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礼伟
春运期间，高密度的、空气污浊的火车车厢里，有人眼中出现了幻觉，有人发了癫。没有身临其境的人也许会不相信有这种事，但如果此人恰好就被夹在人堆里不撒不动地站20多个小时，被挤丢了盘缠而下车后又不知道能否找到工作，脸上却还能浮现一种幸福的、满足的微笑，那么别人至少会对这种微笑心里不踏实，乃至毛骨悚然。
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精神病患者或心态失衡者制造的血案，我们在谴责凶手的同时，是否也可以站在这些疯癫者的位置，做点换位思考？
湖南临武县广宜乡中心小学教师刘红文，甘肃省宕昌县羊古堆村民袁张各，福州永泰县农妇黄巧英，北京某幼儿园看门人徐和平，山东莒县公交车司机贾庆友，漂泊在苏州的江苏沭阳农民杨国柱……他们有一个共性：突然发作，滥伤无辜。他们还有一个共性：都在社会底层。
至少对于这些人来说，世界、人生就像是一列沉重的、晃荡着的乃至失衡了的火车，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无处可逃。下意识地，或有意识地，他们疯狂地搞起了破坏，伤害起人命，好让自己的痛苦得到宣泄，好让自己从无足轻重变得引人瞩目。
无疑，弱势不能成为作恶的借口，这些人的行为是恶魔的行为（特别是他们只杀比他们更弱的人），他们给许多无辜的家庭带来了痛苦，也使自己的家人蒙羞。但恶魔附着到他们身上，却是突然的，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在着魔之前，都是温良的百姓，乃至温良得有点低三下四、逆来顺受。
小时候笔者曾见过一些“武疯子”，不过他们只是唱着戏文打砸器物而已，经人一劝一喝，也就可怜人儿一个地、眼泪鼻涕地回去了，并未听说这些人闯进公共场合大开杀戒。而如今，个别抑郁者或疯癫者却陆续在社会上、人群中制造着血案和恐怖。车臣、伊拉克的恐怖分子是一伙一伙的，我们的“恐怖分子”是一个一个的；人家的是有组织有纲领的，我们的是个人化的和突然发作的。这是我们面临的一种新的“反恐”课题，而以这类事件的频度来看，确实到了需要社会各界重视、需要政府努力作为的时候了。
首先，我们要正视这类事件的社会原因。既然这类人“反社会”，必然有社会性的原因，这类人的作恶固然有主观因素，但在寻求正义与救助的过程中屡屡碰壁，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病态杀人者是在生活中积累起他们的病态性格。底层人的生存处境是极其脆弱的，一个收入少得可怜的家庭，如果突然有人得一场大病，如果仅有的资产被抢走或被罚掉，如果家里的孩子“不幸”考上了大学，全家将陷入一个怎样的困顿？这些弱势者不仅要忍受残酷的生存压力，还面临着越来越承受不起的讥笑、白眼，渐渐地，他们的心冷了，血也冷了。
同样重要的，我们还应当积极作为。“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的主语是谁？是提出这一经典口号的媒体吗？当然不止它们，社区、民间社会，以及握有巨大资源的政府部门，都是这个使命的承担者。尤其是政府部门，人民纳税供养它就是让它干这个的。前述血案我们也可视为一种社会灾害，对于社会灾害，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成文的官员问责制度，那么如果哪个地方出现了弱者走投无路而滥杀无辜的恶性事件，对有关官员也应追究相应的责任。此外，少制造一个冤案，就是少制造一个不稳定因素；多让一个弱者得到切实的关怀，就是为社会多增加一份稳定。
我们还可做一种换位思考。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将理性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如此一来，秦始皇的大一统理性可视为一种疯癫（有焚书、坑儒为证），清朝精明的思想清理运动也可视为一种疯癫（如残暴严苛到了病态的文字狱），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理性也可视为一种疯癫（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作出了经典的说明）。存在于“正常人”或“主流社会”中的疯癫大多不是显性的，它的表现形式是将一些使善良人发疯的规制、环境视为是合理的，或将一些粗暴、霸道的行为视为正常的和必要的。
疯癫当然也存在于当代世界的种种“理性”中。美国打伊拉克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理性而在另外的人看来是疯癫，为了降低成本而制造有毒食品在制造者看来是理性而从社会公义角度来看是疯癫。对外流农民的戒备、歧视、收容和用这个证那个证把他们控制起来或隔离开来，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理性，但从人性角度来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疯癫。
无论是从人性角度来看，还是把社会作为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风险共同体，对于弱者的嘲笑和漠视是疯癫的，目睹弱者中一些人一步步走向疯癫而不闻不问当然更是一种疯癫和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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