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宏猷，1950年生于武汉。武汉作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著有《董宏猷文集》四卷，长篇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十四岁的森林》、《胖叔叔》等，科幻小说《山鬼》，小说集《湖畔静悄悄》、《长江的童话》等，诗集《帆影》，散文集《男子汉之歌》、《扛着女儿过大江》等，以及长篇报告文学等多部作品。在海内外获奖30余次，曾三次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两次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以及冰心优秀儿童文学奖、湖北省屈原文艺奖等。
新闻背景
近日武汉备受关注，一是法国“巡逻兵”空中展翅；一是武汉市首届学术年会开幕，科学家云集论道；还有湖北省图书馆百年馆庆名家讲坛开讲。10月10日，就在省图名家讲坛上，著名作家董宏猷一句“武汉码头文化应融入大智慧”，语惊四座。何为大智慧？它真的能让“小码头”脱胎换骨？这是不是儿童文学作家的个人理想？10月15日，楚天都市报记者与董宏猷进行了一场对话。
小码头有大智慧
记者（以下称问）：在省图书馆的名家论坛上，你说“武汉码头文化”应该融入大智慧。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上月来汉，接受我们采访时，也提出了“大武汉”应该打文化牌。而提及武汉码头，历史留存多是“斗狠，打码头”等陋习，令人胆寒。这样的文化品牌怎么打得？
董宏猷（以下称董）：“斗狠”和“打码头”不是也不应该是武汉的文化品牌。如你所说，是一种陋习，对码头文化建设只有负面影响。现在有不少敢于斗狠的人，善于勾心斗角的人，不讲道理的人，通过“搞掂”了领导，打下了“码头”，而得实惠，就是这种陋习在当今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和延伸。我们想要发扬的，是武汉码头文化中有容乃大、多元并存、兼容并收、开放流通的“大智慧”。
问：你所说的“大智慧”具体怎么理解？
董：传统的码头文化，其主体成分是以码头为生存点的市民、进入城市闯码头的农民，以及江湖流民，它是世俗文化、江湖文化、乡土文化、商业文化的融会体，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深受小农经济的影响。因太急于“吹糠见米”，所以市民满足于小聪明，得意于小买卖，小便宜，小算盘，小九九，小眉小眼，小富即安；动不动就见风使舵，所谓“集家嘴的划子，扯舵”。
我呼吁的“大智慧”，就是大视野，大目标，大计划，大手笔，大胸襟，大文化，大企业精神。就是武昌起义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大气魄，保卫大武汉的这种敢为中流砥柱的大坚守。
问：“大智慧”要融入武汉传统的码头文化，并让其脱胎换骨，你认为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是什么？
董：要清醒认识到武汉的码头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历史存在，它已深深浸透到武汉城市文化的深处，扬新先要革弊。
传统的有形的码头消失了，但在新的世纪，武汉在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大格局中，在东部大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格局中，在长江经济带中，在以武汉为轴心的城市经济圈中，乃至在全球经济大格局中，仍然是举足轻重的“大码头”。要建好码头，“筑巢引凤”，像建国之初迎接武钢、武重、武锅、武船等重大项目落户一样，为新的大项目提供好平台。用这些实在、实惠的大，做点大文章。
冷板凳一坐20年
问：作家创作多有生活原型。你给孩子们写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美丽世界，我想知道这是你童年生活的艺术再现，还是借助美好的文字，给自己童年的梦以安慰？
董：(笑)两者恐怕都有吧。我的作品中，以码头生活为题材的，大都有我童年生活的影子；但我给孩子们的，恐怕不是一个单纯的“美丽世界”，而是既有彩虹又有风雨的世界和人生。
问：你的童年是怎样的？
董：我出生在汉口老巷。6岁以前，却是鄂南山区的一个放牛娃。后来回到武汉，在汉水边的小巷中，在长江边的码头上，度过了自己贫苦的童年。因为家中没有父亲，母亲养活我们姐弟仨已万分艰难。
我从小就爱看书，为了买书，9岁起，就赤着脚踩在烙铁似的马路上、在长江边的码头上拉板车———实际上，是给板车工人帮忙，拉边套。
问：苦难出诗人。上世纪70年代初，你也是从写诗涉足文学领域，成名后，却走上儿童文学创作道路？是何人何事“点化”了你这个“放牛娃”？
董：1982年，我在武汉远郊一所学校当教师，写了一篇反映校园生活的小说《吸力》，寄给《中国青年》，参加“五四征文”。文章却被《儿童文学》的编辑选发，还获得《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当年夏天，我也因此参加了《儿童文学》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儿童文学讲习班，类似现在的鲁迅文学院。得到冰心、严文井、叶君健、王蒙等老师的点拨。至今仍然记得恩师昔日所言：在中国搞儿童文学，就是要坐得冷板凳，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冷水泡茶慢慢浓。没想到，我这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现在还是冷板凳。
“苕心”就是童心
问：还记得去年在沌口看张惠妹的演唱会吗？秋雨霏霏，全身湿透的你忙活着拍照。看着你那兴奋的样子，分明就是一个小孩，哪里像一个年过50的作家。
董：(嘿嘿笑)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难点，在于作家能否始终保持一颗童心，真正进入孩子的精神世界。我是借助陪同女儿看F4演唱会、张惠妹演唱会，感受一下什么叫“青春偶像”。
问：怎么会有如此好的心态？
董：“童心”其实是一种“天性”，不可能外在移植的。童心每个人都有的，只是后来人长大了，在社会上碰碰撞撞的多了，不自觉地将它放到储藏间去了。我从小就蛮“苕”、蛮“憨”。人一“苕”，就总是吃亏。有的人吃了亏，就变聪明了，武汉话，就是变“贼”（zui武汉方言）了。我“苕”了一辈子，还常吃大亏，可就是变不“贼”，仍然说苕话，做苕事，苕心不改，你说怎么办呢？那就干脆苕到底了。“我不当苕货，谁当苕货？”而“苕心”就是童心啊！童心就这样保持了（大笑）。
问：你那浓密的大胡子，告诉人们，你似乎不该是那种顽童一样性格的人。
董：（笑）小时候我也是一个顽童啊。至于大胡子，它有激情生长的权力嘛，那就给它自由和个性吧。
问：近年来，你的作品中有个高频词———男子汉。你心目中的男子汉，是什么样的？
董：上帝为什么给男人一副宽肩膀？那是要男人去承担责任的。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就是要有一副铁肩，一片大海胸襟，一颗大爱大悲悯的菩萨心。为此，我还专门给孩子们写了一本书，就叫《男子汉之歌》，在大陆和台湾都出版了。在武汉，尤其是码头上，对一个男人最高的评价，就是称赞这个人“是一条汉子”。
坚守本身就是成功
问：从事少年儿童文学创作20余年，当年看你的作品的少年都长大成人了。而我国目前的文学市场恰恰是众多纯儿童文学刊物纷纷停刊；文学新人包括少年作家（孩子）都把目光投向成人世界。前路无知己，那是怎样一种寂寞，为什么还要写？
董：儿童文学现在依然是寂寞的事业，它的生存境遇的确如你所言。我们现存的有形教育和无形教育中，阴柔的东西太多了，自私的东西太多了，不顾别人、不负责任的东西太多了……恰恰就是在这样的大流失、大忽视和大寂寞中，我们更需要坚守。
为什么还要写？理由很简单：我就偏偏不退却！农民种庄稼，并不是希望所有吃粮食的人都当农民来回报自己，我也一样。谁说“前路无知己”？天涯处处有芳草。
问：记得你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以早恋、反叛等为题材的“方便面”式文学作品大量充斥市场时，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必须引领孩子们冲破商业化运作的重重怪圈，帮他们认识什么可以真正滋养自己。你认为你的坚守，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董：坚守本身就是一种成功。至于“引领”，不可能。我从来也没有想到去引领谁。我们这一代作家，和现在的青少年作家，应该做到各领风骚吧？至于“冲破商业化运作怪圈”，更不可能。一是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二是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为了牟取利润，是不惜上绞刑架的。我所做的，只能是表达和呼吁。如此而已。
镜头记录“朋友”容颜
问：除了写作，平素都有哪些爱好？
董：淘书，淘碟，唱歌，写字———写毛笔字，还有旅行和摄影。
问：去年，你穿越三峡，用手中镜头留存长江三峡最后的容颜。就像你谈到《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的创作经验：觉得自己化身为孩子，万物于我皆有生命。用自己手中的镜头聚焦三峡，那你又化成怎样一个角色？
董：长江三峡的朋友。历史的记录者。
千古三峡即将消失的时候，我觉得它在呼唤我。三峡是有生命的，我必须去，哪怕正是非典猖獗之时，三峡封航之时。这是我和三峡前世的约定和缘分，也是我的宿命。所以，我就去了，为三峡作了一个最后的见证。
问：听说《三峡，最后的见证》将面世，什么时候？那里面有你怎样的声响？
董：大概今年之内吧？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声音，都在书里了，到时候看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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