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潮涌催奋蹄

　　钱塘江，或称浙江。入海口呈喇叭形，江口大而江身小，起潮时，海水从宽达数万米的江口涌入，受渐狭的江岸约束形成潮涌，奔腾澎湃，势无匹敌。庄子《南华经》称：“浙江之水，有吞天沃日之势。”北宋文豪苏东坡咏赞钱塘秋潮：“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

　　如今，浙江民营经济大潮正以超越大自然之伟观，波澜壮阔，势不可挡。10月28日至11月6日，市委书记程海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莫道宏，市政协主席刘春林，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刘明，副市长龚建明，市委助理巡视员、鼎城区委书记吴生元，为寻求我市民营经济发展良策，实现内源外源双轮驱动，加速我市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率领各区、县（市）委书记及开发区、管理区党（工）委书记，组成赴浙江学习考察团，重点考察温州、台州、宁波等六市民营经济发展状况，所见所闻，发人深省，钱塘潮涌，催人奋进。

　　观 潮

　　浙江省国土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人口4500多万。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年至2003年，全省生产总值从124亿元猛增到9200亿元，年均增长13％左右，高出全国平均增幅近4个百分点；按现行汇率计算，人均生产总值已达2400美元；财政总收入从27亿元增加到1468．9亿元；全省生产总值在全国排名从第12位升至第4位；人均生产总值从第13位升至第4位；财政总收入从第14位升至第5位，对外贸易总额从第13位升至第4位；工业总产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由第11位跃至第4位。浙江成为中国大陆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和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

　　从资源禀赋来看，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人均耕地仅0．5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仅为11．5（以全国平均数100计），居全国倒数第3位。从资本供给看，改革开放前，浙江省获得的国家投资极少。据统计，1953年至1978年，浙江省人均获得的国有投资仅411元，列全国各省（市）末位。从经济基础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工业化水平和结构转换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人力资源和区位条件，浙江经济几无优势可言。是什么原因使得浙江经济迅猛腾飞？代表团所到六市的党政负责人几乎众口一词：在浙江经济发展中，以个体私营为主的民营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如今，浙江拥有各类私营企业60多万家，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9％，堪称“民营企业”乐土。民营经济实现工业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出口创汇额四项指标已连续六年居全国之冠；2003年，年销售收入上亿元的民营工业企业已达1367家；2003年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综合实力500强中，浙江占了188家，总量居中国大陆首位；宁波、台州、温州、金华等市民营经济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80％，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90％。

　　从先声夺人的温州模式到今天引人注目的浙江现象，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是“小题大做”，小商品、大市场，最后形成了大产业。温州从家庭工业、专业市场起步，找到了民营经济最低而有效的启动点，开创了千家万户搞家庭工业、千军万马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局面，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集群经济。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几个村是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小基地，一个镇或邻近几个镇是某一类或某一种产业的产销大基地。比如，乐清市柳市镇是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产销基地，永嘉县桥头镇号称东方第一钮扣市场。这些年，温州打造了“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锁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等19个“国”字号生产基地。有一个说法非常形象，现在地球上平均每10人就有1人穿着温州皮鞋，国内服装每10元的产值中就有1元是温州创造的。温州以小聚大的区域性集群经济，以其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产业体系，形成了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和品牌的集聚优势。这种优势最终体现到成本优势、价格优势和竞争优势，使温州区域经济不仅具有“小”的活力，更具有“大”的实力。

　　二是“从无到有、无中生有”。台州的民营企业大多是由农民创办的，国家没有投过1分钱。改革开放初期，敢想敢闯的台州农民不甘心守着有限的耕地受穷，开始了集股合伙办企业的探索，玉环县芦浦乡的16位农民每人出资150元，创办了芦浦工艺品厂。1983年6月，台州市温岭县（原）工商局突破禁区，给牧南工艺品厂等4家企业发放了“联户企业”执照，催生了我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雏形。台州的民营企业从家庭式作坊、仿制、做零配件的低起点迅速崛起，全市有24个产品销量居全国第一，台州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摩托车及配件生产基地、水泵生产基地、“中国模具之乡”……九大产业在全国各领风骚。温州可利用的矿产资源非常少，温州自身也没有多少人才和技术，但温州人的创造精神却做到了“无中生有”。水头镇、郭溪镇，没有什么畜牧业，却成了全国的皮革生产基地；温州过去没有汽车、摩托车生产企业，却成了全国四大汽摩配件产销基地。没有生产技术，就花巨资购买；没有人才，就到全国招才引智。在资本运作上，从家庭小本经营，到民间借贷，再到企业强强联合打造企业集团。这些都体现着浙商“从无到有”的创造精神。三是“富而思进、勇攀高峰”。浙江六市的民营企业从家庭工业、乡镇工业到股份合作、企业制度创新，再到质量立市、品牌立市、勇闯国际市场，无一不诠释着这种精神。1989年，杭州武林门火烧温州鞋的第三年，康奈集团总裁郑秀康注册了“长城”鞋业，寓意重新打造温州鞋质量长城，后改名康奈。康奈是中国鞋第一个在海外开专卖店的企业，也是第一个提出反贸易壁垒新思路的民企。在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中涌现了一大批如：雅戈尔、奥克斯、庄吉、吉利、苏泊尔等知名企业和品牌。宁波奥克斯集团，2003年年产电能表、空调器分别达到2500万只和500万台，总营业额达72亿元，并成功进入医疗服务和汽车制造等领域；以大虎为首的1000多家打火机厂家生产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占领世界市场份额80％以上，日本、韩国的同类厂家因此纷纷倒闭；台州温岭的注塑鞋年产量6亿双，产品基本出口，产量和出口量均居全国第一！

　　警 醒

　　洞庭鱼米之乡哺育了600万勤劳智慧的常德儿女，与我们的过去比较，常德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环顾四周，常德有多少叫得响的民营企业？有多少占据市场份额的制造产业，又有多少驰名全国的地方品牌？一句话，常德经济与浙江六市的差距就在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自给自足，小富即安的小农经济思想侵蚀着我们的创新和进取精神。

　　温州市陆地面积1．18万平方公里，人口750万。改革开放前，温州的社会经济比较落后，是典型的“三少一差”。人均耕地少，只有0．33亩，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温州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国家投入少，建国后到1981年的32年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累计只有6．55亿元；可利用资源少，除了矾矿外，没有其它可开发的自然资源；交通条件差，当时没有机场、火车，仅有1条通上海的水路和1条路况很差的104国道。既使现在你也不要以为温州临海有多少外资企业，事实上，温州外资企业只有极少数几家。正是温州的民营经济打造了全国33个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收入水平排名第四的现代化温州。1978年到2003年，温州市国内生产总值从13．2亿元增加到122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翻了5番多，年均递增15％；财政总收入从1．35亿元增加到152亿元，年均递增21％；2003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6035元、5548元。同样，宁波市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与我市相差无几，台州、金华比我市还稍差，然而，2003年，这三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770亿元、995．03亿元、801．6亿元；财政总收入分别达到330亿元、108．68亿元、88．8亿元。台州、金华两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3609元、1244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5359元、4506元。而我市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486．58亿元，财政总收入仅为64．3亿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790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550元。差距显而易见，让人警醒！

　　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静发感言：上小学时，因为穷买不起书包只能背木匠老爸做的木头书包，这些记忆都深深地烙在心头，不断坚定他奋斗的精神。1984年下海后，他租过民房，睡过地板；先后做过电器、眼镜再到打火机，一路磕碰走过来。中国加入ＷＴＯ后，他联合中国打火机企业第一次以民间商会的名义打赢了欧盟ＣＲ案，解决了国际贸易纠纷。

　　当我市的一些私营老板在三产业上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醉心于投资按摩房、洗脚城、圈地、购置商铺、承揽工程，梦想着一夜暴富之时，台州人又在做着什么呢，补鞋匠出身，被朱镕基同志称为“国宝”的台州青年邱技宝，为掌握缝纫机生产技术到上海飞跃缝纫机厂拜访厂长、聘请“星期六”工程师，被门卫多次跟踪、撵走；在广交会上因没有正式“身份”而被遣送，仅获得一份为他日后打开市场销路提供方便的客户电话簿。几年后，这位台州青年开始背着自己生产的“飞跃”牌缝纫机满世界地“飞跃”，从非洲飞到拉美，再跃到东南亚和中东，继而进军欧美、出口日本……“飞跃”已经将五星红旗插到了100多个国家，成就了中国最大的工业缝纫机生产基地。

　　温州人、台州人、金华人弹棉花、补鞋子、卖眼镜、修锁补锅、鸡毛换糖，吃别人不能吃的苦，赚别人不能赚的钱，他们从小打小闹起步，发展到产值十多亿元甚至百亿元的大企业。当人们富裕起来的时候，浙江人永远不会忘记第一代创业者所留下的艰苦创业精神，永远铭记他们所经历的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千言万语……

　　近年来，我市始终把工业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特别是去年11月，我市党政代表团考察“长三角”经济发展情况后，确立了实施千亿工程、打造工业常德的奋斗目标，掀起了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截止到今年6月份的两年来，全市新批外商投资企业60家，总投资28．2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67亿元，利用内资56．7亿元。开发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221个，总投资规模374亿元，其中在建项目61个，总投资77亿元；已投产项目103个，总投资58亿元。泰格林纸、重庆啤酒、常德电厂等一系列大项目即将落户我市。然而，经济的发展仅靠“外源型经济”驱动是不够的。相比较而言，“内源型经济”在常德的发展还严重滞后。我市本土较有影响的大企业也只有常德烟厂、常德烟机、常德纺机、湖南车桥等为数不多的几家，且多是国有或国有控股。民营经济的发展更是不尽如人意。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浙江六市造就了无数个在国际国内有较大影响的大企业集团，可常德却没有诞生出一个全国知名的本土民营企业。我市为数不多的民营制造企业还处于技术含量低、品种单一、为外地企业配套、甚至是家庭作坊式的低层次；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处于很低水平。与浙江六市比较，我市的ＧＤＰ总量、财政总收入，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都存在很大差距。近观浙江六市的民营经济大潮，让人警醒。要实现建设经济强市、文化名城、和谐常德的宏伟目标，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解决发展、稳定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形成经济加速增长、人民充分就业、社会安定祥和的局面，已经到了非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内源外源双轮驱动的重要关头。

　　奋 进

　　钱塘观“潮”，我们已经看到了差距和不足；钱塘“潮”涌，更增添了我们奋勇弄潮的动力和勇气。正视差距、缩小差距、奋力赶超，是摆在每一位常德儿女面前的课题。任何悲观失望、心灰意冷、无所作为的情绪只会使我们又一次丧失加速发展的机遇。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已经为我们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思想樊篱；我市以“置换国有企业产权、置换国企职工身份”为主要内容的产权制度改革，率先在全省完成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民营化改造，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夯实了体制和机制基础；全市已初步形成了烟草业、食品业、纺织业、机电业、建材业、纸业、医药业七大骨干产业，这些都是我市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市委书记程海波在赴浙考察期间指出，“与浙江六市比较，我市在发展民营经济上，思想观念的转变慢了几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进取意识还存在差距。浙江六市的经验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从现在开始，必须迅速掀起一个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热潮。”

　　曾在浙江工作多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说过：“民营经济一有阳光就灿烂，一有雨露就茁壮。”他提示我们，民营经济的催生、发展和壮大需要我们播洒阳光雨露。

　　浙江六市的经验启示我们：

　　发展民营经济必须解放思想，拓宽民营资本进入的领域。取消一切歧视性准入障碍，除法律法规明令禁止外，所有竞争性领域、对外资开放的领域以及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其它行业，都应向民营资本开放。

　　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制定一系列符合我市市情，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从1993年起，宁波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全市32个与民营经济发展有关的部门相继制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意见。温州市在民营企业的税收征收上采取了先发展，发展后再征税补税的政策，藏富于民，鼓励民间投资。使民营企业在创办之初比较容易获得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各种生产力要素，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创业成本，形成了各种生产力要素向民营经济竞相涌流的良好局面。

　　发展民营经济必须适时引导，使民营企业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企业规模、产品档次和科技含量。温州市政府每年拿出巨资鼓励获得全国驰名商标的企业。正是因为这样，在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中才涌现出了一大批如正泰、德力西、康奈、红蜻蜓、奥康、庄吉、大虎、巨一等知名企业和强势品牌。

　　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切实改善民间投资的软环境。各职能部门都要强化服务意识，提高行政效率，简化办事程序；严格禁止“三乱”，严肃查处对民营企业的“索、拿、卡、要”行为；严格控制对民营企业的各种检查和达标活动；依法行政，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大力宣传党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大力宣传民营经济的发展典型，不断提高民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鼓励投资、争当老板、打造品牌的社会氛围。

　　钱塘潮涌，蔚为壮观；沅澧大地，春潮涌动。我们坚信、勤劳智慧、不甘落后、奋勇争先的常德儿女必将迎来一个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春天。(作者：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