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假记者急剧增多，行骗手法多种多样，甚至出现了暴力手段和公权力介入以及组织化的倾向。山西省新闻出版局扫黄办主任马爱民说。仅在2004年，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就打掉了非法记者站21个，查处假记者8名。“因为各种原因，我们查处的只是极个别的，在山西，最少有100多名假记者在活动。”
这些假记者，能量大过一般骗子，危害性有时超过暴力犯罪，连不少腐败分子也对他们深感惮畏。他们一次“采访”的敲诈金额从上千元至数万元不等，更可怕的是，部分政府执法人员也受其威逼，成为他们的帮凶，而一些地方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竟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对其实施有效处置。
组织结构
类似黑社会什么都干
以敲诈闻名的北京《警视专刊》山西记者站被取缔时，有关部门惊讶地发现，这个“新闻单位”的组织结构竟类似黑社会，设有“债务清欠部”、“打假维权部”、“制作室”等部门，另外还有“护卫队”，队员的工作服就是仿警服。
调查表明，《警视专刊》山西记者站的人员多次替人讨债，有时甚至诉诸武力。这些假记者竟在北京“总部”受过擒拿、格斗等训练。
举报材料称，在山西，《警视专刊》的一些假记者还以护送超载的运煤车过检查站为生，“郭某在五寨县三岔专门以送车过交警点为生，遇到执法人员检查，就以曝光相要挟。送一车煤到省界，一般收取数百元到上千元。”一位知情人士介绍说。
敲诈对象
有私企也有政府机构
7月30日，山西省宁武县公安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白玉忠刑事拘留，白玉忠是忻府区矿产资源局的一名职工。警方此前接到群众举报，白玉忠在一个多月里，以记者名义，以曝光为由，先后在多个乡镇的私营煤矿索要钱物，涉案8起，总金额l万多元。
马爱民说，个别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也落人了假记者的敲诈陷阱。
“现在更为严重的不是假记者泛滥的问题，有的假记者就是能把稿子在权威媒体上发表出来，这后面有真记者在帮忙。”马爱民说。
山西省新闻出版局正在查处一起假记者和某党报的真记者联手敲诈网吧的事件，假记者先到网吧查看情况，如有违规经营，就向网吧负责人索要钱财，如不给就让真记者发稿子。
一份举报材料称，《警视专刊》山西记者站负责人武某多次以曝光相要挟敲诈别人，忻州市交警队康某因给当事人出具了不合格的票据，被武某敲诈5万元成立了《警视专刊》忻州记者站。但康某否认被敲诈一说，称事情很复杂。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康某虽然被敲诈了5万元钱，但他后来也因这个记者站挣了不少钱。
调查发现，《警视专刊》的“记者”不少是基层执法者，知情人士称，这些人都是因执法时有违法行为被敲诈买了记者证，“他们又利用记者证和自己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欺骗读者
拉拢地方领导做编委
“我们查处的案件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新闻机构’大多冠名‘中国’，如《中国法制新闻》、《中国经济论坛》、《创业中国》等，而且它们的国内总部往往设在北京，主办、协办单位大都和‘法’沾边，如《中国法制新闻》的主办单位之一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新闻中心，《法制新闻》（B）刊的协办单位为中国老年法律协会和中国廉政监督网。”马爱民介绍说。
调查发现，这些期刊的选址非常讲究。如《中国法制新闻》山西记者站设在省委综合楼，《法制新闻》（B）刊在山西省检察院培训中心，《中国警视专刊》国内协办地址在司法部老大楼。
为了迷惑读者，这些期刊还利用各种方式和政府领导“套近乎”。除封面使用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外，首篇文章往往采用当地政府官员的讲话。
“他们还采取欺骗手段，拉拢地方领导和知名人士加入其编委会。”马爱民说。如《法制新闻》创刊号的祝贺单位里，竟然有山西省政法委、公安厅、检察院、司法厅等数十个政府部门。
一本万利
四处卖站名证件敛财
如今，“卖站名、社名及各种证件，已成为一些非法期刊和假记者敛财的主要途径之一。”马爱民说。
据了解，山西省新闻出版局查获的非法杂志社、记者站，大都向北京或香港的“总部”交纳了5万元人民币，用来购买站名、社名，除此之外，每年还要上交数目不等的“管理费”。
马爱民称，省一级工作站从“总部”买回站名、社名后，如法炮制，再向地市一级出售，价码仍是5万元。《法制新闻》（B）刊在短短4个月内就在山西9个市卖出分站。非法记者站或工作站设立后，便开始招募人员，每人只要交3000~5000元，就可获发“记者证”，有的还发“调查证”或“调研证”。
《警视专刊》记者的非法收入让人吃惊。据举报人士称，《警视专刊》山西记者站在吕梁、晋中、大同、忻州等地设了多个记者站，仅建站收入就达25万元，其负责人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收入高达100万元，还专门购买了一辆豪华小轿车作为“采访”工具。
模式完备
专门培训敲诈技巧
7月16日，太原市新闻出版局查处《创业中国》山西工作站，收缴电脑、摄像机、电话等物品，暂扣一部采访用车。“现在的假记者什么设备都有，比真记者装备还精良。”该局扫黄办主任李渝泉说。
“近一两年来假记者出现了组织化和网络化的动向。”马爱民说。据介绍，从2003年年底尤其是今年年初开始，山西省一下冒出10多个“杂志社”、“编辑部”、“工作站”以及100多个所谓的“记者”，此类组织有较为严格的内部制度，蔓延极为迅速。
“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些假记者大都经过专门的‘业务培训’。”马爱民说，“有的培训要搞一个多星期，内容除了新闻采访的专业知识外，还包括有关法律法规、容易发现‘问题’的部位以及‘采访技巧’等。”
“现在的假记者一改以前单个人偷偷摸摸行动的方式，而是联合起来，甚至组织策划一些‘公益活动’，为非法刊物制造影响，欺骗的广度和深度都极大。”马爱民说，在山西的假记者曾策划组织了“百名记者环保万里行”、“老干部保护环境联谊会”等。
逃避监管境外注册境内活动利用“全球化”，纷纷在境外注册，然后在内地活动以逃避监管，是非法出版物的通行手段。已被查处的《法制新闻》所属的中国新闻出版社，便系境外出版社。
涉嫌多起敲诈活动的《警视专刊》是北京天平视点社会调查事务所与《中国社会报》合办的。而北京天平视点社会调查事务所所属的中国法制文化传媒出版集团为香港注册公司。在《警视专刊》被查处后，该集团又出版了《中国警视专刊》，使用的是香港刊号。
“查处1个假的，会另外冒出10个假的来，换个名字再来，在香港办一个刊号简直太简单了。”马爱民无奈地说。
监管遇阻
两种身份难以处置
作为一位负责非法期刊整顿的部门领导，马爱民显得非常无奈，“我们只能查非法期刊，但有的非法期刊在山西就不出刊，如《警视专刊》，他们拿着几本杂志到处敲诈，总部却在北京，我们管不了。”
据调查，《警视专刊》的记者一般都有两个证件，一个是记者证，一个是北京天平视点社会调查事务所的调查证。“记者站”同时也是调查公司在当地的工作站或办事处。知情人士说，这是为了逃避打击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在对外活动时，全部是以记者的身份，而违法收取财物时均以调查费的名义，开具调查公司的收据。“我们只查非法记者站，但这个公司是合法的，我们很难处置。”马爱民无奈地说。
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对于发生在新闻出版领域的事情竟难以处理，这在中共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据《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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