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史是必然。据报道，曾数次因故搁浅的清史纂修工程，明年有望启动所有课题。这本是一件让人欢欣的事，中国历史文明悠久并且有绵延不断的修史传统，左丘明盲而作《左传》、司马迁愤而著《史记》，二十四史巨著煌煌。现在的研究环境良好，学术研究基本上可以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同时人才队伍、研究积累、研究经费也已基本具备，我们有理由期待重修的《清史》在总体质量上能远远超越《清史稿》。但日前，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马大正在论述修史态度时，所持的某些观点——“比如清兵入关，我们会站在17世纪40年代的立场，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这个统一确实有好处，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对于留头不留发等对待汉民族的政策，提到但不会去渲染，清朝的政策也是调整的”等，却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个人认为，这有违反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嫌。
编纂历史是一门大学问，提倡史家应俱备才、学、识、德四长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唐代的历史学家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长之说。史才，是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史料的组织富有逻辑性和生动性，文字简洁、条理清楚。史学，是指史学家历史知识的广博，掌握资料的丰富，考证史料的严谨。史识，是指所持的观念、立场问题，即应该如何认识历史、判断历史。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史德”之说，认为“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史德是对历史学家人品、道德、修养的要求，就是“著书者之心术也”。
任何一部能够传世的成功史书，无不贯穿与渗透着史家的才、学、识、德，尤其是后两者——史识与史德，即编撰者的史学思想与道德标准。修史是探寻历史演化之道的认知活动，因此史家必须“先器识而后文艺”，要有正确的识见；同时更要“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应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而且秉笔直书。若按此标准，那么清军刚刚入关时所施行的“留头不留发”政策若被一带而过，那么“嘉定三屠”的惨剧该如何记载？曾有人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如果仅因统一的“功绩”而一味肯定清军入关，那么将如何看待“扬州十日”的大屠杀？但据史料记载，当时扬州周边乡村和县城的百姓大多聚集到扬州城避难，死亡人数至少应有二三十万之巨。
清朝历史长达268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诸如经济建设、政治改革、对外关系等，追根溯源，都与清朝有密切关联。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在清史编纂的研讨会上曾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方向是现代化道路，这是个历史趋势，现代化道路上，哪些经验值得总结，过去有哪些妨碍现代化的东西，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们要理清楚。”所以，编纂一部科学而翔实的清史，意义十分显著。若要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又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就一个都不能少！特别是若无史德，即使有才、学、识，所撰之书也有可能似公实私、巧伪欺世。(稿源：红网)(作者：吴麟)(编辑：杨国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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