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郭宇宽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地方，这一点有些像纽约，是一个大“melting pot”,这种融合交流很突出地反映在语言上，在内地能熟练地运用双语就很了不起了，在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里，能自如地说三四种语言的小商贩比比皆是，普通居民包括一些汉族也往往能和其他民族的同胞用多种语言交流，这让内地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也由此产生一个疑问，现在不仅仅是一个口语传播的社会，比如在陕西人眼里上海话也几乎是一门外语，但在文字上大家是统一的，而有些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自己的文字，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推广需要建立在统一标准的基础上，多种文字的使用会不会给文化传播造成障碍？特别是不得不学习英文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孩子很大的一项负担，那么少数民族地区的朋友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语言，如何看待学习汉文呢？
围绕这个问题，我通过各种途径采访了很多人，其中有3位老先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他们年龄虽大却是民族语言改革方面的前卫派。他们是自治区文联的蒙古族研究员图鲁拜贾木札，新疆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维吾尔族教授吾守尔斯拉木还有自治区教育厅的退休副厅长哈萨克族教授苏丹江布拉托夫。我后来才了解到在自治区语委和语文教育界的朋友们中间，提起“3个老汉”几乎没有不知道的。
被悬置的发明
图鲁拜贾木札老先生今年70岁，领我上楼时台阶一步走两级，用他的话来说，是“零件有些松了，但发动机很强劲”。贾木札老人是研究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的专家，可以熟练地运用蒙、汉、维、哈等多种语言文字，所以研究起文献来得心应手。他说了解一种语言文字，就对一个民族有了更深的亲近，说起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更是如数家珍。但老先生这些年来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
17世纪，在当今新疆地区有一位伟大的蒙古族学者扎雅班迪达，考虑到原先言文不一的胡都木文使用不便，就在融汇多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创造了言文一致的托忒文字，这种文字被新疆蒙古族沿用至今，可是这种文字的拼音法是非拉丁化的。学一门文字最重要的就是先掌握拼音和音标，汉语在解放后早已实行了拉丁化的拼音方案，而蒙文拼音还是沿用老拼法，这使得蒙古族孩子在学习汉语的时候相对比较困难，而汉族同志学习蒙文的时候也比较费力，特别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有的蒙文拼音更加不适应。于是老先生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能设计一套拉丁化的蒙文拼音方案，问题不就解决了么？老先生是行动主义者，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推敲，真的研发出一套蒙文拉丁字母拼音方案，35个蒙文拉丁字母包括6个双键位字都可以方便地在计算机上找到对应的键，而且这些字母也可以和托忒蒙文字母对应。为此老先生四处奔走，呼吁研究推广这套方案，但听说效果不是很好。主要的阻力在于一些人的观念，认为托忒蒙文是蒙古民族一项伟大的文明成果，已经使用了三个半世纪，何必要费这么大功夫多此一举呢？
谈到这里，贾木札老先生有些激动：汉语有着这么灿烂的历史，汉族的知识分子当年还要下大力气推行拉丁文汉语拼音方案，难道这种开放的心胸不值得我们学习么？保守是进步最大的阻力，包括我们的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双语教学我举双手赞成，但就是有一些人拉毛驴车转不过弯，好像学汉语就伤害了民族感情。还有人说我们是成吉斯汗的子孙，自古是马背上的民族，学那些新奇东西干什么？我前一段时间去北京，看见早晨公园里，连退休老头老太都在背英语单词。文明的交流学习是潮流，一个民族不融入这个潮流，老是孤芳自赏能行么？何况我又没有说抛弃我们的传统蒙文，多一种拼音方案有什么不好呢？他们老说托忒文了不起，托忒文里借鉴了多少其他民族的东西，没有创新会有托忒文么？为什么今天就不愿意创新了呢？告辞时他坚持要送我下楼，在楼梯口老先生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还是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键盘上的文字
在新疆大学红湖边的家属院里我见到吾守尔教授，他60出头，是“3个老汉”里最年轻的一个。吾守尔教授是我们国家最早自行培养的一批计算机人才，后来还被国家派往美国和加拿大进修，现在是新疆大学信息技术研发中心的主任。他成为“3个老汉”中的一员要从1999年说起，当时新疆大学要把全部图书网络化，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维文书籍文献在信息处理方面有很大困难。维文由32个阿拉伯拼音组成，和现在的通用键盘兼容有困难，就算开发了专用的转化软件，推广也有一定难度，很多人使用不惯。对此吾守尔教授提出能不能在计算机网络上使用一种建立在汉语拼音基础上的拉丁化的维文拼音字母方案。为此他组织了前后4次的研讨会，会上大多数专家学者都比较支持，但也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有一些误解，提出“这样我们维族的传统文化不就断了么”？社会上还有少数人议论，“这不是‘卡帕尔’（异教徒）文字吗？”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统一意见。尽管受到挫折和误解，吾守尔教授还是比较乐观，他相信推进信息化和文化交流是大方向，更多的年轻人心胸开放，愿意接受新事物。他现在还带很多研究生，他们将来也会为这项事业作出贡献。
情感、习惯和语言
苏丹.江布拉托夫老先生是一个有些奇特的老人，可以说“又红又不专”，196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无线电专业的他曾担任新疆大学副校长和自治区教委副主任等职，还是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从1962年开始他用哈文、汉文、维文发表的诗歌、散文、小说、科普作品600多万字，还有几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其中长篇小说《猎骄昆弥》被称作哈萨克文学史上一件大事。从80年代起，苏丹就为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学鼓与呼。提到这些年遇到的阻力，老先生很有感情地说：其实没有多民族的融合就不会有今天的哈萨克民族，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哈萨克民族的主要族源乌孙就开始了和汉朝的和亲及各种文化交流，乌孙族开始农业经营和金属加工都和汉文化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今天一个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民族难道会有希望么？哈萨克的孩子不努力学习先进的文化能行么？所以在各种会议上和活动中，苏丹老先生支持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汉语学习的热情是有名的。对于80年代哈语退回老文字，老先生一直耿耿于怀。他相信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拉丁化新文字方向是正确的，为此他还给中央领导同志写过信，直到今天都没有放弃。
我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专门拜访了82岁高龄的格尔夏老人，这位参加过三区革命的老同志精神矍铄。1960年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兼任自治区民族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主任是赛福鼎.艾得孜。老人回忆早在30年代在盛世才标榜的亲苏政策影响下，新疆地区就曾推行过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改革，在1943年被国民党政府废止。1957年青岛的全国民族工作会议，老人记忆犹新，在会上周总理着重强调了民族文字改革对于兄弟民族交流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由于“文革”的干扰，操作中也出现误区，这项工作没有坚持下来，反而倒退回去。
对于如何看待语言文字改革这个问题，新疆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专家牛汝极教授认为语言是一个最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情感惯性和历史习惯，有时候不能用对和不对来划分，有时候也不能用简单的效率来评价。在语言模式方面也不需要太着急，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是比较稳妥的方法。同时很多专家都表示在进行语言文字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各民族的文化遗产。由于经济水平发展所限，边疆地区各民族有大混居、小聚居的特点，短时期内还难于改变，文字的隔阂只是其中一个表象，操之过急就会像蒙古，1941年宣布改用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现在又努力复兴老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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