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多年的胡承志终于开口了。

　　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幢普通居民楼里，这位已是耄耋之年的古人类学家向记者开启了埋藏心底半个多世纪的记忆。

　　“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周口店化石是我亲手打包装箱的。装好之后，我把箱子送到时任北京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交差。”当时在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作技士的胡承志，由此成为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中国人。

　　胡承志说，对于“北京人”化石的去向，由于没有确切根据，所以迄今为止他“几乎一声不吭，也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很多国内外学者、记者登门造访也都被他婉言谢绝。但胡承志表示，愿意把“北京人”装箱前后的很多细节讲出来，为日后寻找“北京人”留下一些线索。

　　“化石装箱时间大约在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18天到21天之间，也就是3个星期左右。”对于这一时间，胡承志十分肯定。他说，事后曾与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一起回忆过。

　　胡承志回忆道，1941年11月的一天上午，当时已经返回美国的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的女秘书突然通知他，“标本装箱运走”。当天下午，他找到裴文中，问该怎么办。裴先生答，“立即就装”。第二天，胡承志请协和医院解剖科技术员吉延卿帮忙，将“北京人”化石装箱了。

　　当年整天与头盖骨化石真品“打交道”，并为“北京人”化石制作模型的胡承志，对物体的体量似乎有着天生的敏感。老先生从沙发上站起来用手比划着向记者描述道：“化石被装在两只没有上漆的白色大木箱里，一大一小。大的长48英寸、宽22英寸、高11英寸；略小一点的木箱长45英寸，宽和高均为22英寸。”胡承志说，这些情况他曾在1977年3月给考古学家贾兰坡的信中提过，所以记得非常清楚。

　　有关“北京人”化石去向的一种说法——拦截火车的日本人由于不懂化石价值而将之砸烂扔掉，胡承志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化石包装得极考究，整整包了6层。但凡有点文化的人，即便不完全了解化石的真正价值，也不会轻易将之丢弃。”

　　“我将化石从保险柜里一件件取出，给每件化石都穿了6层‘衣服’：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用的细棉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绵纸；第三层包的是医用吸水棉；第四层是医用细棉纱；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包完之后将化石装入小盒，并用棉花将小盒填满。木箱内6面都垫有弹性很好的黄色瓦垄纸数层。小盒逐一放入木箱后再用木丝填满。化石全部装完后，封盖、加锁，并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上‘ＣＡＳＥ1’和‘ＣＡＳＥ2’的字样。”胡承志说，虽然年纪越来越大，时间也越来越久远，但这些往事不仅没有被淡忘，反而整天在脑子里翻腾。新华社记者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