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大哥”，马献洲说——他领着大家打打杀杀，大家都听他的
8月17日下午，在郑州市第二看守所，随着漆黑的铁门“哐当”一声闷响，宋氏涉黑团伙案二号人物马献洲（绰号叫马小辫）在两名民警的押解下，从监所中走出来。
身材稍矮的马献洲一坐下，情绪激动地张口就说：“起诉书、公诉书我都看了。要说弄死杜三（杜文生）这摊儿事我认，别的我不认。”一听说记者想跟他唠唠家常，马献洲痛快地说：“人都在这儿了，算我倒霉，我过这几十年就没有顺过。你们有啥问吧，啥意思，说！”
记者：听你刚才说的这几十年就没有顺过是咋回事？
马献洲（以下简称马）：从小家里是真难，苦的时候都让我赶上了。上学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毕业了又赶上最后一批上山下乡，接班在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每月就拿二十来块钱。干了一年辞职不干改做生意，本来做生意好点儿了吧，中间引出了这么多事，最后又给弄进这里面了，你说我活这四十多年叫顺？
记：这中间还因为掏包让拘留过？
马：那是因为在汽车上掏包，也是没办法，干工作嫌钱少，弄这来钱快。不想，后来还是在这上头翻船了。
记：这之后是不是跟你大哥（宋留根）开始干了？你俩啥时候认识的？
马：没有，大哥比我还小两岁。要说俺俩认识，那从小就认识。不过，我出道比他早，我1986年就开始做生意。我在外地开了一个电子游戏厅，一年挣个二三十万没问题。中间回来跟大哥接触了，1992年他召集俺几个对钱在友爱路做布匹生意时才真正熟悉的。他人讲义气，对我也不赖，慢慢地开始叫他大哥。再后来，生意做大了，1995年开始在纺织大世界开了货运部，大家彻底捆在一起。
记：你到外地做生意是不是因为打死杜三的事？
马：这事出在1993年9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和曲宝成、吴晨光在郑州群艺宫门前吃地摊，吃完又要了一瓶酒，这时出事了，跟我有矛盾的李平见我就指着骂，又想打我，被曲宝成、吴晨光挡住，跟李平一起的杜三也骂我，我越想越气，看见旁边有一根铁棍，就顺手抓在手里，照杜三头上就是一棍，把他打倒后，我又朝他头、背、胸乱打了几棍。出了杜三的事后，我就没咋露面，虽然也有违法犯罪的地方，但大哥他们的很多事跟我没有关系，我也没有直接参与。
说着这些，马献洲情绪又开始激动起来，口中脏话不断，反复表白，说自己有违法犯罪的地方但罪不至死。
记：如果现在让你评价你大哥，你觉得该咋评价他？
马：咋说呢？要说他对弟兄们那是很讲义气的。这么多年他领着大家拼拼打打，大家伙也都听他的，没想到会是现在这样子。咋说他呢？当初要是大哥清醒一点说句话，很多事情也不会发生，弟兄们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唉！
提及这点，马献洲不由得一阵长叹，目光盯着一个地方久久未移动。
说起宋留根，王郑光面露怒色——他赚钱让我赔，你说黑不黑！
在宋氏团伙案中，王郑光是经公安部门勘查认证在许多案件中充当策划的智囊兼执行人，因其长相消瘦，且行事诡计多端、下手毒辣不留余地，被圈内人送外号“瘦子”。后因分配不均与宋分开单干。8月18日，记者在郑州市第一看守所与王郑光面对面谈宋留根。
记者：你跟宋认识多长时间了？
王郑光（以下简称王）：从小就认识，都是五厂的。我比他大差不多10岁，那时候他还小。我上班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正在上学的小毛孩儿，但他人不安生，这当时在五厂是出了名的。
记：你们真正什么时候开始生意上的接触？
王：1992年开始在生意上接触的。那时候我在友爱路经营布匹，宋留根和一帮子人经常到友爱路找事，生意都做不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想着大家都认识，就与他接触、熟悉了。后来我与他和另外的人一起合伙做布匹生意，赚了20来万元，他只分给我1万元，我觉得他太黑，就不愿跟他来往，自己单独干了。
记：宋留根的货运部和你有啥关系？
王：他的货运部跟我没有关系，因为1993年他的货运部已经很挣钱了，我想入股，他们不让，我就到鞋城自己干货运部。平时大家来往也不多，有时宋留根需要我帮忙了打个招呼我就去了，像那一次宋留根为了温州的货运市场要将另一个人挤走，打电话叫我帮忙，我设计将那个人的一车货全烧了。我的鞋城货运部有事情也找他帮忙，大家一帮完忙就各不相欠，谁也不给谁帮忙费。
记：你在湖北杀死4个人跟宋留根有没有关系？你们5个用的啥办法，将一车货抢走的？
王：这事跟宋留根没有关系。1995年，我看到宋留根在纺织大世界开货运部发了财，也想多挣一点，就跟黄鱼（范强绰号）、沈建中、李金华、王新春他们商量弄点钱。我们在郑州买了面包车、手铐、警服、停车检查示意牌等，听说广东流沙有个很大的布匹市场，就决定在那儿蹲点，跟踪一辆货车。从广东一路跟到湖北境内，我们换上警服将车拦住，叫车司机和货主三人到我们的面包车上，将他们都弄死了，后发现还有一个人在车上睡觉，就把他也弄死了，尸体分别扔到了湖北和湖南的水塘里。弄那一车货回郑州卖了七八十万，我分了不到20万。
谈及杀死这4名受害人的过程，王郑光始终面带笑容，语气平缓，没有惊恐，没有愧疚，如果不是听讲，丝毫让人看不出这是王郑光在讲杀人的过程。
记：你跟宋留根接触这么长时间，你觉得他这个人咋样？
王：要我说，他是一个混生不混熟的人，越是熟人他越坑，下手也越黑。我和他来往最密切的时候是1992年和1993年，那时候几个人对钱做生意，赚了那么多钱，就分给我一点儿，连我的本钱都不够，不管咋说大家都是在一个厂里混熟的，坑别人也不能坑我，不看别的就看这一层关系和我跟他出生入死，他就不应该这样干。赚钱还让我赔钱，你说他黑不黑，毒不毒！
说到这些事，王郑光的脸上露出怒色，戴手铐的双手挥舞起来。
记：杀死这么多人，分了这么多钱，你在郑州买房子没有？你给家里人钱了没有？
王：咋敢买房子，不能买房子，要买房出了事一抓一个准，我可不像宋留根他们，又是买房又是赌。我是四处租房子，三天两头换房，谁也不知道我住在哪。这些年我到处跑，一半时间都在外地。弄那些钱也不敢让家里人知道，也不敢给他们，主要还是怕出事了把家里人牵连进去，到时弄个窝藏罪跟着受连累。说实话，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最对不起的就是老婆、孩子和父母，我父母都七十多岁了，我一点孝心都没有尽，我对不起他们。唉！不说了，现在说啥都晚了。
提及家人，王郑光低头不语。
谁是你最亲近的人？宋留根：“没有好人，都是黑社会。”
8月25日，记者在郑州市第一看守所见到宋留根，这是在宋氏涉黑团伙大案开庭之前，本报记者与宋留根等人的最后一次会面。
见到记者，宋的情绪十分激动。他一坐下就扯着嗓子喊道：起诉书把许多我根本不知道的东西都安在了我头上，说我作案100多起，杀了18个人，我成了一个杀人恶魔，我是吗，啊？说我手下有100多个弟兄涉黑，有的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怎么都是我的弟兄？马小辫年龄比我大，平时比我恶，他现在喊我为大哥，他会吗？他都是有事用着我了，才喊我大哥的。我无非就是做个生意，现在怎么就成黑社会了？
等宋留根情绪稳定下来，记者开始与他对话。
记：宋留根，小时候你可能也是个积极向上的人，包括开始做生意时，都是遵纪守法的，那么你是如何走上违法道路的呢？
宋：这些东西我都记不住。
记：最开始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宋：我啥都干过。做过临时工，搬砖、和泥，这些都干过。
记：你刚才说你曾经搬过砖，和过泥，是个吃过苦的人，你能将真实的你讲给大家吗？
宋：说实在的，我有违法犯罪的情况，有打打杀杀的情况，我不是一个好人，但不像现在起诉书上说的这样严重。我从小家里就穷。父母都是棉纺五厂的工人，上面有两个哥，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是老三，家里共七口人。那时俺爹俺娘俩人的工资加到一块儿才100多块钱，养活我们兄妹五个，想想那生活能不艰苦吗？看到父母那样劳累，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自己挣钱，多挣钱来孝敬父母。上中学的时候，我利用暑假到建筑工地打工，当时打一个月的工才挣十几块钱。高中毕业后，我接母亲的班到五厂当工人。上班后想拼命地干活，拼命地挣钱，孝敬父母。后来厂里效益不好，我就出来找了几个朋友，凑了几万块钱，几个人合伙办了个小吃店。
记：当时生意怎么样？
宋：还可以，十几张桌子都坐满了。
记：既然经营得不错，后来怎么不做了呢？
宋：后来不让在路边摆摊了，就不干了，然后开始卖布。
记：从起诉书认定的事实看，你从卖布时才开始涉嫌违法犯罪，你是如何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
一涉及案情，宋留根就说：涉及案情的问题，我不想说。等到法庭上，我会说的。
记：你生意一开始做得还比较顺，为什么会出现打砸、杀人的情况呢？
宋：确实有打打杀杀的情况，这我不回避。他们有人捣乱，影响我做生意，影响我挣钱。
记：你没做歌厅的生意，为什么在脸谱（一个歌厅的名字）打砸、杀人？
宋：这事是考虑不周，我交朋友太多太滥。有人找我帮忙，我不考虑就上了，我从小就是这样。
记：你感觉你最亲近的朋友是谁？
宋：没有好人，都是黑社会。我现在确实想不通，他们为啥都往我身上推，真的想不通。
记：起诉书上认定的事实，你如何看待？
宋：既然已到这一步了，是我自己的事我一点都不回避。
记：你能不能举例说一下，哪个是你的事？
宋：现在我不想说。
记：你这时候想对家里人说些什么？
宋：我只能说对不起父母，他们不该生我这个孩子，是我连累了他们。
宋留根说到这里两眼湿润，擦了擦泪后，两手抱头，久久不语。
本报记者 李红汛 刘昌武 李敬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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