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与张维迎先生实在是“今世无冤，前世无仇”的啊！
写争鸣文章，往往会被人怀疑写作动机，这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
所以，对我在人民网发表的《邓小平、张维迎“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这篇文章，一位张维迎的支持者作了这样的发问：“……怀疑你到底是在为人民说话还是在发泄私愤？”
那么，究竟自己“是在为人民说话还是在发泄私愤呢？”我不想趁机拔高自己，但是至少“发泄私愤”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与张维迎先生研究的是不同的领域学问，过去连面都未曾见过，甚至还可以不好意思地说，在“郎顾之争”之前，尽管张维迎先生在中国那么有名，我真还不知道有这个人存在（本人的孤陋寡闻所致），可以说得上“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真的是一点“私愤”都没有，也就谈不上“发泄”两字。
那么，我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对张先生的“攻击性文章”呢？实在是出于以下这一点：以张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起的危害作用实在是太大了，然而，中国的一些地方权力者不仅没有看到这一点，反而待如上宾、言听计从，将他们当作“神”一样敬着、供着，将他们的“理论”作为依据，作为行动的指南，一味蛮干，因而使本地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使本地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一旦哪个地方的决策采纳了他的“理论”，“多数民众会陷入痛苦”（一网友语），致使本地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凸显”……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社会当今之所称的“矛盾凸显期”实乃是地方“矛盾凸显”之“总和”，弄得不好真是“要出大问题”的。
至于我参于进这一场“战斗”的理由，就自己主观动机来说，实是只想去“晃动一下”像张维迎那样“主流经济学家”的“主流地位”而已，因为凭自己的“话语权”之地位，将其从“主流经济学家”拉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借用诸如云淡水暖先生“乏走狗”之类比较刻薄、难听的话，也是为“晃动一下”这个目的服务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发泄私愤”，所以，这是“多余的质疑”。
（二）在中国，能对张维迎式的“主流经济学家”进行“大说特说”、“大骂特骂”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一位网友对我的《邓小平、张维迎“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的评价是：“最大的悲剧在于不知真相而大说特说”，另一位网友的跟贴是：“他们是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下大骂特骂……”
“评”的倒是挺“损”的，然而却又有故弄玄虚之感。
坦率地说，本人并不是学经济学出身，深奥的经济洋理论真还不太懂，然而有一个“基本点”还是能掌握的：即当一个“改革措施”（或“经济发展措施”）损害了千百万老百姓的基本利益，并造成民怨时，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就有权去责问这种“改革措施”（或“经济发展措施”）的合法性、合理性，就有权要为探知“真正的真相”而“大说特说”，就有权对这种损害了千百万老百姓的基本利益的所作所为去“大骂特骂”。正因为过去为探知“真正的真相”而“大说特说”的人太少了，为损害了千百万老百姓的基本利益的所作所为去“大骂特骂”的人太少了，“话语权”都被掌握在像张维迎那样“主流经济学家”的手中，舆论不仅“一边倒”而且还“一个调”，因而包括有权人在內的国民对“真相”真还不知道，对潜伏着的“危机”真还不清楚，因而“社会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也就越来越“凸显”。
而且当我看了IP：218.7.133.网友所说的我国领导人的一些话，我的“大说特说”和“大骂特骂”的理由就更充分了。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各项工作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答应不答应，群众支持不支持”作为判断标准；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要求“全党同志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使各项决策和工作符合实际和群众要求”；胡锦涛同志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广大群众是否赞成、是否受益作为决策和工作的重要依据，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使我们的各项决策和工作真正体现群众的愿望、符合群众的利益，不断使群众从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所以，只要是为了“千百万老百姓的基本利益”，就必须要去“大说特说”，就必须要去“大骂特骂”。
（三）其实，像张维迎那样“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发展理论”，说到厎，也不过是一种“劫贫济富”的“发展理论”。
过去，我曾将张维迎那样“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发展理论”看得非常深奥、神秘，然而在多读了几篇以后，觉得其实也没什么，说到厎，它就是一种“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理论”。
我这样说是不是凭空扣帽子？非也。
譬如，在国企改制中，那个主宰着一些地方改制的主导理论——“必须牺牲3000万老工人利益”的“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劫贫济富”的东西。世界上改制的国家有不少，不知有没有一个国家一下子凭空就产生了几百万、成千万“下岗工人”的“改制”的？我始终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有什么权利让3000万“4050”代工人下岗成失业工人？这样的剥夺实际上是一种“违宪式剥夺”啊！此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不通，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口口声声地说，3000万“4050”代工人下岗成失业工人是缺乏竞争力的结果，果真如此乎？！非也！他们的下岗完全是被权力剥夺的结果，因为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一个改制单位是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决定谁应该下岗或不下岗的。我倒是看到了这样严酷的事实：在一些地方国企的“改制”中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暴发户式的权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产生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怎么产生的？很简单，是一些地方将“必须牺牲3000万老工人利益”的“代价论”作为指导行动思想的“掠夺式改制”结果，还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鼓吹“必须牺牲3000万老工人利益”的“代价论”的“前卫经济学家”从其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考虑对“三千万职工利益受损的补偿机制”，而将利益受损的“下岗工人”统统推到社会上，于是，一些原来本来有工作权、生活温饱问题基本上还不成问题的“4050代”就越来越穷，甚至连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用他们的话来说新的“三座大山”——“看病、买房和孩子上大学”——已经“压”在他们的头上……
譬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兴起的、经久不衰的“农村圈地运动”，开发区风起云涌，经济亦着实发展了不少，然而其中的问题呢？依我看，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圈地运动”也是“劫贫济富”带有“掠夺”性质的。从现在暴露出来的一些案件来看，无权无势的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少得可怜的“圈地费”（有的地方光剩一张白条，基本上属“零转让”）就打发走了，于是成百万的“无业农民”涌向了城市，涌向了社会，成为一个令人担心的“不稳定因素”，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由“权力者”和“开发商”们结成的“圈地同盟”却大发特发地发了起来。什么叫“两极分化”？很简单，“农村圈地运动”的恶果就是剧化了整个社会的“两极分化”，谁成为这场“农村圈地运动”的“受害者？一是农民，二是国家（土地资源是国家的）。“农村圈地运动”的实质是“劫农济富”啊！
再譬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兴起的、此起彼伏的“城市拆迁运动”，其中的问题实在是不少啊！譬如说，在今年年初社会很为关注的“嘉禾暴力拆迁”，其实质是什么？就是权力者试图通过“劫贫济富”的这种“掠夺式拆迁”来“发展”当地的地方经济。如在嘉禾，原来的标准价地价应该是每平方米808元，但是当时嘉禾权力者对“开发商”的“优惠价”实际是每平米30元；经过专家的计算，像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国家收税要达到千万以上，但是，当时嘉禾权力者对“开发商”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税收包干征收50万元。当时嘉禾权力者对“开发商”的确是“亲得很”——“济富”，而对普通老百姓的态度呢？却是“厉害”得很那——“劫贫”！
……
说那么多干什么？张维迎们的关于“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完全是一句屁话，它根本解决不了邓小平同志晚年关心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问题。现在一些地方的经济比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如何？经济无疑是“发展”了，然而它却浓浓地烙上了“劫贫济富”的痕迹，因而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所以，它决不是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发展”。为什么当今社会的“黄金发展期”中有那么多的“矛盾”在“凸现”呢？为什么邓小平同志晚年还在担心“将来要出大问题”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有良知的学者在担心2010年是一个“坎”、处理得不好有可能要“出大问题”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一些地方，领导听信了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一种主张牺牲“公平”求“效率”的、以“劫贫济富”的方式求得所谓“发展”的错误发展观。
（四）“社会主义社会更要高举公正与平等的旗帜”！
这是云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部张巨成教授在看了我的《邓小平、张维迎“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文后发表的留言，我就将它作为我文章中的一个“小标题”。
张巨成教授指出：“在现实的中国的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16，这个数值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198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38，199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3，突破了国际警戒线0.40的标准,也超过了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基尼系数。199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进一步上升到0.45。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5。中国城镇家庭最高20%收入户与最低20%收入户年人均收入差距，从1990年的4.2倍、1993年的6.9倍扩大为1998年的9.6倍。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同时，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由1978年的2.36比1扩大到2000年的2.79比1。若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差距为3比1；若只考虑货币收入，差距就是4比1；若考虑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补贴，差距就是5-6比1。”……
他在文章中列举的数据很是发人省醒的，再一次证明邓小平说的“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的确是现实的重大问题，所以像张维迎先生鼓吹的只“通过改革，创造财富”而不“采取各种方法，各种手段，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两极分化”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采取各种方法，各种手段，各种方案”呢？
第一，很重要的一条是充分揭露、批判像张维迎那样“主流经济学家”的“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理论”，让人们（包括当权人）充分认识这种“发展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危害性，不让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继续成为“主流经济学家”，将“话语权”真正掌握在掌握科学发展观念的理论家手中，掌握在广大老百姓的手中。
第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也可以说是一场真正的“劫‘富’（腐）济贫”、“劫‘富’（腐）济民”、“劫‘富’（腐）济国”的斗争，狠狠打击依靠权钱交易的贪官和为富不仁的奷商，彻底清算他们在过去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农村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和城市拆迁中的腐败，让他们倾家荡产、名誉扫地，将他们通过“劫贫济富”手段获得的巨额财产（包括“巨额不名财产”）还给老百姓，还给社会，还给国家。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之后，中纪委采取了一个又一个的反腐措施，已经有力地打击了这种“劫贫济富”的“发展经济”的腐败行为。
第三，要在全社会花大力气落实国务院提出的“四个纠正”：要坚决纠正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坚决纠正城镇拆迁中侵害居民利益的问题；坚决纠正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坚决纠正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国务院的这“四个纠正”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对张维迎式的这种“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观”的纠正。其实，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近年来胡温新政的一系列措施已经展开了强有力的“纠偏行动”，为此，国务院所属的各个相关部委（如审计署、国资委、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等）出台了（还将继续出台）一系列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文件和措施，只是还需要加大落实的力度而已。
第四，高层领导必须到基层去认真调查研究基层发生的实际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到基层转了一转，就发现，当前一些企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比较严重。很多用人单位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一些企业随意解除劳动合同，随意裁员。一些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忽视对职工权益的维护，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方案不经职代会审议通过，不按规定发放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因而在这次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改制为非国有企业的方案，必须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议案来。说明什么？说明过去的非国有企业的改制，企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很是严重的，不经过“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劫贫济富”式的改制实在太多了。IP210.26.57.网友说得很是语重心长：“企业的下岗职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我想起了彭德怀自述中记载的李德错误的指挥军事，把共产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军队，给消耗掉，他说：‘你这是崽卖爷田不心寒’。我们欠下了一笔历史帐，一笔真正的民心帐啊。”我们决不能重犯当年李德的错误！
第五：其它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劫富济贫”，如尽快与国际接轨，进行个人的所得税的调节，开征遗产税等等，这些就是经济学家的任务了……(稿源：人民网)(作者：邵道生)(编辑：徐志频)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