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丘海雄：谁更有机会成为经济精英？(组图) |
|
|
| NEWS.SOHU.COM 2004年12月01日13:19 来源：新快报 |
|
| 页面功能 【我来说两句】【我要“揪”错】【推荐】【字体：大 中 小】【打印】 【关闭】 |
|
| |
|
免费 最经典的幽默小段子 掌握第一手军事情报
搜狐新闻，告诉你正在发生什么。 点击进入>>>
|
田炳信
前沿思考
市场的机会是不是对所有人平等？
最有财富的人集中在权力的中心
掠夺社会财富太快引发东欧剧变
中国的民营化过程是内部化的
有权者在体制内改革中成了富人
－
人物：丘海雄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时间：2003年11月3日
地点：中山大学大钟楼－
内蒙古大草原上，有一种护草的人为措施叫“网围栏”，用七八道铁丝把几百亩、几千亩草场围起来，牛、马、羊只能在网围栏里觅草。在把牛羊赶进去之后，先通上一两次电，那些胆敢冲撞网围栏的，先要尝尝电的滋味。通电的网围栏成本太高，也就是象征性地通三五次，被电击过的牲畜记住了那些烁烁闪闪发光的细铁丝碰不得，撞不得。时间久了，第二代小牛犊、小马驹、小羊羔出生了，它们没有父辈的记忆，在草不够吃时，就开始冲撞那些已经生锈的网围栏，它们走出网围栏，来到了新的草地，老牛、老马、老羊无奈而又奇怪地望着它们。
在计划经济年代，也特像这样网围栏的效应。由部直管的企业，比省管、市管企业级别高，在大城市的比在小城市的先听到红头文件的传达，根正苗红的优先进了政府机关、大国企、大事业单位。
市场经济25年前在中国悄然登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板块冲撞，社会在进行一次蜕变、换血，重新勃起。从稳定到紊乱，从有序到无序，社会的排列组合在人们意料不到的地方放出了另一道光芒。一批社会的先行者，登堂入室顺势而上，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经济精英。中国文化是最宽松最苛刻的文化，对失败者永远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对成功者永远是“英雄莫问出处”。
小老板会慢慢减少财富进入少数人之手
田炳信：现在的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了，不管你承不承认这点。
丘海雄：这是一个没有定论的研究。有些人认为是一条曲线，不是直线上升。比如说改革开放初，原来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资源机会最少的，像劳改犯、一些不三不四的又没有工作的人，那时他们的机会是最少的。但改革开放后，允许他们发展个体户，发展民营经济，他们有了机会了。而当初相对地位比较高的人，例如国有企业的干部，发现当年地位比他们低的人，好起来了，甚至正慢慢超过他们。他们之间可能由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到差异减小。再发展下去，有些人财富积累越来越多，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所以从财富分配的结果来讲，我同意基本上是一条曲线。
田炳信：曲线是什么概念？
丘海雄：曲线，就是在改革开放初，可能某一个阶段，人们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在某一阶段，原来最没有机会的那些人，获得了一些机会。这些人由于原来的境况比较差，有一点机会，他就会去冒险和拼搏了，他们反而成了个体户，成了民营企业主。比当年那些很威风的国有企业工人或者机关干部要好一些，有个时期可能处于相对的均等。但到了现在，财富可能会慢慢向某些人手中集中。一旦集中，他有钱，他要做投资就放胆。投股市，一看准机会，扔一千万，一下子可能赚回来。亏了一千万他也不会活不下去了，他可能还有两千万在银行。但是穷的人，就没办法在某些机会当中去获得利益，而有些行业就慢慢没办法做了。你像当初做房地产的，稍微有点资本的，弄到一块地皮，就可以炒了。但现在房地产业已经开始集中，市场机会慢慢缩小了，那意味着社会更加分化，小老板会慢慢减少，大量财富越来越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北京高层消费高过广州低层消费便宜过广州
田炳信：市场的机会是不是平等的？实际上我认为更加不平等，从开始到现在就一直没有均等过。
丘海雄：改革开放后，或者说现在，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有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叫做过渡理论。这个人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做VictorNee（中文名倪志伟)，他的理论引起很多争论。但很多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无论你是赞同他还是批评他，你都必须和他对话，所以他成为一个焦点人物。1995年，美国曾经围绕着市场过渡理论开了一个研讨会，有两种不同意见。他在中国的福建做过农村调查。他发现，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农村干部的相对收入降低了，相对于当年在计划经济之下，相对于普通的老百姓，降低了。所以他认为，权力，你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本。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拥有权力的人，它的回报率会降低。这是他提出的市场过渡理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下，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是平等关系，不是命令和服从，被领导和领导的关系。问题就是很多人根据对日常生活的经验或者观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说，为什么那些高干子弟一下子就发起来？尤其是过渡初期有双轨制的时候，他们把握计划价格的物资，炒批文啊。
左图：改革开放之初的财富聚集地 安哥/摄
我想最有财富的人可能还是集中在权力的中心，在北京。你看北京的消费和广州的消费呈不同的形态，也是一个答案。广东的消费相对比较均衡，一般大酒楼，你看老百姓也蛮多的。在北京吃饭，去胡同里面，十来二十块钱就可以吃上好好一顿。但是如果去大宾馆，那个消费就很高了。北京的高层消费超过广州，低层的消费便宜过广州。你看这个消费的分化就可以看出这个地方财富资源的分配，是吧？
田炳信：换句话说，就是两极分化最典型的在北京。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权力的作用是大是小？
丘海雄：有些学者通过对东欧社会转型的研究，他们发现，有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他不一定掌握权力的时候就贪污，他可以利用公共的资源去建构自己的社会资本。后来下海了，离开了权力中心，但是当年投下的社会资本会有回报的，他可以利用社会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本。
田炳信：东欧的垮台，我认为有两点。第一个是国家太小，信息传播太广泛。第二个呢，就是掠夺社会财富的速度太快，掠夺社会财富的时间太快，激起了很多拿不到的人的愤怒。中国恰恰是把这个时间给延长了。分部门、分地区、分阶段地开放，在缓慢的过程中，在不知不觉中，中间经历了两代人，所以它这种震荡很小。还有，中国的面积太大，信息传播有限。
丘海雄：在民营化过程中，掌握权力的人很容易占便宜。掌握权力的人可以用很少的资源就把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价值的国有资产转为己有，然后体制一转变，就成了自己的了。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权力在市场过程中有优势。一种看法就是说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政治资本对人的回报，即从中得到的利益在减少；另外一种看法相反，就是政治资本——权力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回过头，我们要探讨谁在社会中占优势，这成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关注的问题。
地主资本家的后代在过渡期可能更能成功
田炳信：用社会情绪或者个人情绪来跟社会做对比的话，最早来对社会发起第一轮攻击的，是对社会带着愤怒表情的群体，比如说劳改犯、在国营机关犯了作风问题或者其它问题被逐出这个圈子的。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读了书，郁郁不得志，对这个社会也愤怒。
丘海雄：这种人呢，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他们更有可能成功，这种判断叫“精英循环”。为什么叫循环呢？他们的祖辈，地主资本家曾过过好日子，但1949年以后被剥夺了，他们的地位处于社会的低层，而现在他们又杀回来了。关于他们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机会结构的问题。刚刚开放的时候，走投无路，狗急跳墙，有什么机会他都会抓住。呆在家里没事，可以去街上卖烧鹅，不管面子不面子。另外一个呢，可能是历史的记忆。可能他们的父辈是有能力的经营者，可能当年是上海金融市场的大鳄，是大资本家，炒股的高手。也许他的孩子这辈还有历史的记忆。而且由于当时特定的地位，被生活所迫，使得他们可能在过渡期更容易成功。而且机会相对说是均等的，卖烧鹅你们都可以去，只不过有些人不去而已。
田炳信：还有一类呢，比如我接触的很多人，他就是赤脚上田，傻乎乎的，无意中闯进了一些行业，这样慢慢起家的。这种人也很多。从社会情绪的角度，受共产党恩惠比较多的人，当他们看到别人扛着第一麻袋银子走了后，他们也跟在后面，带着喜悦地扛第二袋、第三袋银子……
什么人转型为经济精英？有权的人？有能力的人？
丘海雄：现在我们都很关心谁是新时代的社会精英。当然对精英的界定应该是很明确的。比如说现在还有权力精英，有一帮人是经济精英，就是老板、企业家，是吧？我想这些人的地位是越来越高了。比如女孩子找老公，以前肯定是要找当官的、当兵的，谁想到要找个体户啊。现在当官的当然还是一个选择啦，但很多人想嫁有钱的啦，首先看你有没有“宝马”，有没有别墅。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崇拜的，越来越追求的，是经济精英。问题是谁能成为经济精英？究竟是当年有权的人，还是当年没有权，但是有某些能力的人，能在改革开放中成为经济精英？
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还很弱小，地方政府便承担起繁荣经济的社会义务，直接组织和参与上项目、办企业，市长、镇长实际上充当了所属地方经济的董事长、总经理的角色。后来虽然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地方政府官员名义上退出了生产领域，但其身份未变，“亦官亦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以致滋生由“寻租”到“设租”的腐败行为。市、镇领导对自己分管的部门、企业可以直接指挥，写条子、打电话给企业要钱要物、安排人事、报销各种费用，甚至出国考察旅游等。
另外，中国的民营化和东欧是不一样的。东欧有些国家是外部化，我们是内部化。东欧有一些它是无偿地将原有的公有企业股份无偿地分给老百姓，我们是转让，而且我们的转让不是公开化的。
田炳信：实际上是象征性的，存在黑箱。就是把集体性质的变成了个人性质的，我分析过。
丘海雄：有些是国有的，有些是集体的，我觉得股份制好像主要是以集体的为主。
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两改改资源配置，改产权制度
田炳信：当时在广东、在温州、在福建，在全国很多地方，很多民营企业老板花钱给自己戴了一顶“红帽子”。为什么呢？只有戴了这顶“红帽子”，他的社会交往的地位相对提高，然后获取财富的渠道更广。等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红帽子”已经开始变成了一种包袱和累赘，大家纷纷摘掉“红帽子”，完成了由“披着羊皮的狼”到“披着狼皮的狼”的还原。
丘海雄：也就是说在改制过程中，由原来的公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甚至后来的股份企业，是有个演变过程的。原来的股权分配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均衡的，后来基本变化的方向是股权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甚至最终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就变成了单个的纯民营企业了。不过当初我们还不肯承认股份合作企业是民营企业或者是私有制。因为大家共同拥有股权，从某种意义上也算是集体拥有的财产。但实际上它是民营化的。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是不一样的。股份合作制的最大特征就是企业的财产拥有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共同拥有，共同生产。股份制就不一样，我们几个人都是股东，但我不去生产，甚至不去经营，我可以委托经营。基本上，股份合作制都向这个方向发展。六七个人掌握30％的股份还是会有人偷懒，有人搭便车，一定要把股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才会真正关心这个企业。
因此对于股份合作制，要分开来看，要看产权改革的路径。从计划往市场改革，其实是两方面的东西。第一个是资源配置从计划走向市场；另一个呢是从相对单一的所有制变成了多元化的所有制。一个是资源配置的改革，一个是产权制度的改革。所谓的经济改革说来说去就是这两样东西。
而从产权制度的改革来讲，又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路径。一种路径就是原有的公有企业走向民营化，像顺德股份合作制的改造就是这种形式。另外一种改革的路径，允许个体民营企业从无到有，是新创办的私营企业。
因此，所有制从简单的公有制变成多元化的所有制形态有两条路径，一个是体制内的改革，一个是体制外的生成。在这两条路上走的是典型的两拨人：一种是有权的人，在原有体制内有资源、有机会的人。像顺德的改制，企业外面的人是没权购买股份的。而企业内的普通工人也没有钱去购买企业30％的股份，就算他们在经济上有这个机会，而关于企业以后的经营管理，他们也没有这个经验，因为当时他们的大股东要求要答辩的。所以呢，大股东还是原来的经理厂长。
第二条通道就比较明朗了。改革开放初，允许办个体户和民营企业。走这条路的人就是我们刚说的地位比较低的人，而且这帮人可能有一定的能力，尤其可能有所谓的历史的记忆。走这条路的人，可能还有一个机会结构的问题，不这样干就没有出路了。
所以刚才所说的“精英再生”，比较多的是体现在体制内的产权改革过程中；而“精英循环”，比较多地体现在体制外的产权改革的过程中。第一代创业者败掉了知识在竞争中日益重要
田炳信：在精英形成的过程中，也是前仆后继的。改革开放初期，靠贩卖服装、鞋袜、电子表，很多人积累了财富，又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和财富一同消亡，然后又崛起了另外一茬人。
右图：知识经济精英们
丘海雄：市场在变化，当初靠冒险精神拼出来的这些人，能力并不强，当初由于是所谓的短缺经济，卖方市场，卖什么做什么都可以赚钱。但现在市场已经转变，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每一个行业都差不多已经区域化，你再靠冒险精神，蛮干，已经没有机会和出路。这个时候，有比较强能力的人，比如说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就会取代那些草头王。现在很多知识分子下海都不错，当然他比较书生气一点，但是他成功的机会比较大。为什么？他有知识的优势。
田炳信：这样的人多不多？
丘海雄：这数量没统计过。我相信后来的知识精英相对是有优势的。你想象一下，大学教师去当个体户，去卖烧鹅，这肯定没什么优势。你去扛大包，你还没这个力气，你拉不下这个脸皮。现在不一样了，你要出去，肯定是从事所谓的高科技行业。
田炳信：像化工行业啊，会计啊、律师啊，咨询啊，顾问啊……
丘海雄：是啊，这块还是有空间的。而那些做贩卖的、劳动密集型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当年靠这些起家的人，要继续发展，确实是有困难。我记得有一年去中山小榄和那里的镇长聊，他觉得第一代的创业者现在全没了，全败掉了。现在发展得比较好的是比较年轻的一代，比较有知识的一代。也就意味着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知识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要。比如说没有知识的人，你不会上网，网上的销售你就做不到。
财富机会是均等的吗？半垄断的东西权力就重要
田炳信：中国的第一代万元户，叫做“两头换”，就是把广州的东西拿到福建，拿到湖北、天津……去卖，去赚取差额。就是“短缺经济”产生了这么一批万元户和十万元户。后来这些人中一些有眼光的人开始投资办一些小的企业，出了一批百万富翁。然后比这更厉害的，一批洗脚上田的农民，来城市里盖大楼，我们叫“包工头”，这里头产生了一批千万富翁。然后比这更伟大的就是一手从规划局拿红线图，一手从银行借贷款来开发房地产，这里头产生了一批亿万富翁。当然这时还产生了一批人，就是在股票市场炒股票，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是机会均等的，有多少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我认为偶然性特别大。
丘海雄：有些基本是自由竞争，权力的干预很少。比如说贩卖衣服，从广州贩到北京，这就靠你的力气，靠你的眼光，基本上是平等的，自由竞争的。权力在这过程中优势不大，不是没有。而另外一些行业，比如说房地产，它起码是半垄断。为什么呢？土地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土地的转让是一个逐步开放的过程。最早土地是怎么样？哪有什么买卖的事情，广州当时是掌握在几个市长手里，他们爱给谁就给谁，后来才说慢慢要拍卖了，是吧？半垄断的东西权力就重要。你搞房地产，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获得土地，一个是获得银行贷款。而银行贷款，尤其是早年，也是靠权力。
左图：知识经济精英们
一则欧洲人的笑话说：有一渔夫，拉一小桶，挥一小杆，在大海边悠哉游哉钓鱼谋生。一看客看海之蓝，水之深，鱼之多，问渔夫：为何不多钓几桶鱼。渔夫反问：为甚多钓？看客：钓多了，可换钱，钓大鱼，赚大钱。渔夫不解，赚大钱干什么？看客说：可享受生活，晒太阳，休闲。渔夫说：我不是正在享受阳光、沙滩和海浪吗！
电影演员斯琴高娃给我讲过一个内蒙古的笑话：有人问一放羊娃，放羊为啥？挣钱。挣了钱呢？娶媳妇。娶了媳妇呢？生娃娃。生了娃娃呢？放羊。
人生有许多铁律是躲不掉的。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英，每片草原都有每片草原上泛白泛黑的领头羊和在羊群中上蹿下跳的牧羊犬。
谁不想成为精英，谁不想成为领头羊，但中国文化里，有一种极冷酷的时空观也在像磁石一样，左右着你的南北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则变成三年河东，三年河西。据说在加速度的年代，一切都在快速繁殖，一切又都在快速腐烂。
|
|
|
|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