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
这一次，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村医。作为在国内最早接触艾滋患者群体的人，作为最直接感受艾滋病毒带来伤痛的医护人员，作为河南省最近构建的五级医疗救助体系中的最基层环节，他们对艾滋病的理解，或许更为直观，也更为深刻。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就开始与艾滋病打起了交道。他们看着身边的父老乡亲死去，看着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悲剧上演，同样，他们也体会着尴尬的现实困境，见证着救助体系从混乱到逐步有序的建立过程。
王龙宵，河南南阳市宛城区溧河乡王营村卫生所村医，6年来，他在分文收入没有的情况下，办起了一条家庭艾滋咨询热线；吴仲仁，河南驻马店上蔡县邵店乡郭屯村卫生所所长，他所在的村被列为了38个艾滋防治重点村之一，条件已大为改观；河南沈丘县白集乡小李庄村同样是重点村，不过，已从事了4年艾滋防治工作的村医李忠祥，这次却被排除在了救助小组之外。
尽管省、市、县、乡、村的五级救助体系已经初步搭建，但防治经费、人员工资、卫生条件和尚未健全的转院制度，却依然是个绕不过去的现实难题。
而艾滋高发地区的村医群体，尽管也有着经济因素的考虑，尽管存在着自身医疗水平的局限，但是，过去、现在、将来，他们都是救助链条上最基层、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角色。关注他们，关注艾滋医疗救助体系，关注艾滋病，因此成为我们无可逃避的选择。
村医王龙宵自发防艾3年终与转正
年龄：62岁
所在村庄：河南省南阳市溧河乡王营村，非艾滋病防治重点村。
基本情况：从医35年，1998年，开始自学艾滋病救治，后在家开设防艾热线。现和岳母生活在一起，没有收入，生活基本靠妻子每月的600元退休金，但王龙宵有一个梦想，拍一部纪录片，展现艾滋病患者的求生欲望，名字叫做《追魂》。
2004年11月26日，河南南阳王营村，村医王龙宵在家接听防艾热线。每天，王龙宵都能接到四五个这样的电话，多是外村人打来的咨询电话。本报记者陈杰摄
“为了满足广大医务工作者、广大群众的需求，我所定于每晚8：00－10：00为关爱生命HIV/AIDS咨询热线服务时间，无偿为您服务，欢迎参与。”———这是印在王龙宵名片上的一段话。名片上留了一个号码，便是王龙宵家里的电话。每天晚上，王龙宵都能接到四五个这样的电话。
村医曾是“不祥人物”
王龙宵，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溧河乡王营村卫生所医师，今年62岁。近6年来，他的生活基本上已经程式化了：早饭、坐诊，午饭、出诊，晚饭、在电话机边等待，然后睡觉。日复一日。
他有12位固定病人，每天给他们吃药打针输液已经够忙的了。偶尔的闲暇，他还要关注几十名潜伏病人的病情。
农村人特有的串门、闲聊活动，已经离开王龙宵很久了。事实上，村民曾自觉地和王龙宵保持一定的距离。
因为，他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位不祥人物。“我走到哪一家，或者谁来我的诊所，村里人就会以为那家又得了‘那号病’，然后给他们贴上一个特殊的标签。大家都噘（方言，骂的意思）我，认为我破坏了村里的风气”，站在诊所的空地上，王龙宵摸了摸自己厚厚的眼镜片，语气平缓。
“血浆经济”引来艾滋
“那号病”就是艾滋病，村里人忌讳直呼，以“那号病”代称。从1998年到2004年，6年间，王龙宵为几十名乡亲贴上了这个特殊的“标签”。而他们大多是因当年卖血染上艾滋病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血浆经济”的提法在当地出现，与“以血致富”运动相对照的，是民间的一则口号：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在这个拥有700人、人均土地0.8亩、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的村庄，卖血成了一种“迅速便捷”的聚财渠道。
作为村里惟一的医生，王龙宵很早就关注到这群人的安全。“当时我隐约感觉到会有问题出现，但我实在无能为力。”王龙宵说，1998年，他真切体会到了艾滋病毒的力量：两名艾滋患者在来诊所不久后死亡。
一例是一名女患者，来就诊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带状疱疹。王龙宵做了一些初步治疗后，建议她到医院检查癌症和HIV.“那儿的医生对着很多人说查艾滋病，结果病人不干了，跑回了家，后来死了。”
王龙宵说，当时村里人都以为，艾滋病就是和别人乱睡觉染上的。40多岁的一位男患者是王龙宵经手的第二例死亡病例。他到王的诊所就诊时，出现了严重的口腔溃疡。王给患者推荐了一个大医院，经检查发现患者呈HIV阳性。“结果第二天早晨，医院就给我打电话，让我把病人接回家。我没有答应，下午，医院的救护车把患者送回了家。”王龙宵说，当天晚上，他去给病人打针。第二天一早，病人就死了。
最让王龙宵难忘的是一名5岁的艾滋病童，“小男孩是双眼皮，很好看，看到我后眼睛一亮，就像看到来了救他的神仙。”后来，小男孩也死了。
开设热线自发防艾
面对这些求生的眼神，这名64届高中毕业生开始自行钻研起了艾滋病。2000年，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艾滋病7例误诊原因分析》一文，并兴致勃勃地送到了当地媒体，但后来并无下文。
“尽管我同情艾滋病人，可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做？我的知识水平有限，对于这一领域还很陌生。”直到2001年，王龙宵与北京佑安医院的张可教授取得了联系。同年10月8日晚，张可打电话给王龙宵，邀请王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同去参加会议的有宛城区卫生局、防疫站及医院等5名负责人。会议召开一周，王龙宵学习了很多关于诊治和防护的知识。
2002年，王龙宵首次组织村里18名患者到北京302医院接受免费治疗。至今，他已先后四次组织156人次赴京。
此后，王龙宵的名声就大了，他的防艾热线也就是那时开起来的。周边县区的艾滋病患者也慕名而来。截至目前，他经手的艾滋病患者有280余人。
救治小组进驻乡村
2004年7月，河南省进行全省范围的艾滋病摸底清查工作。安阳市卫生部门成立了驻村帮扶小组展开工作。11月，安阳市艾滋病医疗救治体系启动，由卫生部门组成救治小组进驻各个定点诊所，免费治疗艾滋病。王龙宵的诊所就是其中一个。
“宛城区总共有7个定点诊所，4个乡级定点医疗机构。”宛城区卫生局副局长卢少伟在电话中说，溧河乡是比较严重的一个乡，有6个定点诊所。11月5日，宛城区第一人民医院两名医生、两名护士和两名药剂师组成的6人救治工作组驻扎到王龙宵的诊所。
“艾滋病患者及HIV/AIDS携带者总人数超过20人，就要派驻救治小组。”卢少伟说，“同时，还要修建一个占地面积为3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20平方米的诊所，至今年12月20日建成。由卫生系统派驻的六七名医护人员及一名有经验的村医组成医疗小组。这个点是河南省艾滋病五级定点救治医疗机构最基层的一级。”当地的艾滋患者可获得国家提供的抗病毒治疗药物，及河南省提供的抗机会性感染治疗药品。不过，王营村并不属于“重点村”，河南省现在确定了38个艾滋病救治救助重点村，宛城区没有一个村庄在此之列。
老王看病不戴手套
王营村的医疗点现在正在建设中，眼下的诊所位于村东北头，是一座3间房的混凝土屋顶平房，这原本是王龙宵三儿子的房子。
11月24日，冬季不常有的小雨不期而至，屋外的风很大。两个药瓶悬挂在诊所门框的横条上，药水一滴一滴地流进患者的体内。已是冬天，诊所中没有取暖设备，横七竖八地横着几条板凳。
又来了一名患者，王龙宵拿出了体温计：“还发烧不？思想压力不要太大。现在的药都是免费的，安心治疗。还有，这两天降温，要多穿一点。”
随后，王龙宵开始给患者测脉搏。“你现在的情况还不能吃鸡蛋，吃一些面条就可以了。”王龙宵洗了一下手，又倒了些酒精涂在手上。
正在输液的一位患者喊王龙宵过去重新插针。因为天冷造成血管收缩，刚输了一会液，他的手臂上就起了一个大包。
“戴上手套吧。”安阳市宛城区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崔永华对王龙宵说，她是救治小组的成员之一。“不用戴了，我经常这样。”王龙宵解释说，“戴手套会让病人感觉不自在。”
一名护士拿着一些消毒设备过来，准备代王龙宵给病人插针头。病人不客气地说：“还是让王医生来插吧。”
村医“转正”补助难拿
“自从我开始给艾滋患者看病后，普通病人就来得越来越少了，现在几乎一个普通病人也没有。”王龙宵说。此前，他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村医，“生意好的时候，辐射周围30里的病人。”
“那时，我一个月也能收入七八百元。但这6年中，我几乎一分钱收入都没有。”“日常生活费倒没有多少，主要的开支就是电话费。”王龙宵的妻子笑着说，“他的电话太多，每月的开支都要150元左右。”
这150元自然是全用在了王龙宵自设的防艾热线上，“现在很多城里人都打来电话。”王龙宵解释，接到电话后，他首先要做的是思想工作，告诉他们会保护隐私，希望他们能积极治疗，“从一定意义上说，我是一名心理医生。我不愿意他们丧失掉治疗机会。”
今年6月，王龙宵被当地卫生部门吸收为安阳市专业救治艾滋病小组的成员。当时，卫生部门曾答应给他每天10元的补助，另外还可从治疗病人中得到一些提成。“但到现在我一分钱也没有拿到。”目前，王龙宵一家的开销全靠其妻的600多元退休金。
“王龙宵的补助确实还没有兑现。河南省财政拨的款主要是救治费，还没有明确规定村医的补助是否可从中扣除”，此前，宛城区卫生局副局长卢少伟曾告诉记者，“但这个问题总要解决的。我们正在和上级部分积极协商，争取尽快兑现对村医的补助。”
当记者把卢少伟的说法转述给王龙宵时，他笑了一下。一名患者恰好挂完了水，走出门去。王龙宵站起身，从墙角取了一些沙子覆盖在患者刚才吐在地上的痰上，又倒了一些消毒药水。几分钟后，他将沙土扫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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