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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与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夏菊花的对话(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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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4年11月07日08:22 来源：荆楚在线-楚天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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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1月2日
人物 夏菊花
采写记者 荆楚网（楚天都市报）（记者周洁 通讯员清泉）
摄影记者 荆楚网（楚天都市报）（记者萧颢 通讯员清泉）对话背景
10月30日，夏菊花从事杂技舞台艺术60周年座谈会暨《夏菊花传》（楚天都市报正在连载）首发式，在武汉市委会议中心举行。夏菊花被武汉市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从旧社会流离失所的杂耍艺人，到新中国受人尊敬的艺术家；从家庭式的小戏班台柱，到中国杂技的领路人；从唱堂会的雇员，到出使国外的和平使者……60多年艺术之路，夏菊花是怎样走过的？她怎样苦心经营着中国杂技事业？身为第六届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评委会主席，节会内外事务繁多，这使我们的采访约定一变再变。11月2日，百忙之中的夏菊花主席，在香格里拉大酒店，接受了楚天都市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这使我们有机会给湖北读者打开一扇窗，走近这位德艺双馨、苦苦求索的人民艺术家。
人物介绍
夏菊花，女，汉族，1937年出生，安徽潜山人。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从事杂技事业60余年，艺术功底深厚，是我国著名的杂技表演艺术家。1957年，她表演的节目《顶碗》在莫斯科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杂技比赛中获金质奖章。曾率团赴法国、意大利、瑞士等40多个国家。
抛开苦难见天明
记者（以下称“问”）：听赵瑞泰先生（武汉戏剧家协会主席）讲，您原本不姓夏，是夏家“子”。什么是“子”？
夏菊花（以下称“夏”）：我原本不姓夏，姓徐。当年父亲徐造钱在马戏班（夏家班子）当伙计，老板（养父）家生了一双儿女都先后夭折。他们就想找个孩子当“子”，按照当年迷信的说法，有了子，往后生孩子就不会夭折。
因为我家非常困难，生活不下去，给人当子总比饿死强，于是父亲含泪忍痛将我送给夏家。我出生在阴历九月，正是菊花开放时节，名字是外婆取的，为了纪念外婆，所以名没有改。
问：去年，我采访著名魔术家凌幻天先生，他回忆起解放前夕，你们在民众乐园“席地如卧冰”的生活，一个劲地说不容易。那是怎样一个境况？
夏：1950年，我随马戏团从长沙到武汉，先住在武昌徐家棚，1951年才进民众乐园。虽然解放了，但生活条件还很差。为了生存，我们长年累月跑江湖、闯码头，光着脚板走山路，常常还受到一些地痞的欺负，每次演出都提心吊胆。
演出之余，我还要做家务，比如洗衣、纳鞋底。我最怕过冬天，在结了冰的池塘里洗衣服，洗尿片，手都冻僵了，而皴开的裂口一沾水，生疼，往事不堪回首。
问：艰难，奔波中，童年的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夏：家里穷，我从小养成节约的习惯。我记得当年每月有33块钱的工资，可自己从没拿到工钱。养父母每天给我5分钱，我就吃3分钱的早餐，存2分，竟然存了17元。可我没地方藏，就只好放在枕头下，后来被养母发现，“借”去了。在这种缺少温暖缺少爱的环境里，我想有个家。
问：因为杂技技艺高超，湖北老领导王任重盛赞您是“一朵红花”。
夏：我为这朵红花可没少受罪，后来还牵连他人变成了“黑花”。当年，我和歌唱家王玉珍等“五朵黑花”，在国棉二厂被人批斗，被迫“坐飞机”，被电击，说是要“触及我们的灵魂”，要将我们置于死地。当年武汉老百姓说，“她还没成家，不能这么整她”。我熬出来后，他们都哭着对我说：你总算活过来了。
问：性命难保朝夕。困厄之中，想到自己还有出头的那一天吗？
夏：我坚信有那么一天，因为我完全是按照党的要求做的，我没有错。我相信党、相信人民。
问：怎么看待生活中的那些苦难？
夏：苦难让人学会懂得珍惜，让人更坚毅。走过黑暗的人，才能珍惜光明。
踏冰卧成绝技
问：1957年，您的杂技节目《顶碗》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以其娴静练达、端庄典雅的表演，技压群芳，一举获得最高奖———金质奖章，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一身绝技怎样练成？
夏：（笑）苦思冥想，长年累月地练。如单层单飞拐子顶脚面夹碗这个动作，今天看来，把传统顶碗从头上搞到脚上去，很简单，当年是难以想像的。有同行认为不可思议，还说我成功了他的名字倒着写。
杂技艺术就是挑战极限，变不可能为可能，变你想像不到为可能。为练好该动作，我不知道摔破多少碗。碗摔破了，心疼，怎么办？便对着床练，即使失败，碗掉在床上，破碎得也少些。数年磨一剑，后来到北京为国际友人表演，陈毅看后，连说“绝了绝了！”
可惜的是，我后来有很多创新，技巧丰富了，技能更高了，却被“四人帮”剥夺了演出机会。否则，我还要得更多的金奖，为国家争得更多的荣誉。
问：是受到怎样的启发，将传统的顶碗和柔术巧妙结合在一起？
夏：（严肃）我非常讨厌张冠李戴，据别人的成果为己有，将顶碗与柔术结合是我第二代弟子李泽芝的功劳，与我无关。
问：从事杂技艺术可谓名副其实的苦旅。绝技绝唱受人仰慕，但它背后有一个潜在的声音———后继无人，这种状况似乎更令人忧虑？
夏：我不这样认为。我们不缺少杂技人才。如果说缺，可能缺少吃苦、耐寂寞的精神。
“五关”过遍心塌实
问：离开表演舞台多少年了？
夏：从1972年到如今约30多年吧。
问：表演生涯之外，您都在忙什么？都有哪些爱好？
夏：我比较好静，工作之余多看点书。喜欢看芭蕾，一些世界名剧我基本都看了；最爱听些古典名曲，像《梁祝》，我是百听不厌。
问：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了解您更多是通过抽象的文字，以及从前有限的录像资料，回看60年舞台人生，自己有何感慨？
夏：我一生坎坷。旧社会，摆地摊演杂耍尝尽艰难；在新中国，得到党和人民的认可，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到拥有今天的荣誉，最大的体会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夏菊花。
周总理对我说，当一个好演员要过好“五关”（“家庭关、社会关、劳动关、荣誉关、生活关”），挺着腰杆走过60周年舞台生涯，到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我过好了“五关”，心里很塌实。
问：赵瑞泰先生对您有个评价，他托我给您：艺术人生60年，风雨菊花倍鲜艳。功名利禄烟云过，化作正气留人间。怎么看老朋友的评价？
夏：（热泪盈眶）谢谢！多年朋友，我们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有共同语言，心灵相通。我对党对人民做了点事，但很有限。我希望自己多留下美好的东西，少留遗憾，把路扫干净一点，让后人跑得更快一些。
中国杂技亟待经营
问：中国杂技源远流长，像汉代“百戏”中就已表演“顶碗单手倒立”。中国杂技屡获国际大奖，蜚声国际。可是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国外市场经营却比国内好？
夏：我们的杂技水平高，在世界上是有目共睹的，并不比国外逊色。
问：我说的是经济上的。以加拿大太阳马戏团为例，他们邀请中国杂技演员到加拿大，专门表演中国杂技。如今该团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戏团，年收入高达几十亿美元。更为遗憾的是，参与表演的中国杂技演员所获得的报酬不过是其中的“一滴水”。中国杂技的品牌被“太阳”淹没掉了。您如何看待中国人替外国人“打工”的这种现象？
夏：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我有个观点，忍气吞声低头给人打工，那是旧社会，在新中国，是不可以的。
国内的杂技团体众多，都是零敲碎打，没有形成规模化经营，竞争无序。杂技的艺术与市场如同人之两腿，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迈出经营的“腿”，受制必然多。眼下完全属于我们自主经营的国外演出很少，不懂经营的结果便是只能听人摆布、给人打工，从而陷入困境。
问：中国杂技如何打破替外国人“打工”的局面？
夏：要理顺市场，应该是什么水平就是什么价，名牌就是名牌价。不能相互压价，自己乱了阵脚。
献给人民的节日
问：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酒好似乎也怕巷子深。尽管有很强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如今的杂技受老百姓追捧的热度，和那些明星演唱会等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夏：任何一种艺术表演形式，都有它的魅力，会拥有自己固定的观众群。杂技不受年龄大小、文化层次、场地环境的限制，有独特的生命力。也许是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从而降低了杂技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力。
包装诚然重要，但质量是关键。作为一个杂技表演工作者，我们要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艺术品，不是文化快餐。
问：当年，你们杂技表演艺术家下基层，到农村、工厂、部队演出，与老百姓亲密无间。如今，表演进了杂技厅，似乎有人为疏远之嫌吗？
夏：没有疏远。拿本届武汉国际杂技节来说，我们的艺术家多次进社区表演，与广大老百姓面对面；今年，我们还特别要求，本届杂技艺术节的开幕、闭幕式现场直播，让不能到现场的老百姓可以看到精彩的节目，真正让杂技走进寻常百姓家。
问：您这样做会不会影响杂技节的票房？
夏：不会。受场地、器材的限制，许多杂技精品还得在杂技厅演出。
问：武汉国际杂技节已经办了6届，您说要把它办成人民的节日，您觉得您当年的梦想实现了多少？
夏：如今已成为了人民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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