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现代足球队“罢赛事件”之所以愈演愈烈，我们认为，问题的本质在于各方面的规则意识的欠缺。在法治社会，人们之间的行为依赖于必要的事前规则的规范和约束，而不可能决定于某些个人的意志，或者取决于人们的自律。法治社会实际上就是规则的社会。在任何一个社会团体之中，甚至在国家生活中都离不开规则的作用。
规则意识包括规则的形成、修改、遵守、执行和依据规则所进行的处罚。足球是一项体育运动，或者说是一种游戏，任何一种运动或者游戏都必须有规则，足球也不能例外。
首先，从足球运动规则的形成来看，足球是一项世界性的运动，具有共同的国际规则。这不需要我们再去制定什么规则。而需要制定的是中超联赛的组织规则。
任何参与者参与这项运动的比赛，就可以假定其认同了其中的所有规则。北京现代队参与中超联赛，即说明其认同了中超联赛的各项组织规则。
其次，是规则的修改。在实际比赛过程中，可能会暴露出规则的缺陷，这就涉及到规则的修改。北京现代队如果认为规则存在不足，即可以按照规则的修改程序要求进行修改。
第三，规则的遵守和执行。既然参与者认同相应的比赛规则，就必须严格遵守比赛规则，遵守比赛各种规则是参与者的义务。既然存在规则，就可能出现违反规则的行为，因此，必须有执行规则的主体，规则执行的主体必须是超脱的，才具有执行的正当性和公信力。在规则的执行程序中，必须设计被处罚一方的听证申辩程序———昨天，中国足协和现代队双方就据此进行了对话———这将使得处罚具有公正性。
第四，规则之中必须有惩罚。制裁必须预先设定，制裁的设定必须根据违反规则的行为的性质、程度，轻重之分，严重者可能被清除出比赛或者在得到名次后予以剥夺。北京现代队认为当值裁判判罚不公，可以按照规则提出申诉。如果因此而罢赛，显然违反了比赛的组织规则，应当受到处罚。
一支球队或者一名运动员在取得参与比赛的资格以后，是参加比赛还是放弃，放弃比赛是选择在比赛之前还是在比赛过程中，是他们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强求。北京现代队要退出中超联赛是他们的权利，谁也不能够强求。
比赛的组织者不能因为他们退出比赛而对他们进行处罚，而只能按照事先的预定规则，不计他们的成绩。如果裁判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不公的现象，要按照规则的规定进行处理。如果裁判属于徇私枉法而故意不公，裁判将永远失去执法的资格；如果裁判属于误判，那么，要看这种误判是属于偶然的误判还是经常性的误判。如果属于偶然性的误判，即属于正常的误判范围，就不能追究责任；如果属于经常性的误判，即属于裁判水平问题，应当降级使用。
这次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虽然目前还没有定论，比赛的组织者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对北京现代队轻描淡写地处理，其代价可能是牺牲规则的权威，表面上是牺牲中国足球协会的权威；二是按照规则处罚北京现代队，其代价可能是其退出中超联赛，但维护了规则的权威。北京现代队敢于罢赛，并提出退出联赛，是对规则的挑战；中国足球协会迟迟没有按照规则对现代队作出处理，是对执行规则的犹豫，也是对规则进行挑战的另一种表现。总之，都是缺乏规则意识的表现。规则意识的缺乏，是我们法治进程中需要花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能否从严格按照中超联赛的规则对北京现代队进行处罚为契机，让国人感受到规则的力量和权威呢？我们拭目以待。
本报特约评论员胡锦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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