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刘 阳
二人转在东北也火了200多年了，要说世界上还有不高于生活，而是与生活混血长肉的艺术，上世纪初的爵士乐算一个；现在的二人转，也能凑个数。
二人转是一个统称，一个人演叫单出头，两个人的叫二人转，把场子铺开了的人物戏叫拉场戏。按美学家王朝闻的说法，二人转“好像一个天真、活泼、淘气、灵巧、泼辣甚至带点野性的姑娘，既很优美，又很自重，也可以说是带刺儿的玫瑰花”。
二人转艺人们在村镇、地头走场赚点辛苦钱，那些收了庄稼趁农闲唱戏的叫“高粱红”，全年都唱的叫“四季青”。二人转出了不少名角，老的不说了，赵本山、潘长江、李静、高秀敏都是唱二人转出身，靠演小品出了名。赵本山还当上了沈阳的旅游形象大使，与其他城市形象大使青春靓丽的少女脸蛋相比，老赵或许更接近转型期中国城市的本质。
二人转讲究“说学逗浪唱”，这个“浪”字诀曾经引得一大批有理想的文艺工作者立志将其改造，但等到讲段子、发桃色短信在文化人儿中流行起来之后，大伙才在二人转中发现，生活显露了其真实的一面，二人转毫不掩饰它彻底的娱乐精神。
二人转出彩就出在表演现场即兴、狂放无忌，整个演出完全以台上的演员为主，乐队的调门也跟着演员走。这点上的确很像上世纪的爵士乐。爵士乐也是来自社会最底层人群的自娱自乐，充满了音乐的即兴发挥和演唱热辣的挑逗意味，而且决不会出现相同的现场版本。后来白人因素越来越多，爵士乐的“高雅化”使它最终迈进了林肯音乐厅，演奏却日益沦为炫技。
二人转的“浪”，既直露、火爆、不羁，又让初来乍到的你在冷不丁目瞪口呆、面红耳赤之后，心里暗自叫绝，咧嘴儿会心一笑。一笑之际，彻底放松。在以全球化为口号的城市生活对西方世界的模仿秀中，大喜大悲、大收大放、充满乡野气的农村民间戏曲二人转，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工业化、城市化轰轰烈烈的今天，不但没有式微反而进城了，几乎在进城的第一天就和街头的下岗工人文化打得火热，这本身就颇具意味。
二人转仿佛成了隐藏在铁西区废弃的工业厂房之间艳粉街上某扇门后、这所城市再也丢弃不掉的一座秘密花园，在里面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释放情感、发泄郁闷，打骂玩闹、且乐今宵。
英格兰大工业的衰退，催生了废弃厂房、车库里制造时代噪音的摇滚乐。我们的工人子弟们在学校里不可能积淀下什么音乐素养，但这里却恰好有一个同样彻底民间、彻底不在意主流价值观、彻底从小场子演出起家的二人转。
更为重要的是，二人转与摇滚乐在精神上找到了契合之处：二人转彻底的娱乐与戏谑，正是批评与颠覆的摇滚精神的中国土壤。这种嫁接的始作俑者是近两年最火的摇滚乐队之一—“二手玫瑰”。
把“二手玫瑰”称为最时尚的二人转，也未尝不可。这是一帮“极不靠谱”的人，主唱梁龙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儿，你听这唢呐声里像针尖儿一样咬你耳朵的词儿：“混到了北京我混没了牵挂，混乱了生活我混长了头发，究竟是什么让我无法自拔呀，是不是我拔出来真的就软了”，冲这浪劲儿就能听出它的二人转出身。
这乐队的风格用俩字儿就能形容：恶劣。“我们的生活它还在开，往哪开，往红楼梦里开。我们的爱情它还在开，往哪开，往高潮里开。我们的青春它还在开，往哪开，往枯萎里开。我们的理想它还在开，往哪开，往西游记里开。”这种恶劣也已经上升到了恶毒的艺术高度，在众人为开屏的孔雀叫好的时候，他总是拉人转到孔雀背后去瞅两眼美丽的大鸟掉了毛的屁股。和二人转一样，这些歌唱时刻提醒听众，那些自命高于生活的东西常常有一条形而下的命根子儿。
“我被活活地逼成了个工人，我被活活地逼成了个商人，我被活活地逼成了个诗人，我被活活地逼成了个废人。”梁龙一句一句唱着，逼得人无话可说，只能跟着感慨一句：“这就是生活。”艺术的悲悯，是对生活的慰藉。这让我想起，东北那些个资源枯竭型城市里的批量下岗的工人弟兄们，苦哈哈乐呵呵地坐在场子里，听着这很草根、也很先锋的二人转。
而在千里之外的酒吧场子里，“二手玫瑰”在同样拥有美国“时代广场”与“世贸大楼”的中国二手城市里，歌唱人们的二手爱情、歌唱中国的二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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