻痹症多年了，不能行动，没有工作。“我们家就3个人，我这个没用的残疾人，87岁的姥姥，还有中学刚毕业的燕子。”
张文燕的父亲依然健在，但1994年就有了外遇，不再回家，法院曾强令他赡养未成年的女儿，结果他一走了之，断绝了音讯。
“爸爸不认我，我也不赖着他！”张文燕是个外表瘦弱，但性格倔强的女孩。“妈妈本来不愿意离婚，她总说离婚了，谁管我们家燕子。结果那个第三者还跑到我们家，上门来要妈妈签字。是我要妈妈离婚的，让别人可怜着生活，没意思。”
那年年底，张文燕代表妈妈到法院，给父母办理了离婚手续，当时她只有13岁。
从13岁开始，这个小女孩每天早晨5点起床，给妈妈姥姥做饭，6点骑车40分钟，赶到学校上早自习，晚上7点半之前准时回家，做晚饭，然后复习功课到12点。
6年来，三个女人赖以生存的是：北京市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金 每人每月200元（今年涨到280元）。
我们录取的，是最穷最好的
在北京，那些家境贫寒但成绩优秀的初中生，如果想继续学业，有一种选择：上广渠门中学的开办“宏志班”。这个以“人穷志不短”立意的特殊班级，因为给穷人的孩子提供免费高中教育而闻名：在那里，吃、住、学费、书本工具，都是免费的。
宏志班，是中国“贫寒人材”的一个缩影。
每个“宏志班”的孩子，都曾接受过两轮筛选，第一轮是广渠门中学的提前考试，成绩出众的才被允许中考时填报“宏志班”；第二轮是中考，“宏志班”的录取线比北京区重点中学还高十几分。
每个“宏志班”的孩子，都来自北京最穷的家庭。北京市最低收入家庭的底线是：每月人均收入不超过280元，而宏志班的孩子人人都能拿出一张证明 他们家的月人均收入还不足270元。
“每年，我们要接到600多个北京穷孩子的申请，”宏志班班主任李雅东说，“但最后被录取的，不超过50名。被录取的，是那些最穷最好的。”
宏志班的升学率可与北京名校四中八中媲美，迄今为止，三届学生考入大学的比例都是100％。今年，86％的学生考中的是：国家一类重点大学。
四块钱一顿的午饭太奢侈了
张文燕的同学李俊良，是宏志班本届理科考生的第一名，611分被北京大学录取（北京大学理科上线分数是476分）。
但就在初中毕业时，他几乎与大学绝缘。当时，他填报的志愿是中专和技校，志愿书已经报到学校，被老师退了回去。校长说，“李俊良，你学习这么好，不上高中是浪费！”
李俊良放弃大学，还是因为穷。他家在北京农村 房山。家里有6亩粮食地，2亩菜地，但父母都是病人。
李俊良的母亲有胆结石、心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硬化。父亲肋下疼、腿浮肿，乡医院检查了几次，病因始终不明。全家每月的收入大约400块钱，父母的医药费就花去小半。1997年，李俊良的哥哥考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费每年2000元，李家雪上加霜。
有一次，李俊良的母亲半夜三更胆结石发作了，疼得手脚缩成一团，浑身冒冷汗，家里人手忙脚乱把她送到医院，打了一管止疼针，就又拖了回去。为了省钱，直到今天，这位母亲还是忍着不肯动手术。
宏志班每月要发100元的午饭和晚餐费。午饭是每天4元，李俊良甚至舍不得花这4元钱。
在他宿舍的床下，有一小坛酱豆腐，那是他从学校对面的小商店花10块钱买的。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老师发现他不吃学校的午饭。李俊良的午饭是：在街上花8毛买两个馒头，就一块酱豆腐，一顿才9毛钱。
“4块钱一顿的午饭对我来说太奢侈了。”被老师发现后，他解释说，“我一天节约3块多钱，两个月就能攒200块，多少能给家里贴补一些。”
房山是北京的远郊，坐公车来回要4个多小时，票价是3元。为了省钱，李俊良高考前半年一直没回过家。像张文燕一样，他也经常穿着身不合体的衣服，那是他高一暑假在游乐园卖饮料时的工作服。
这个深知什么是贫困的孩子，当年以高于中专近100分的成绩，考入宏志班。高中三年内，他天天不到6点就起床读书，晚上学习到深夜两点。
李俊良的这个暑假，是在一家三星级酒店渡过的 他在崇文门的温特莱酒店做保安。每周工作6天，早、中、晚班轮流。月薪450元，而北大的学费是4800元。
他已经决定贷款。
在北京当特困生还是幸运的
宏志班的学生们说，他们能在北京当贫困生还是幸运的。
因为被京城一些媒体报道，张文燕家所有新的、值钱的东西全是好心人送的。电话是妈妈的同学装的，衣服是同学的妈妈给的，自行车是一个阿姨买的生日礼物，轮椅是北京残联的，最显眼的那台微波炉，是因为张文燕上学后，两个不能行动的女人有时连饭都吃不上，一个陌生人捐赠的。
当然，最幸运的是，他们有宏志班。
班主任在这个暑假也没闲着，她帮学生们联系好了华夏银行，这家银行同意：宏志班的学生贷款不要担保人，利息也降低。
青少年“学子阳光基金会”承诺：捐助每个宏志班的学生学费2000元。
这是在北京。在每月人均收入1047元的京城。而在那些不发达的小城镇，在落后的农村，在穷乡僻壤，在也许都说不上名，没有路的地方，从那里飞出来的金凤凰们，又该怎么办呢？
本刊记者/靳丽萍 王军
中国高校学费调整全纪录
1978年 冰冻10余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中国高校沿用苏联模式，实行免费的大学教育。
1985年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放开大学收费的口子，允许高校计划外招收少量自费生，交纳少量培养费。（但事实上此前已有一些学校尝试招收自费生。）
1989年 国家三部委发布《关于普通高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明确了高等教育应实行“成本分担”的制度。 当时公费生交纳100－300元不等，自费生收费标准由各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1992年 有关部门提出公费生和自费生并轨的思路，实行统一收费。学费一般在1000元上下。
1993－1997年 并轨试点推广到全国范围，上大学要收钱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1997年大学学费普遍在2000元左右。
1997年 试点结束，全面并轨。所有大学生上学均收费，中国大学的免费午餐从此结束。
2000年 全国高校学费普遍上涨20%，大学学费平均涨到4200元到6000元之间。
大学：只有收费一条路？
在今年全国高校学费上涨后不久，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即对三大城市北京、天津、广州的1000名学生家长进行了快速问卷调查，收回了有效样本980个。
调查显示：58％的学生家长认为，这次学费上调不合理，难以接受。
一桌办给少数人的宴席
在这份反应迅速的问卷里，高达84％的人表示：他们能够承受的大学学费一年不超过4000元。
已公开的大学学费，几乎都在这个期望值之上。北京“四大名校”清华、北大、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学费为每年4800元。
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大学、化工大学、邮电大学、航天航空大学、林业大学、工业大学的学费平均为5000元。
上海的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的南京大学、河海大学；湖南大学、苏州大学等地学费都在4000元以上。
学费最高的是艺术类院校。“明星摇篮” 北京电影学院，两年制高职走读的价位是1万元，而最热门的表演和广告专业学费高达每年2万5千元！
节节攀升的大学学费，成了今年继高考舞弊丑闻后，中国教育界引爆的又一争议热点。
南开大学教师肖笑霄说，中国一个农民一年平均收入不到2100元，减去衣食住行的花销1600多元，手里剩下的，不到500元。这样一来，农村的孩子还怎么上大学？难道真成了鲁迅先生说的，这桌宴席是办给极少数人的？
大学比房子更刺激
据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魏新透露，今年学费大幅上涨，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是 有一些学者预测：高等教育能拉动消费，而且是“久拉不动”的消费市场里最有潜力的黑马。
中国曾在1996年提出以住宅、汽车作为拉动消费的两大热点，迄今效果不佳。去年2月19日，亚洲开发银行博士汤敏在《经济学消息报》中首次提出“以大学刺激消费”的观点。
他说：“若中国高校的招生量增加一倍，且新增学生一律实行全额自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它费用每年4到5千元，则高校每年可多收学费200亿。其在校其他消费还有约40亿。再考虑这笔钱带动的间接消费，这240亿将可拉动将近1000亿元左右的最终消费。”
与汤敏持相似观点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博士胡鞍钢。
胡鞍钢算了这样一笔帐：目前，全国老百姓在银行里的储蓄已经超过5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 人们准备花在教育上的占10%（高于准备买房的7%），所以，即使有一半的人兑现了他们的打算，全国居民潜在的教育支出，每年就是2500亿元，这已经相当于中国教育的总经费了（1997年教育总经费为2532亿元）。
“中国的父母，只要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和可能性，都会即时投资。”胡鞍钢表示。
这次大学涨价后的调查，证实了胡鞍钢对“中国父母”的判断。71％的家长说，哪怕学费再高，只要孩子考上了大学，节衣缩食、砸锅卖铁也要供。
学费3000比较合理
“即使学费高到每年一万两万，也总有人交得起，关键是那样做，是不是公平？”魏新说。
公平，事实上才是大学学费争议的潜台词。人们并不是在“该不该交学费”上纠缠不清，而是在“学费高低，要不要考虑多数人承受能力”的问题上各持己见。
魏新的观点是，今年调价后，大学学费偏高，因为多数人承受不起。
他说，中国老百姓的存款虽然有5万多亿元，但只是一个总量的概念，并没涉及到存款的“分布结构”。
《经济学消息报》去年4月30日的一篇文章披露：1998年末，中国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确实达到了5.3万亿元。但其中，公款私存占了1万亿元，农民存款占1万亿元，其余的3万多亿元，一半以上集中在占社会总人口20％的富人手中。
贫富悬殊，是中国现在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它使许多决策都有“屁股坐在哪一边”的嫌疑。
在不同阶层 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农村与农村之间 人们的收入差距都在逐年拉大。
中国最富有的城市是深圳，深圳人每年平均收入2万多元；但在贫穷的老区甘肃，兰州人每年的平均收入才5128元。
中国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2倍以上，总收入却只有城市人的一半。
在农村内部，最高收入的10%农户，拥有的财富是最低收入的10%农户的14.7 倍。
据魏新测算：大多数老百姓目前可承受的学费水平，是每年2883元。如果乐观估计，可达到3000-3500元，超过这个幅度，就是只有少数人才上得起的学了。
15％的人会因穷弃学
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有一个数据引人注意：15％的家长表示，如果大学学费远远高于他们的承受能力，会考虑让孩子不上大学。
魏新说，人们为上大学掏钱的决心，不是永无止境，也存在一个承受与不承受的临界点。1998年6月，香港研究资助局曾资助他们的一个调查，对大陆9所高校的近万名大学生，进行高等教育价格与需求的弹性评估。
结果发现：当学费增加10%时，会有约11%的学生因负担不起学费，而想要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据教育部财务司提供的数据，即使是在前几年每年1千多元学费的条件下，全国高校的在校生里，贫困生已经占到25%左右。2000年新学年开始，这个百分点也许还会上升。
如果说，前几年受学费困扰的还是“特贫人群”，什么下岗职工、偏僻山村，孤残家庭之类，那么随着学费的一再攀升，“因穷惧学”的威胁将扩大至普通平民。
是不是只有收费一条路
政府是否对教育投入不足？把包袱转嫁个人？是许多人的疑问。毕竟，高等教育虽然个人受益，但最终国家获利，因此才被称为兴国之本。
担任教育部咨询专家的魏新透露说，目前的教育经费已经是教育部力争的结果了。事实上，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每年搞财政预算，最难做的就是财政部，各部委都来要钱，而且个个十万火急。
你说教育重要，就会有人反问：下岗失业、身无分文的人重不重要？重病在身，需要医治的人重不重要？尖端科技重不重要？防洪抗灾重不重要？在中国国情的背景下，哪一项发展是次重要？
1999年以来，中国每年都在教育方面，增加30多亿元。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有着世界上最多的教育人口 占世界总教育人口的25％。30多亿元投入人民的海洋里，瞬间就化为杯水车薪。
而且，30多亿元，绝大多数是用来贴补漏洞更大的“基础教育”的，分到高等教育的头上，不到1％。
天上不下雨，只好找地下水了。中国的教育源泉似乎就只有这两条：一是上面拨钱（经费），二是下面收钱（学费）。当上面“有心无力”时，下面就只能拼了命，使出吃奶的劲了。
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薜澜说，中国的高校体制已经到了“上面下不来，下面上不去”的两难境地。按照教育成本计算，即使是目前的一年5000元，教育经费还是远远不够，像清华这样的大学，一年的流水帐就得几个亿；然而，考虑老百姓的经济承受力，现在的价格已人心失衡，再涨就可能怨声载道了。
不论涨与不涨，都会有人喊痛。最终受伤害的，还是中国国民和国家的前途。
教育，最后一座堡垒
胡鞍钢在《中国国情分析》一文中引起各方异议的言论，事实上并不是单纯地主张大学“增加收费，刺激消费”，他的立意是全面的高校体制改革。
“既然政府不能包办教育，就该转变职能，变政府办学为社会办学，变两条管道为多条管道。”
至今为止，中国教育体制的两大基本特征：高度集权、高度垄断并没改变。国家教育部仍在对全国高校下达指令性计划，最新的例子就是学费上涨也“一刀切”，而高校机制僵化下的人浮于事屡见报端。
胡鞍钢说：大学冗员恐怕要居全国各行业前列。
1997年，全国高校有职工103万人，其中教师只有40.5万，仅占40%，而行政后勤人员的比例就达60%。每个教师负担学生的人数为7.8人，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14.3人）的一半。
一方面教育经费两头“提不上来”，导致大学教师待遇低下，人才留不住；另一方面没有竞争机制，不称职的教师又淘汰不了。
“大学的成本本身就有很大的水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多少教育经费也不够‘众者食之’。”胡鞍钢说。
教育，被一些主张改革的学者称为“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但随着教育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这个“堡垒”的改革也将为时不远。
本刊记者/靳丽萍 王军
●观点
我们需要一场大学革命
如果只讨论学费高低，不问体制，那么吵得再痛快，争得再激烈，也不能解决问题。高等学校的问题，根子在体制。
我的建议是：
第一，要实行“政校分开”。让高等学校成为自主决策、自主管理、自我约束、自负盈亏的事业法人。
中央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不再直接管理所属高校，不再下达各种指令性计划指标。高校建立理事会，实行校长负责制。
同时，高校有权自主决策考试和录取；以及不同专业的学费数额。大学有权自主决策专业设置、教学计划、老师的聘任资格、工资水平、经费筹措等，当然，教育主管部门有建议权、指导权、监督权和审计权。
第二，要“多元办校”。既然政府不能包办大学，就应该由社会来办。
可以是“国有公办”，即教育部门参与高校理事会。可以是“国有民办”，将某些高校转让给社会独立法人经营承办。可以是“民有民办”，由社会力量集资办学。也可以是“合资合办”，允许国外大学、机构、社会团体与中国合资、合办大学。
第三，要不怕借钱。
中国是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大股东，具有大量的硬贷款额度。建议财政部大幅度提高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申请长期硬贷款额度，提高教育费用。
第四，要灵活筹钱。
调用多种金融手段，比如建立高等教育银行，在国家发展银行设专项高等教育发展基金，发行长期特种国债，建立居民教育基金个人帐户等。
第五，要有容乃大。
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职业教育人数应是高教人数的2－3倍。中国成人教育只有270万人，相当于高校学生的86%。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重点资助广播电视大学、远程、函授等教育。
文/中国科学院博士 胡鞍钢 2000.8.26
转自搜狐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