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撒勒人耶稣，宣扬要救赎人类的教义。他的神迹，没能阻挡他被钉上十字架。然而他的宗教，最后征服了西方。他的名字，被众人称颂，成为神圣。
印度人甘地，要用非暴力抵抗暴力。他的宽容，没能阻挡他被狂热的教徒刺杀。然而他的国家，在他的精神中独立、成长。他的名字，被后人唤做“圣雄”。
美国黑人马丁·路德·金，相信非正义的手段结不出正义的果实。他的梦想，也没能阻挡他倒在枪口下。然而与他同肤色的同胞，在他的血迹中昂起了头颅。他的名字，是一段传奇。
坚持，便一定能熬过艰难，壮志，从来都酬在身后。但历史却不愿对另一位老人作这样的恩赐。
阿拉伯人阿拉法特，为了一个民族的生存与一个国家名分打拼终生。他屡屡逃过劫杀、化解危机，是不折不扣的不倒翁；他尝试了恐怖回击，也体验了和平谈判，他好几番触摸到成功的影子，又最终看到它们擦肩而去。当年的不死鸟，最终也飞到了尽头，而他的巴解组织，他的巴勒斯坦，他的阿拉伯，却依然处在黑夜无边的困境之中。
他的名字，定格于他的花格子头巾。
他壮志难酬，世界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在他的弥留之际，肯定心有不甘，也必定死不瞑目，不是因为那些西方政要将不出席其葬礼的侮辱，也不是因为人死灯灭之后权力争斗的烦忧，只是因为以一个历尽风浪的世故老人的经验和智慧，他看不到自己不弃不舍的理想会有怎样的出路。
他可曾忆起与拉宾同获诺贝尔和平奖时的盛况与信心，但是拉宾身后再无智者能够走出石破天惊的一步；他可曾惋惜白宫会谈的功亏一篑，但无奈何关键时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阻挠；他还可曾痛心局势急转直下后人体炸弹的杀戮，文明冲突的大环境下巴解各派日益山头林立，各自为政。阿拉法特的悲哀，正在于身为巴勒斯坦英雄与领袖的他，其实远远不能左右巴勒斯坦的命运。
他的梦想，受制于阿拉伯世界的困境；他的困境，是阿拉伯世界的缩影。
从古之兴盛一统到今之四分五裂，阿拉伯人先失去了帝国的辉煌，又迷失了宗教的强势，但留存对历史的痴迷，渴望有复兴的奇迹。而面对落后的现实，不求解制度的跟进，而归咎于西方的侵略，于是一方面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落后，另一方面又不能以恰当的方式对待这种落后。萨达姆发动战争，卡扎菲挑衅西方，甚至强求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统一，阿拉法特对抗以色列，都成为了富有象征意味的图景，更表现出拒绝仿照西方模式推进自身现代化的情绪。行至极端，乃有本·拉丹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大爆炸。
于是阿拉伯世界的弱势，造就了巴勒斯坦面对以色列的弱势；阿拉伯世界的往后看，也屏蔽了阿拉法特寻求和解的可能创新——既然诉求的是一个承载阿拉伯复兴之梦的巴勒斯坦，那么与犹太人的妥协便不被允许，对抗性的僵持则要继续；既然原教旨主义的土壤远未消尽，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报复，就不可能因为阿拉法特宣称化剑为犁而偃旗息鼓；既然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无力实现政治的现代转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内部的管治就必然容易随时势而失效。
而阿拉法特自己，也跳不出他所处的时空，更化解不了内心的束缚，否则，他便不会在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选择站在了萨达姆的一方。所以，他可以成为巴勒斯坦人的英雄，但无法成为贡献于阿拉伯现代化进程与人类和解的“圣雄”。
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引用丘吉尔的比喻警告世人：当前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极有可能在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之间降下一重“铁幕”，更多的人将在这新的“铁幕”时代丧失生命。事实上，早在这重“铁幕”因为恐怖主义而降下之前，阿拉伯世界自己便在同西方主流世界之间立起了一重“铁幕”。阿拉法特，便是这重“铁幕”下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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