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广东省性学会成立十五周年庆典暨相关学术会上，卫生部艾滋病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徐天民教授认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后，应该对特定人群（如亲友、密切接触者）进行告知，而在无关人群中保护病人隐私权，医护人员尤其要注意对病人资料的保密。（见《青年报》11月9日报道）
读完报道，笔者觉得徐天民教授的观点应该可为社会接受。
人们知道，据有关卫生防疫机构预计，我国目前已处艾滋病暴发前沿，艾滋病患者与感染人数也在呈上升趋势，而鉴于此严峻态势，卫生部也在近日发文要求让孕妇自愿测艾滋病的复盖面达到90%，应该说，这些措施对阻断艾滋病的传染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在如何防治艾滋病人的问题上，除医学问题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同样摆在社会面前：即如何在有效保护艾滋病人的隐私前提下，怎样使相关人群尽可能的免受感染，这中间还有一个不同人群之间的权力义务平衡关系。而隐私权得到保护的前提是，这个隐私必须是无关他人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个人生活状况，也就是说，只要在不影响社会公共与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个人隐私就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与保护。而具体到艾滋病人的隐私保护也是同理，当一个艾滋病人在医学上不会危及他人的范围内，那相关病情就应予以保密，反之，如在危及范围之内，他人就有权利知晓自已身处范围的真实状况。所以就此观点看，徐天民教授应该对特定人群进行告知的观点（建议）是合理可行的，而其之所以合理与可行的关键，就在于如此操作，不仅符合医学阻断要求，同时也符合病人与健康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
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权利是否能得到社会尊重，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尊重，这不仅牵涉个人权利的实现，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的标志，而一个个人权利没有保证的社会，整个社会的文明也就失去了基础，因而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笔者认为，上述徐天民教授有关艾滋病防治的观点（建议），不仅对有着医学与权利的双重意义，其实对有关部门与社会公众来说，在如何处理和把握个人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上，都有着相当的普遍意义和启示。(稿源：红网)(作者：周义兴)(编辑：徐志频)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