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警方处境尴尬 警力捉襟见肘市民不满治安

　　2004年10月29日，蛇口招商派出所的民警刘穗英在经过值班室的时候他看见了两个蹲在那里的惯偷。“又是你们两个！”刘穗英向他们训斥了一句，转过头来对记者说他已经抓了他们好多次了，抓了放放了抓，如此不止。一方面因为难以取证，无法采取有效惩罚措施，另一方面很多小偷尚未成年。“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这是他们采取的政策。十三、四岁的小偷现在快成深圳的公害了。”说到这里，刘穗英无奈地摇了摇头。

　　刘穗英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他和他的同事们越来越感到困惑。刘穗英每天有十六七个小时呆在派出所。案件繁忙的时候，他和同事几乎都是连轴转，但是辖区的治安还是不尽如人意。

　　1000万比200万：

　　深圳不能承受之重

　　关于深圳的人口，曾经出现过好多个版本。像深圳这样人口大流动的城市，要想准确统计出人口总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若真想得出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数字，总还是有办法。人口数字一直扑朔迷离的原因在于它关系着一系列的问题：城市基础设施需求、城市公共服务需求的沉重压力等，但是严重的社会治安已经不容许深圳再采取鸵鸟政策了。

　　复杂的人口结构，即严重倒挂现象是最令警方头痛的问题。对于人口规模，深圳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或者说一直都在遮遮掩掩。在前不久召开的出租屋清理整治总结会议上，警方披露，据6月30日得出的统计，深圳暂住人口已达1006万，加上接近200万的户籍人口，目前深圳总人口数已接近1200万。这是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它如一块巨大的石头，令深圳不堪重负。

　　这个数字的经济学以及统计学意义，在此我们不多论，它对深圳社会经济的影响恐怕足以让某些发展规划出现失效的危险，而它对深圳社会治安的影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一份全面的资料来反映这1200万人在深圳的生存状态，比如他们的学历、工作等重要信息。这里只有一份2000年人口普查时做的统计，那时统计的深圳总人口为700.9万，其中户籍人口为124.9万，外来人口为577.0万，两者比例为1：4.6。同一时期，北京、上海、广州的外来人口数分别为282万、319万、318万，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例分别为1：0.25、1：0.24、1：0.43。在深圳这700.9万总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人口占75％，外来人口中，来自农村的就占71.6％。相比之下，现在的比例不会差太多。

　　这些基本信息不明朗的外来人口大军引发了数不清的社会治安问题。权威人士分析，在深圳的暂住人口中，至少有100万以上没有固定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任何职业的人。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隐藏着很多不安定因素，他们属于高危人群。在宝安分局一份统计中，2003年全分局抓获的6345名犯罪嫌疑人中，暂住人口占98.7％。外来人口给深圳的社会治安带来了巨大压力。

　　城中村的潘多拉盒子

　　如此庞大的“高危人群”，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形成了村落一样的生态群体，其中最典型的地方就是“城中村”。城中村里握手楼林立，一个个出租屋暗藏玄机。每到傍晚，大街上游荡着年轻而茫然的脸孔……这里是深圳不见阳光的后院。

　　外来人口成为深圳市主要的犯罪群体，而城中村和出租屋则成为犯罪分子的主要落脚点和违法犯罪场所。据警方在前不久召开的出租屋整治总结大会上透露，去年7月到10月仅4个月发生在出租屋里的刑事案件就达9060宗，占全部刑事案件的一半还多。今年开展整治行动后，7月到10月份的刑事发案为3920宗。史称深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整治运动的“玉龙坑”事件就发生在城中村。1983年的时候，玉龙坑只是个坑，罗湖区、福田区的城市生活垃圾都倒在这里。玉龙坑垃圾填埋场就从那年开始启用，到1997年12月为止，玉龙坑里面共填埋了约320万吨垃圾，平均深度是50米，最深的地方有80米。填满之后，也就停止了使用。1993年起，在玉龙坑附近开始陆续建起一个个“新村”。最初只是拾荒者的零星窝棚，但最后发展为上千户非法聚居，建筑物达380多栋。地基下万吨生活垃圾在发酵腐烂，沼气时时有引爆的可能。当有关部门发现这一隐患时，却已是积重难返，最后差点要动用部队来强制这些外来户搬迁。历时近一年，玉龙坑终于整治完成，当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罗湖黄贝岭村有个“××村”，聚集着几千某省籍人。有一次派出所的几个民警行使正当执法权力，正在带人盘问的时候，某省籍嫌疑人一声呼哨，几百人立即围攻上来，对民警虎视眈眈。

　　宝安有个“××村”。近日警方锁定了一名犯罪嫌疑人，断定其经常活动地点就在××村。但是经过多日暗访后，警方最后决定只在半夜12点以后悄悄行动，因为该村聚集了上千××省人，一有风吹草动他们立即聚结起来围攻……

　　还有福田的“攸县村”、蛇口的“湖北村”……这些移民村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增加了深圳的行政成本，令各级行政部门苦不堪言。

　　路面“两抢”让人心慌

　　摩托车作为早期的重要交通工具，曾经风靡一时。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外来人口的增多，摩托车成为犯罪分子实施路面抢劫的工具。路面“两抢”已成深圳的心头大患。2003年下半年，深圳警方决定开展“禁摩治摩”专项行动，俗称“断腿”行动。

　　2003年6月份，陈教授到深圳探望亲戚。刚到南头关便遭遇摩托车飞贼抢夺，身上财物被一抢而空。陈教授愤慨难当，提笔给市领导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信中说，这是他第一次来深圳，对特区本来怀着美好的印象，但经过此劫，老教授发誓再也不踏入深圳半步。

　　这封信坚定了警方整治特区内摩托车的决心。2003年下半年，深圳市公安局针对非法摩托车严重影响道路交通秩序、引发“两抢”等刑事案件持续上升的问题，于10月30日到11月3日，先后发布了《深圳市公安局关于禁止摩托车在特区部分道路行驶的通告》和《关于加强宝安龙岗两区摩托车管理的通告》，对特区内部分道路区域禁止摩托车行驶，宝安龙岗两区国道、省道以外区域道路禁止异地摩托车行驶。“禁摩”行动当月，由摩托车引发的刑事案件比上个月下降47.6％，其中飞车抢夺案件下降47.4％，盗抢摩托车案件下降了49.1％。据公安局最新数据统计，2003年11月至2004年9月，深圳涉及摩托车的交通事故为2747起，比“禁摩”前同期的5353起下降48.7％；死亡228人，比“禁摩”前同期的466人下降51.1％。禁与不禁，成了“两抢”案件和交通事故绝对的升降点。

　　尽管如此，由于深圳经济的多元化及特区内外发展的差异，摩托车仍然存在需求市场。警方虽然已经于1996年停止了给摩托车上牌，但并未真正做到堵源截流，而且“禁摩”只是在特定路段，远远不能彻底阻断摩托车的流窜。摩托车主发现路面设点后，立即相互通风报信，都不会经过查扣点。有些基层村委和部分村民对禁摩也还不理解，因此，禁摩并没有做到彻底的程度。

　　今年上半年，一位韩国客商与创维集团洽谈生意。生意谈毕，在等车的时候，韩国客商眼睁睁看着朋友的包被飞车抢夺。事后，韩国客商向创维高层提出，以后再有生意，一律改在上海谈。

　　这是警方的尴尬，更是深圳的尴尬。

　　警力捉襟见肘

　　警力不足，用起来捉襟见肘，没有足够的警察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应付如此庞大的人群。自今年起，为缓解压力，警方开始陆续从内地招警，到目前为止，共招来内地警察881名。但据不完全统计，在不长的时间内，已经有6名警察离开了深圳。“压力太大了，在深圳工作一星期等于在内地一年。”而一位派出所长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再招两倍的人也不足以解决问题”。

　　深圳解决警力不足的尝试早已开始，去年到内地招警只是措施之一。其实仅去年一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就批给市公安局招警编制3000余人。一年内招警数量如此之多，这不仅在深圳建市以来从未有过，而且在全国也并不多见。但是在过去，深圳警力的配备一直是按户籍人口指数来配备，并未考虑庞大的暂住人口，因此仅靠一次招警远远不能解决问题。

　　目前深圳警力按1000万人口配置比例为人口的万分之十三点四，满编后为万分之十四点五；香港为万分之四十四，北京为万分之三十三点三，上海为万分之三十五，广州为万分之三十点四。相比之下，深圳的警力配备比例是最低的，而且在现有编制中还包含了1000多人的公安消防民警，而国内其他城市消防任务由现役的消防武警来担负。

　　编制不足，使得深圳警察承担的工作量远远大于内地其他城市。据介绍，管理1个流动人口相当于管理3个常住人口。超强度、高负荷的工作导致深圳警察的身体每况愈下。去年，深圳市公安局民警的体检情况显示，4942名民警，患高血脂的有1196人，占参检总人数的24.20％；患脂肪肝的有1075人，占参检总人数的21.75％。其他病症如高血压、胆囊疾病、肾结石的检出率都较高。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余新国曾向媒体透露，深圳警察患有各种类型职业疾病的占近70％。仅2001年以来，深圳市就有27名民警死亡，其中因公牺牲的有13人，因患癌症等病症死亡的达14人。“这样下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愿意当警察。”一位从警多年的老警察对此忧心忡忡。

　　除了这些疾病，心理问题更成为损害警察健康的“隐形杀手”。为解决民警面临的巨大压力，深圳在1999年创立了全国第一家警察心理服务中心。热线开通以来，中心每天都会接到民警的电话，有些还是两次甚至三次求助。警察工作压力大是造成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据统计，深圳基层民警每年的加班时间人均800小时以上，深圳警察承担的工作量是内地的几倍。另外，干部职位少，政治待遇低是困扰警察的又一隐痛。很多警察反映对自己的工作没有成就感。所谓成就感，一方面来自工作中的成绩，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来自社会对自己的认可，这个认可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升职。但在偌大的公安系统，能提供的干部职位毕竟是少数。“每次破了一个大案，心里是很高兴的。但是人家好像并没怎么注意你，那种时候就有点不是滋味了。”刑警张岩称自己的工作很充实，只是得不到认可。

　　警察刘穗英的困惑

　　警察抓到了小偷，只要稍加训斥，小偷就会大喊大叫，这是民警常常会遇到的尴尬。处处都讲人权了，这是一种进步。然而，对民警执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我们见到刘穗英的时候已是黄昏，他正在收拾皮带准备披挂上阵了。“为什么能坚持做一线民警这么久？”对于这个问题，刘穗英只回答了两个字：喜欢。“那做警察这么多年，觉得累吗？”刘穗英说，累有两种，一种是体力上的劳累，一种是精神上的疲惫。前者他并没有感觉到，而后者，刘穗英告诉记者，与其说是疲惫，不如说是困惑。

　　以前，刘穗英见到犯罪分子总是奋不顾身地扑上前去将其擒获，收缴凶器赃物、录口供、交上级处理，一系列的动作干脆利落，每次做完之后刘穗英都会体验到莫大的成就感。对他来说，就是这样的工作串起了二十几年的岁月，简单而充实。一边是平民百姓，一边是犯罪分子，刘穗英和他的警察同事们在其中像一道屏障，面对着黑暗危险，留下身后的阳光安宁。可是现在，刘穗英慢慢感受不到工作中的那种酣畅淋漓了。举一个例子，抓到一个小偷之后，刘穗英们要马不停蹄地一边调查案情，一边办理各种手续上报分局审批能否拘押，因为按照规定，派出所关押嫌疑人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如果恰好遇上该嫌疑人受了伤，民警就得赶到法医那里验伤，而假如事情发生在傍晚或者晚上，法医下班回家，他们就只能等到第二天，这样时间早已过了12小时，于是他们只好放人。前不久，派出所在西部海域打伏击，守了几个晚上终于等到目标，但嫌疑人发现警察到来竟然从岩石上跳了下去，摔坏了腿骨。派出所把他送到医院救治，医疗费全部由派出所出。“出于人道，我们应该这样做。但这么下去，派出所哪有这么多钱给他们出医疗费？”有位所长与记者聊天，说孙志刚事件之后，在基层累不死你也会吓死你。头绪多，事务繁杂，稍有不慎，一封投诉信给领导，如果领导与投诉者一样，先入为主，有理无理先就说你警察不是，一个批示下来，你就“死”定了。

　　现在的刘穗英周身是病，神经衰弱、肩周炎、糖尿病、血管瘤、风湿病和颈椎骨质增生，上班的时候，刘穗英都揣着针管，给自己注射胰岛素。忙的时候，他往往是在工作间隙将衣服一撩注射一针了事。但他摆摆手不谈此事，他更关心整个群体。他说他的同事大多数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一天不如一天了，他们的身体。”

　　据了解，自从四川成都发生饿死吸毒女的孩子后，公安部门又规定警察在拘捕犯罪嫌疑人时，对需要救助的嫌疑人亲属必须救助，长此下去，派出所更将不堪重负，恐怕又成了托儿所、养老院了。

　　后记：

　　围绕社会治安，深圳曾经创造了几个引人注目的话题。2003年11月5日，深圳市公安局发出了一封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据说这在深圳警方的历史上极为少见。《公开信》比较客观地承认“我市社会治安形势依然很严峻，影响治安形势的主要因素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刑事案件仍然处于高发状态。”自2002年至今，网上流传着一份名为《用镜头关注社会治安》的帖子，作者拍摄了大量街头犯罪镜头，这份帖子据说创造了当时网络点击率之最。而在这之前和之后，深圳治安成为市民的诟病从未断过，甚至几乎已到了怨声载道的程度。

　　深圳的社会治安，远非“复杂”二字能够一言以蔽之。任何哪怕是细枝末节的不安定因素，稍有不慎，养痈成患，便将如洪水猛兽，令深圳难有宁日。它的解决也绝非公安一家能够完成。长久的历史因素积累成的弊病需要整个社会去共同疗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