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春 安维（天津）
2004年的中国教育界可谓触目惊心、大事不断（尽管这一年才过去2/3）。2月份，春节的喜庆还没有过去，马加爵事件就令国人目瞪口呆；其后，2000多名大学生在重庆被骗身陷非法传销；进入6月份，首先是河南濮阳、镇平的高考舞弊案被曝光，随后是全国英语四级考试题目网上泄密，再后是湖南衡阳初中毕业考试“大面积泄题”……国家和政府非常重视这些现象，3月22日，中央高层召开会议，通过了《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决议》。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迎来南开中学的百年诞辰庆典（10月17日）。在此，让我们认识一位久违了的伟大教师——张伯苓，让我们回顾南开中学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我们会获得颇多的感悟。
张伯苓是我国近现代伟大的爱国者和杰出的教育家。他经过几十年执著的艰苦奋斗，培养并带领着一支神奇的团队，先后建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现在的天津第二南开中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他的学生遍天下，其中不乏周恩来、张学良这样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量级人物。当今的总理温家宝，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茅于轼，以及一大批科学家、艺术家同样出自南开中学。
由于受左倾思潮和种种因素的影响，张伯苓和他的事迹被层层掩埋，当今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不知道中国曾经有这样一位彪炳千秋的伟人。而在当年，有人称他为“孔后办学第一人”，有人认为他是“中国的富兰克林”，还有人把他定义为“伟人中的伟人”。如今，我们终于有机会清除历史的尘封，重温张伯苓的丰功伟绩，并对这位伟人致以深深一躬。
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
100多年前的中国，国运衰微，民不聊生，甲午海战惨败。作为北洋水师的一名水手，张伯苓痛感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虽然军事救国的理想破灭了，但是他没有消沉，而是萌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他写到：“中国虽然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但是人的精神萎靡不振。要挽救危机，复兴中华，必须造就新人！”
在当时的中国，还有一些开明人士同样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天津著名的士绅严修就是其中的典型。1898年初冬的一天，张伯苓和严修第一次会面。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严修礼聘张伯苓担任严氏家馆的私塾教师，两人结成了莫逆之交。
1904年夏，张伯苓和严修东渡日本，考察其教育发展情况。他们想要弄清楚，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30年就如此强盛，而中国却一直贫弱。从日本考察回国后，两人认为：中学居于小学和大学之间，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阶段。所以决定先办中学，以后再向小学和大学扩展。1904年10月17日学校开学，招收学生73名，其中一名学生是梅贻琦。20多年后，梅贻琦成为清华大学校长，执掌清华帅印将近20年。
张、严两人兴办教育的精神感动了天津的许多开明士绅，有人捐款，有人献地。1907年，在天津旧城西南一块获赠的盐碱荒地上，张、严两人盖起了新校舍。因为这个地方被天津人称为“南开洼”，所以校名改为“南开中学堂”，这就是今天的南开中学。
为了开办大学，1917年8月张伯苓赴美国留学取经。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此时他已经41岁，但他甘当小学生，孜孜不倦地认真钻研。1918年冬，张伯苓回国，他先乘船到日本，后取道朝鲜返回天津。 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设文、理、商三科，教师17名，学生96名。这第一届学生中就包括周恩来，他被张伯苓准予免试进入南开大学文科。
1936年，张伯苓多方筹措资金，在重庆沙坪坝买地800亩，建起了南渝中学，后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学校于1936年9月开学，招收学生200多名。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开战，天津南开中学的师生辗转撤到重庆南开。随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张伯苓建立重庆南开中学的先见之明和雷厉风行，被众人称为鬼神之功！随着重庆南开声望大振，学生人数急剧增加，达到1500多名，其中竟然有香港的年轻人跋涉几千里到重庆南开求学。8年抗战期间，重庆南开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新教育、新文化的勇敢探索者
南开中学建校之初，张伯苓根据他对当时中国现状和中国人的深刻认识，制定了三大教育政策，即进行爱国教育、科学教育、体育和艺术教育。
在爱国教育方面，张伯苓制定了“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他说：“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为了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南开中学建校伊始就开设了修身课。张伯苓独出心裁，不用老一套的修身课本，而是在每星期三下午把全体学生集中到大礼堂，由他亲自登台主讲。他采用漫谈的方式，给学生讲爱国，讲求学，讲做人和处世之道。除了校长亲自主讲，张伯苓还请社会上的精英名流、专家学者来校演讲，梁启超、胡适、张学良、陶行知、徐悲鸿等名家都先后到校作过报告。
张伯苓还把爱国教育与学生的行为举止、自身修养结合起来。步入南开中学的教学楼，立刻会发现一面大穿衣镜，镜子上端的横匾上镌刻着40字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面穿衣镜和这段箴言，为的是让学生一进教学楼，就有一个整洁的仪容和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它们也的确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当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里奥来南开参观，他不愧为教育专家，很快就发现南开中学的学生在精神状态、言谈举止、仪表风度上与其它学校明显不同，便问张伯苓原因所在。张伯苓把他带到穿衣镜前，将上面的箴言细细解释。伊里奥听后十分钦佩，回国后逢人便讲，于是这件事就在美国传开了。不久，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派人来到南开，将镜上的箴言拍摄下来，刊登在美国的报纸上，对张伯苓和南开的教育方式给予高度的评价。
在科学教育方面，南开不仅设置了全面的西学课程，而且聘请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海归教师，一些课程甚至直接用英文讲授。由于南开大学是私立，经费紧张，教师待遇不高，但是这些海归教师们深受张伯苓教育救国精神的感染，兢兢业业，安心教学。邱宗岳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他是清末我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1922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派驻华代表来南开大学考察理科教学，张伯苓安排代表去听邱宗岳的化学课。邱先生一开口，纯正的美语发音就令他大吃一惊。邱先生的讲课重点突出，层次分明，使代表惊赞不已，评价到：在美国的大学里也很难听到这么高水平的课。代表返回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捐款12.5万元，帮助南开大学建造科学馆。1923年10月，科学馆竣工，命名为“思源堂”。师生们说：邱先生一堂课给南开赢来一座楼。
在体育和艺术教育方面，张伯苓有着颇多的创建。张伯苓酷爱体育运动，加上他是身高1.83米的壮汉，在当时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中更显得高大威猛。早在严馆时代，张伯苓就开设了体育课。南开中学成立后，体育被列为必修课，不及格者不准毕业。体育课的考试，不仅考各项运动的技巧，还考笔试——各种运动的规则。由于重视体育，南开有着多支高水平的运动队。当时的天津有9块外国租借地，租借地里居住着大量外国人，他们也有着多支体育运动队。南开的足球队，不仅在中国人中没有对手，而且挫败了不可一世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联队。由“南开五虎”组成的南开篮球队更是享誉全国，他们不仅击败国内无数强队，而且击败了远东运动会的冠军菲律宾队。早在1907年，张伯苓在一次演讲中就提出：中国人要参加奥运会。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张伯苓精心策划操办，张学良慷慨捐款资助，终于使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赛场——刘长春参加了短跑比赛。所以，众多专家认为：谁代表中国出现在洛杉矶是偶然的，张伯苓才是使中国人走上奥运舞台的真正英雄，他是中国奥运第一人。
南开的艺术教育丰富多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话剧。张伯苓说：“演戏不是单纯的娱乐，它能寓教于乐，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1909年，南开中学上演了第一个话剧《用非所学》，张伯苓自编自导，并亲自登台演出。1914年，“南开新剧团”成立，入学不久的周恩来是其中的一员。少年周恩来相貌英俊清秀，所以在话剧中他多次被指派扮演女主角。不久，年仅15岁的曹禺加入了“南开新剧团”，几年之后，《雷雨》、《日出》横空出世，翩翩少年成长为闻名中外的一代戏剧大师。在曹禺之后，从南开还走出了石挥、黄佐临、谢添等一大批艺术家。
远见卓识的社会活动家
张伯苓几十年一直担任着南开的中学部和大学部校长，工作非常繁重。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把自己封闭在校园里，而是关心国家大事，体察民众疾苦，热心社会公益，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承担和从事的社会活动有：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天津电车公司董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等等。在社会公益活动中，张伯苓结识了众多精英人物、商界大亨和达官显贵。他们中有的人被张伯苓的人格所折服，成为他的挚友和知己；有的人在他的感召下良心发现，为南开捐钱捐物。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张学良和张伯苓的交往。
早在1916年，张伯苓应邀在沈阳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张学良是台下的听众之一，他此时虽然是个风流倜傥的少年，又贵为“张大帅”的公子，但是内心充满苦闷和绝望。因为东北屡受俄国和日本的侵略，加上内乱频繁，他深感前途渺茫。张学良听完演讲，精神为之大振，从此立志发奋救国。他对张伯苓一直感念不忘，始终以师礼事之。1930年，已是陆海空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到南开大学视察，他对南开师生深情地说：“我之所以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1936年初，张学良秘密来到延安与红军谈判。当他看到对方是周恩来时，开口说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张伯苓先生。”此言立刻缩短了双方的心理距离，融洽了情感，谈判很快变成了赤诚相见的沟通。从此，红军和东北军化干戈为玉帛，同时为日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1996年，在张伯苓诞辰120周年前夕，张学良特意书写了“桃李满天下”几个大字纪念张伯苓，这是张学良留给世人的最后墨宝。
高山仰止的道德楷模
成就伟大事业者，必然具有伟大的精神和人格。张伯苓是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道德楷模。他毕生不谋官，不图利，大公无私，一心只为国家的富强昌盛和南开的发展壮大而操劳。他朴实无华，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始终过着布衣蔬食的生活。张伯苓一生从国内外为南开诸校募集的资金数以千万计，而且大多数是个人行为，他若提留若干入私囊，别人根本不会知道，更不会过问。但他不肯也不屑这样做，而是分文不差地收入南开的账户。
他常说：“我用不着攒钱。不能给孩子们留钱，他们钱多了就不想做事了，岂不害了他们吗？教给他们一些德行，就够他们一生享用不尽的了。”
张伯苓经常去北京、南京办事，为了省钱，他一直坐三等车厢，每次都住在同一家廉价的小店，一天一元包吃包住。由于小店卫生条件差，张伯苓不得不随身带着一包臭虫药。当他的名气已经很大时，仍住在平民区简陋的住宅。一次，张学良慕名来访，乘汽车来回跑了几趟也没找到“校长公寓”，只好下车，一边步行一边打听，才找到张伯苓。事后张学良感叹地说：“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为始料，令人敬佩！”
1951年2月，张伯苓因脑溢血在天津病逝，享年75岁。他至死一贫如洗，当家人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身上只有准备乘电车的几元零钱和两张戏院的门票。
无比宝贵的遗产
张伯苓没有给家人和子女留下遗产，但他给国家和民族留下了无比宝贵的遗产。从实物上看，他留下了3所中学，1所大学。从精神上看，他的精神、思想和品格渗透凝结在千万个学子的心中——其价值难以估量！我们今天缅怀张伯苓，不仅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同样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张的一生，对当代民办教育有着格外重要的启示。自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从无到有，历尽坎坷，十几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幼儿园到高等学府，都出现了一大批民办教育机构。但民办教育也面临着诸多的困惑，面临着众多的危机和陷阱，例如高收费、贵族化，等等。民办教育何去何从？下一步该如何走？如何解决当前的众多困境？如何办出学校的特色？这些是所有民办学校都面临的、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当我们思考、探索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幸发现了张伯苓这位伟大的教育家。
我们并不孤独，我们也不应再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在远处有一座明亮的灯塔，有一个光辉的榜样，那就是张伯苓和他创办的南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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