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邦列是湖北枝江的一个农民，近年来一直把推进基层民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成功当选为枝江市人大代表、宝月寺村村委会主任。然而各种主客观因素使他在半年的执政过程中步履维艰,甚至自身生计都成问题，33岁的他感到困惑，既不想当逃兵，又不知该怎么办，帮吕邦列发起募捐的一位大学生志愿者在电话里对笔者说，环境让一个好人当上了村官，但环境的不完善却又不允许他当成一个好村官。（见10月7日《南方周末》报道）
也许此话有偏颇之处，但吕邦列的遭遇却是进入后选举时期面临的重要课题。当选举的程序公正基本得到保障的时候，如何在选举之后应对种种可预测以及不可测的困难：譬如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尤其是乡村两级政权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两委矛盾，如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等等，还有像吕邦列所遇到的生活窘境等不可预测的困难。但窃以为，基层民主环境建设没有跟上才是各种困难的根源。进一步说，这个环境主要是心理上的接受程度不符合民主进度，不仅仅干部心理不适应，当老百姓发现民主意愿可以落实的时候，心理上的冲击力常使其对当选干部期望值过高，而现实生活则有思维、行为等惯性，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这样一个新环境没建立起来，旧环境还在发挥影响的阶段，当选村官们往往面对四种结局：一种是顺利过渡，各方面关系较为稳妥地处理好，不说游刃有余，至少也能在所辖范围内说话算数；一种是上级满意，群众不满意，群众最后觉得选与不选一个样，还是上面说了算；第三种是群众拥护，上级反感，这种当选村官多是以前的老上访户、钉子户等，在带领农民维权和抵制不合理收费地过程中成长起来，但当选后与上级关系不融洽，前景堪忧，2001年和2002年，湖北潜江619位民选村官被非法撤换就是典型例子；第四种是个人能力和魅力不够，上级觉得给你任务你完成不了，群众觉得你办不成事，算不上坏人也当不了好人，上下都不讨好。吕邦列实际上就处在第三种和第四种状态之间，他想办好事，想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连自身生计最后都成问题。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讲，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应当是个具有正常智力的成年人都可为执政官且能执好政的社会，执政官并不需要高人一筹的乃至“哲学王”的智慧，政治从业人员与其他从业人员相比，仅仅是分工不同，应当和其他行业一样，具备一定的政治专业素养即可胜任。可以看出，吕邦列的问题既有他个人的因素，譬如不擅长主持会议，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却是制度与环境造成的。正如李昌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吕邦列今天的局面，根本上缘于村民选举制度在设计上的缺陷，它没有相关的配套制度做保障，并且与传统的农村文化相冲突。
当前，农村还有很多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宏观的三农问题困境往往和选举结果纠结在一起，当村官们应对这些困境捉襟见肘时，选举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而当老百姓对选举结果不再相信的时候，作为民主基本手段的选举制度，也就遭遇了价值危机，进而影响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
因此，如何看待选举后出现的这些问题，就成为目前值得思考的一个话题。政府不能在选举结束后就撂摊子，应该有意识地加强对当选村官和人大代表的政治素养训练，使他们掌握一定的经济、文化、法制和政治知识，以胜任当家人的角色。而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不断完善基层民主配套设施建设，强化公民对村民自治、人大代表选举等民主制度的信心，通过各种措施不仅使公民能真正当起家，还要当好家。(稿源：红网)(作者：周虎城)(编辑：徐志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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