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毕业于一所特选中学。高中时曾选修华文语文特选课程，大学时期有幸得到奖学金到北京大学深造，后来就到伦敦亚非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按现在一般人的标准，笔者可被视为人人眼中所谓的“双文化精英”。然而，果真如此？笔者受之有愧。
修读语文特选课程的学生，并不等于就是“华文文化精英”
记得初到中国时，我的确对当地的一些生活习惯抱有怨言。踏入学校食堂，只见眼前排山倒海的人群，毫无秩序可言，想买一碗面要费上很大的功夫。有一次在外用餐，我终于忍不住厉声叫一个企图插队的中年妇女排队，那个妇女当时则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怎么需要排队的呢？”
那件事是一次文化震荡。由于北大近年来正力求发展成一所世界级大学，因此，学校体系经常有所更动以便实验出一个最佳体系。它的制度经常有变化，每一届同学所依据的标准都不同。学生必须时常更新从校方那里所传出的消息，以弄清楚自己必须符合哪些课程标准，否则“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无法如期毕业。
过去，我经常和朋友开玩笑，假如一个新的学期没有获知学校发生任何变化，我反而会提心吊胆起来，不会相信这种“风平浪静”的现象是真的。其实，这对个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磨练。
两种文化的差异
生活本来就是多变的。来到北京以后，我更认识到这一点。在新加坡，我们经历过的是填鸭式的教育制度，学生只要按照教师的笔记读书，就能确保获得好成绩。这使我们缺乏了对生活问题的思考以及面对变化的应变能力。在本地大学，学生在学期开始时就已经获知考试的日期，而在北大，我们有可能到最后一分钟才明确知道考试的日期以及它的形式。“善变”有可能就是目前北京的生活文化。
留学期间，我在一次旅游中结识了一对老夫妇。在一次谈话中，我和老夫妇的中年儿子聊起了中国人心中所谓的“朋友”，才发现，原来中国人并不轻易称别人为朋友。
当一个中国人称你为朋友时，显然的，你已经在此人的心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当代人并不会像古人那样，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但是中国人对朋友还是相当重情重义的。即使你不认识甲，但因为你是乙的朋友而甲乙两人是朋友的关系，甲也会视你如乙。
老夫妇的儿子说，这是西方人与中国人的不同之处。他更是把话题引伸到当今中国商界的一些现象上。中国商人在做生意时，不像西方人，他们总是希望与对方有着更深一层的朋友关系。
我认为这可能会将公与私混为一谈，将生意伙伴的关系复杂化，有时候这种关系甚至会被人利用来谋取私利。但他们说只有少数的害群之马会这么做，而这种不法之徒不可能得逞太久。中国社会目前正在转型，很多制度尚未定下，但情况会慢慢改善。
最后他还反问了我：“你不觉得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才有人情味吗？”当时的我，似懂非懂他话中的意思，只是默然一笑。
到伦敦留学，我才真正了解到中国人所谓的“人情味”。台湾同学就曾向我抱怨，伦敦这个地方只认卡不认人。基于安全理由，每个学生在进出大厦时都必须扫描自己的证件。一次出外旅游，我们几个同学要买博物馆的入门券时，来自大陆的朋友发现忘了带学生证。即使我们后来怎样向售票员解释也无济于事，友人必须多付钱买成人票。当时，朋友深深地叹了一声说：“换成是在中国，我肯定买得到学生票。”
有一次，我为即将到伦敦探望的父母预定学生宿舍，只听见柜台服务员说了一句“EightyPounds，please（请付80英镑）”。当时我颇为惊讶，也许是在中国生活惯了，一时之间没有意识到需要先付钱才能享用服务的“惯例”。以前在北大为父母预订房间时是不需先付费的，特别是那冷冰冰的一句“EightyPounds，please”，让我刹那间想念在中国所感受到的浓烈人情味。
除了了解，还要接纳
了解是因接触而达到的。一个人只有真真实实地生活在一个环境一段时间，才有可能进一步了解那个地方的文化和居住在那里的人的思维。但这种认识仍只是属于局部的，而非彻底的。由此可见，如果只是单纯从书上吸取文化知识，无法达到精通的地步。
深刻的认识还须来自于生活的实践。同样的语词，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定义。其次，了解了别人的文化之后，还应该以开放的胸襟去接纳别人，尊重他人，而不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去审视他们。文化教育应该培养学生具有这样的人格，否则将功亏一篑。
过去，每次回国度假，新加坡的朋友就会向我投诉在本地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的行为，然后问我为什么他们会那样，仿佛我必定会有答案。即使我有了答案，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会有某种举动，但是假如我不以体谅的态度去看待彼此之间的不同，双方的友谊也不会有所增进。精通一个文化是一回事，尊重它则是另一回事。“双文化精英”要追求的，不只是对文化的深刻了解，还必须具有宽容心，肯接纳别人的不同。
要培养肩负桥梁重任的双文化精英，千万别让我们的学生空有堂皇外表，而欠缺实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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