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适值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发现75周年以及它的发现者裴文中诞辰百年之际，周口店——这个考古圣地的命运，以及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个半个多世纪未结的悬案，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尽管遭到很多圈内人士的质疑，但追踪、研究阿波丸沉船整整22载的学者李树喜还是坚信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就在阿波丸沉船上。他说：“这并非推测，而是有根据的。”

　　据史料记载，阿波丸是一艘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远洋油轮。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令李树喜坚信“北京人”头盖骨就在这艘沉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国交给中国方面的资料。李树喜说，1996年，他在整理资料时突然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层意思：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就在沉没的阿波丸上。

　　据了解，1977年，中国曾对阿波丸沉船进行过一次初步打捞。“由于当时潜水技术的限制，只发现了3000吨锡锭和一些其他东西，并未找到‘北京人’头盖骨。”李树喜说，但那次打捞找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和圆砚。这是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头盖骨的有力旁证。

　　据李树喜介绍，“2005年将再次打捞阿波丸沉船，一家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共同组建的打捞公司已经雏形初具。与交通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工作也在进行中。”对明年实施的打捞计划，李树喜似乎已有相当的把握。他透露，此前包括他在内的一些专家学者曾就打捞阿波丸沉船一事“上书”中央政府，得到的答复是“应予支持”。最后见到“北京人”头盖骨的中国人开启记忆我愿意提供寻找化石线索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幢普通居民楼里，这位已是耄耋之年的古人类学家向记者开启了埋藏心底半个多世纪的记忆。胡承志亲手把化石打包装箱

　　“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周口店化石是我亲手打包装箱的。装好之后，我把箱子送到时任北京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当时在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做技士的胡承志，由此成为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中国人。

　　胡承志说，对于“北京人”化石的去向，由于没有确切根据，所以迄今为止他“几乎一声不吭，也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很多国内外学者、记者登门造访也都被他婉言谢绝。但胡承志表示，愿意把“北京人”装箱前后的很多细节讲出来，为日后寻找“北京人”留下一些线索。

　　“化石装箱时间大约在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18天到21天之间，也就是3个星期左右。”对于这一时间，胡承志十分肯定。他说，事后曾与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一起回忆过。

　　胡承志回忆道，1941年11月的一天上午，当时已经返回美国的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的女秘书突然通知他，“标本装箱运走”。当天下午，他找到裴文中，问该怎么办。裴先生答，“立即就装”。第二天，胡承志请协和医院解剖科技术员吉延卿帮忙，将“北京人”化石装箱了。

　　老先生向记者描述：“化石被装在两只没有上漆的白色大木箱里，一大一小。大的长48英寸、宽22英寸、高11英寸；略小一点的木箱长45英寸，宽和高均为22英寸。”胡承志说，这些情况他曾在1977年3月给考古学家贾兰坡的信中提过。化石被砸烂扔掉的可能性不大

　　有关“北京人”化石去向的一种说法———拦截火车的日本人由于不懂化石价值而将之砸烂扔掉，胡承志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化石包装得极考究，整整包了6层。但凡有点文化的人，即便不完全了解化石的真正价值，也不会轻易将之丢弃。”

　　“我将化石从保险柜里一件件取出，给每件化石都穿了6层‘衣服’：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用的细棉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医用吸水棉；第四层是医用细棉纱；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胡承志说。至于化石装箱以后的事情，胡承志告诉记者，“自从我将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它了。至于化石的确切下落，我更是一无所知，而且恐怕再也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了。”胡承志说。当年担任护送任务的美军医写过一封重要信件贾兰坡之子披露信件内容贾兰坡之子贾彧彰公开了美国军医威廉·弗利写给考古学家贾兰坡的一封信。这是一封关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下落的重要文件。护送军医被日本人俘虏

　　弗利，美国纽约著名的心脏专家。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他曾在北京协和医院任研究员，后被征入伍，成为驻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医师。据贾兰坡给中科院的一份材料介绍，1941年11月，当中美双方决定将“北京人”化石秘密转移出国时，护送化石的任务就是交给弗利执行的。遗憾的是，弗利未及带走化石就被日本人俘虏了。“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因此，弗利成了最后接触到化石并掌握它们下落的关键人物。

　　“为寻找‘北京人’化石，弗利确实给父亲写过信。”贾彧彰对记者说，后来弗利来信的消息不胫而走。给贾兰坡做过十几年私人秘书的贾彧彰说：“信是从纽约寄来的，落款时间是1980年5月29日。”由于某种原因，记者两次造访贾宅均未能见到此信，但贾彧彰对此情况相当肯定。

　　贾彧彰向记者描述道，这封引出很多猜测的信是两张普通的蓝格信纸，已经有点发黄了。信中除了寒暄之外，最关键的部分是弗利提到他在《冬季71/72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校友季刊》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并随信附上了这篇文章。

　　永远失去一个关键线索

　　弗利在文中说，他在中国时，从1938年到1945年既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医师，同时又在香港和北京的医学院里进行研究工作。他还说，古老的“北京人”的骨骼并不多，大约只装在一些玻璃瓶子里。贾彧彰回忆说，父亲读完这篇文章后，觉得弗利的一些说法不太可信。

　　“北京人”是很容易破碎的化石，不可能装在玻璃瓶内，更何况还要远渡重洋转运到美国。另外，弗利所说的化石装在一只箱子里，也与当时负责给化石装箱的胡承志说的两只大木箱不符。父亲认为，弗利说的可能不是“北京人”化石，但还是欢迎弗利能来中国寻找“北京人”化石。

　　然而不久，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不知是否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弗利托人捎口信给贾兰坡，提出他来华访问，希望得到中国总理的邀请。贾彧彰说，这使父亲感到十分为难，再三斟酌后回信说，“总理没有见过我，我也没见过总理，你的要求我难以满足，也无法满足。”此后一直到弗利去世，他再也没与贾兰坡联系过。

　　弗利永远失去了来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机会；而贾兰坡也永远失去了寻找“北京人”的一个关键的线索。

　　据 《 新京报》

　　“北京人”头盖骨丢失悬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5个“北京人”头盖骨神秘失踪，如同当年被发现一样，再度震惊了世界。

　　1927年以后发掘的“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侵占了北京，但当时协和医院是美国的机构，悬挂美国国旗，成了侵华日军铁蹄下的世外桃源。这时，“北京人”化石还安然无恙。

　　到了1941年，日本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为了使“北京人”化石不被日寇抢走，有三种选择：一是把化石运到抗日战争期间的大后方重庆去；二是留在北京找一个妥善的地方秘密收藏；三是想办法送到美国暂时保管。后来，决定还是采取第三种方案。

　　1941年12月初，包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的“北京人”化石被移交给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12月5日，该部队乘火车离开北京驶往秦皇岛，打算在那儿改乘预计8日到港的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去美国。巧合的是，12月8日爆发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军队迅速出动，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地的相关机构，“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