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据《贵州都市报》报道，贵州省有45万人口需要移民搬迁，原因是“因强度石漠化失去生存条件”。
贵州，曾誓言要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崛起。然而，残酷的石漠化现状，却成了贵州发展道路上难以克服的障碍。
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石漠化生态危机深度关注，贵州石漠化治理也已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这里的庄稼地异乎寻常。石头，一丛丛、一堆堆地窜出土壤，嶙峋而狰狞。一亩农田里，石头就占了一半还多。在石头与石头的缝隙间，土层薄而贫瘠，庄稼苗稀疏瘦弱。
11月28日，贵州六枝县大用乡。记者看到的情景，向远道来访的访客诠释着“石漠化”这个冷漠干硬的名词。
石漠化为我国南方湿润石灰岩岩溶地区特有，是在脆弱的喀斯特地貌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荒漠化生态现象。喀斯特源于加拿大地理俗语，意即碳酸盐岩构成的地质，该类地质遇雨水后，易发生溶蚀化学反应，非常脆弱。而喀斯特生态和人为因素相互作用，造成植被退化、水土资源流失，导致岩石大面积裸露或堆积地表，而呈现出类似荒漠景观的土地退化现象，这就是石漠化。石漠化严重的地方只见一片白花花的石头，不见片土，有的地方甚至连沙漠都不如——因为至少沙漠里很多地方还能有些耐旱植物生长，石漠化严重地区可以说是寸草不生。此现象典型高发于贵州省。
据统计，贵州省被石漠化的土地面积达35920平方公里，占贵州省国土总面积的20．39％，而且土地石漠化正以每年9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
“石漠化”贫困
11月27日晚，8点钟光景，在贵阳火车站对面的沿街马路上，聚集着三三两两的妇女，她们一见到外地旅客模样的人，就上前搭讪：“住旅馆吗？老板，带你到便宜的地方”；“小弟，来看录像吧，8块钱看通宵”……这群招揽生意的妇女，有四成以上为45岁到55岁的中老年妇女。
路边快餐店老板陈红星告诉记者，这些妇女“都是从毕节、安顺这些地方来的，也是穷得没办法，地里没有土可以种庄稼，山上山下到处都是石头，不出来怎么办，拉一个客人能提成3块钱，这么大年纪又能做啥子？”
这是记者刚下飞机踏入贵州，第一次直接感受到“石漠化”对当地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
贵州省86个县（市）行政区中，已有74个被水利和林业部门列入“石漠化地区县级名单”。而据贵州省水利厅水土保持监测站高工沈涛 提供给《新周报》的最新数据，全省86个县（市）行政区中，“除5个没有石漠化现象，其余81个都非常严重。”在这些县市，石漠化与贫穷紧紧相连。在近一周的调查采访中，记者亲眼见了在石漠化阴影笼罩下、贵州深山里让外界难以想像的贫困。
六枝县是贵州遭受石漠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从六盘水通往六枝的是一段崎岖的山路，路边大部分房屋用山石砌成，房屋后是一座座荒凉的石山，山上怪石嶙峋，褐色的石灰岩裸露在灰黄的苍穹之下。庄稼在石缝之间仅存的一点空地上生长，因为没土，加上缺水，植被极其稀少，这里适合生长的农作物主要是土豆和玉米，它们是山民的主食。
路边偶见一家农户，低矮潮湿的石头房子建在约30度的坡地上，屋内光线昏暗，最值钱的家当是床上一套分辨不出颜色的棉被，房内不见光鲜干净的家具，哪怕是一只木凳。主人银发国今年42岁，他告诉记者，这个地区许多农民的年收入只有300元左右，他说话的声音恹恹的，对生命与生活似乎毫无兴致。
11月29日，贵州省扶贫办综合处处长罗有铭向记者坦承：“贵州省74个石漠化严重的县市，几乎囊括了贵州50个国家级重点扶贫县和20个一般扶贫县。凡石漠化严重的地方，都是全省最贫困的地方。”
贵州省扶贫办提供的另外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止，贵州省人均年收入低于620元人民币的还有320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十分之一强，而这320万贫困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74个石漠化县市地区。
罗有铭一脸苦涩：“贵州的现状就是这样，受石漠化影响的地方就是一方水土根本养活不了一方人。”
“石漠化”生态形成路径
贵州多山，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当地俗语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亩平，人无三分银”。
一踏入贵州，无论是在高速公路上，还是在六盘水、安顺等地，无论是在清镇新店，还是在北盘江峡谷和贞丰城郊，漫山遍野都是石漠化地区特有的“景观”：千奇百怪的砾石、巨石、灰石、白石，很难见到平整肥沃的土地。路边、城市边、连绵的山峰之间，是一座座或重或轻表土早已冲蚀的光秃秃的石山。高速公路只能在被石漠化的山石之间艰难穿行，为防止公路两旁的山体滑坡和石头滚落，高速公路两边的护坡防护工程随处可见。
人口超过500万的贵州省会城市贵阳，坐落在群山之间逼仄但还算规则的山间平地上，地势错落起伏，其它地、县级城市也大抵如此，都处于群山环绕之中。而群山万岚，却并无外界想象中的美丽，因为这些山绝大部分也是已经石漠化后的石山，光秃无绿，面目狰狞。
特殊的喀斯特地理特征是贵州成为“石漠化”危害最为严重的省份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石漠化的主要因素是喀斯特地质生态本来就十分脆弱，而加速导致石漠化过程的主要因素则是人为活动。
贵州省农业土地面积只有2．3％，主要集中在各种山间盆地、谷地或者洼地中，而其耕地更是量少质差。为了达到农业生产和增产目的，贵州省许多县市被迫走上毁林、毁草开荒的道路，“坡耕地”和“大规模垦殖”耕地因此应运而生，然而，过度垦殖却加剧了水土流失，也加剧了山林土地的石漠化。
研究观测表明，垦殖率（在山坡地上人为开垦所得耕地总数与耕地总量的比值）的多少与石漠化进程的快慢，是成正比关系的。在贵州省土地垦殖率最高的是毕节地区，垦殖率高达46．38％，其次是六盘水和安顺地区，分别为43．96％和43．04％，土地垦殖率在40％以上的有六枝、黔西和遵义等20个县（市）。它们是垦殖最严重的地区，也是贵州石漠化最严重的区域。
耕地石漠化，林草地“垦殖”变耕地，耕地再石漠化……贵州似乎陷入了石漠化的恶性循环之中。
石漠化的生态危机
学术界普遍认为，石漠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土地资源的丧失”，实质上就是水土流失问题。
六盘水市水保科科长张光忠介绍，六盘水1958年大炼钢铁大量砍伐森林，后因人口增长过快而陡坡开荒，天然植被遭到极大破坏，森林覆盖率从建国初期的18．35％降至1986年的7．53％。
根据2003年对贵州石漠化严重地区安顺市的卫星遥感照片显示，安顺市水土流失面积占当地国土总面积38．1％，因水土流失造成的石质山地、半石质山地、裸岩等石质荒漠化难利用土地面积则占总土地面积的10％。
石漠化对贵州主要的灌溉水源——水库的打击，也是致命的。资料显示，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贵州贞丰县鲁贡镇坡搞水库建成不到15年便被泥沙淤平报废，下游农田被冲毁；另一水库管路水库建成不到20年也被泥沙淤平报废，下游的几千亩农田因此不能灌溉。
由于缺少植被，不能涵养水源，石漠化地区往往伴随着严重的人畜饮水困难，甚至会出现严重的水荒，如果治理不及时，“天无三日晴”的贵州，多年以后将成为一个缺水的石头之省。
贵州严重的的石漠化问题会对贵州乃至全国，产生何等深远的影响呢？
这是一个难以一言蔽之的问题，即便是再资深的学者和专家，对此的回答，都会显得十分谨慎。而现实的情况是，贵州省目前已发生和石漠化趋势严重的面积近8万平方公里，而且每年还在以900平方公里的速度飞速扩展。
2004年11月22日，《贵州都市报》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消息：“截至目前，贵州省因强度石漠化失去生存条件，需异地移民搬迁的约有45万人。”
贵州省水利厅水保处处长徐彦杰接受《新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45万”这只是一个保守估算，“简单地说，贵州省的石漠化已经使人们赖以生存的相当部分土地流失了，地表只剩下生命无法附着的石头，无法进行任何耕种，因此失去了生存条件，这就需要移民。如果不及时有效治理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很快全贵州省将有一大部分土地也会变得只剩下石头。”
“这绝非危言耸听！也许就在三五年之后，就不再是现在45万人失去生存条件需要移民搬迁的问题，而至少是200万，甚至是500万。”说这话时，徐彦杰的语气很严肃。
据了解，2003年9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在考察完贵州石漠化后，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专题报告中指出：贵州突出的生态灾害是石漠化，应当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重视石漠化问题。
而更多来自业界人士的声音认为，贵州石漠化不仅危及贵州本土，而且对“两江”流域（长江、珠江流域）也有深远的影响。长江、珠江流域面积分别占贵州省国土总面积的65．7％和34．3％，同时，贵州省也是中国南方重点集体林区之一。贵州省的水土保持形势如何，或者说石漠化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两大流域的长远生态安全。
贵州官方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03年底，贵州省森林覆盖率达到34．9％。对此，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司长刘震告诉《新周报》：“这个森林覆盖率尽管是经过了国家和当地大量的投入才获得的，但它仍然远远不能满足生态环境的要求。
来自高层的深切关注
“我和专家组力争在12月底之前，把这份呼吁尽快治理贵州石漠化方案的报告提交给高层。”12月2日上午，在长江水利委员会科学院办公室，接受《新周报》记者专访的资深水土保持专家张平仓教授的语气里略显兴奋。
由张平仓执笔的《贵州石漠化治理专题调研报告》，源于11月中旬水利部和中科院联合对贵州石漠化进行的一次专题调研。这是一次让业界瞩目的高规格调研，调研组的领队为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在制定可行性报告之前，也是索丽生带队进行调研。此外，这次贵州石漠化调研阵容空前强大，19名专家组成员均为当前中国顶尖级的水利专家，他们中包括水利部总工程师刘宁、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王秋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兼有“石漠化研究之父”之称的卢耀如、长江委员会资深专家张平仓等。
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司长刘震向《新周报》记者谨慎证实，这份“调研报告”最终完稿后，“将由水利部和中科院联名提交给国务院，并将作为中央出台‘贵州石漠化’治理方案的最有效决策依据”。
几乎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在2004年11月初也颁布了1529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西南石山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它被下发到贵州等西南8省、自治区、市。
这份看似普通的文件让贵州省安顺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吴国祥喜出望外，他高度评价“这份文件是个拐点，对贵州石漠化的治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表明国家对石漠化的治理已经从关注和重视落到了实际操作的层面。
此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回良玉、曾培炎、陈至立等中央领导，都曾对贵州石漠化治理作出重要批示。
2004年11月，随同水利部和中科院联合专家组采访的一位《贵州日报》记者向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感喟：“这几年总是有专家不断前来贵州考察、论证、调研贵州石漠化问题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真有点当初准备修建三峡大坝时的态势。”
这位副部长略作沉吟后，非常严肃地回答：“对贵州石漠化的生态影响问题怎么重视都不过份，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更高层次的中央领导都会亲自来贵州实地视察。”
据贵州省水利厅负责人向《新周报》透露，应贵州省政府和石秀诗省长的邀请，中央财经办、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和水利部将在最近再次组织联合调研组，到贵州进行石漠化“资金投入”的调研。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对贵州石漠化生态危机异常重视，已经进入到治理的实际操作阶段。当然，这种空前的重视，也彰显一个不容回避的残酷现实——贵州省的石漠化生态危害，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程度。
“石漠化”治理前景
“石漠化的有效治理是一个相当艰难和漫长的过程。人类要破坏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容易，要重新修复就非常之难。”长江水利委员会资深专家张平仓教授对石漠化的治理，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乐观。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贵州当地针对石漠化的治理工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区板贵乡，一直是外来考察组必看的典型案例。
安顺市水利局水保科科长刘咏琴向记者介绍，近10年间，当地对石漠化严重的区域采取了以坡改梯工程、种植果林、修建小型水利水保工程、兴建沼气池等治理方法，国家共投入资金250万元，完成治理面积11平方公里。
这个治理工程前后最大的变化体现在村民收益上，治理前，板贵乡人均年粮食收成只有150公斤，年均收入只有120元，是远近闻名的极贫地区。如今，一个个被治理过的山头郁郁葱葱，载满了各种经济林木。村里一片红砖绿瓦，在治理区内有将近一半的农户都盖上了新房，很多农民家里还添置了冰箱、电视等电器。据介绍，在全乡外出打工的4200人中，已有近3600人返乡“就业”。
和板贵乡一样取得石漠化综合治理显著成果的还有石板桥小流域。当地一位分管的副县长介绍，该地的贫困人口已从1997年的3072人，减少到了764人，农民人均收入也由651元增加到现在的1800元。
对上述成果，前来贵州实地考察的专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专家普遍认为，对某一地区看来显得“成熟”的治理方法，并不能简单地加以推广。
“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最科学有效的石漠化治理方法，” 贵州水利厅水土保持研究所吕涛主任告诉《新周报》记者，原则上说，目前贵州对石漠化的治理“都还处于摸索阶段，只能说是边治理边研究，在治理中研究，在研究中治理。”
张平仓对目前在贵州石漠化治理中通行的“坡改梯工程”，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认为，石漠化严重的地方，既不能通车，更没有其它先进的运输工具，只能依靠当地农民用背篓一筐筐把山下的土背到山上去造田，“往往两个农民一年的时间也只能造一亩田。但它的成本太高、效益太差，不宜广泛推广。”
另外，对石漠化治理中“兴建沼气池工程”，张平仓也有疑问。此工程的关键之处在于利用牲畜粪便作为原料来产生沼气，为农民提供燃料，以此杜绝当地群众对山林的砍伐。但张平仓认为，这个方法只适合在植被比较好的地区推广，“在石漠化本来就已经十分严重的山地，几乎没有什么植被，哪有那么多供牲畜所需的草料呢？如硬性推广，其结果就是出现人畜争食，这显然违背了石漠化治理的本意。”
张平仓认为，对石漠化的治理应该遵循水土保持工作最基本的原则——重在“因地制宜”，贵州当地要警惕在治理中生搬硬套某些“成熟的模式”。
专家们惟一能够达成的共识是，治理石漠化的重点应该放在轻度和中度的石漠化上，与此同时，要特别下大力气预防潜在石漠化的继续恶化演变。至于对那些已经无可救药的重度石漠化区域，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完全放弃治理。
对解决石漠化治理的有效资金渠道，除了争取国家“专项资金”外，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先生提出了“生态补偿”观点，他希望受益贵州石漠化地区的电力部门和用户能向当地以补偿的方式，从每度电价中提取一分或者二分的微利，解决资金难题。
在一般人看来，当前在石漠化治理中，最为简单有效的方式是移民。人对脆弱的生态环境的危害与破坏是最大的。
对此，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局副局长范慰铭提出了明确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整体移民的难度太大，几乎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可以容纳下如此庞大的移民。再则，如考虑向外省迁移，难度也非常大，会带来一连串问题，比较行之有效的方式是“疏散”，譬如采取提供有效岗位增加就业的方式，将石漠化严重地区的人们逐渐疏散到适当的地方去。
曾经两次深入贵州考察石漠化问题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当务之急，是首先要解决石漠化地区群众的吃饭问题，环境和生态的修复还应该摆到第二位去。吃饭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当地的群众如何会响应对石漠化的治理呢？”
专家普遍认为，防治石漠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生态建设还是扶贫攻坚，都必须首先从治理石漠化的技术手段上来加以有效保障，它需要的必须是一套综合的措施和办法，需要有关部门的共同配合，任何一个部门或者仅仅采取单一的措施都难以有效的进行石漠化治理。
眼下，在各种文件和场合中，对贵州石漠化治理提的最多的一个口号是：贵州的石漠化的治理问题，既是一个突出的经济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水利部水保司司长刘震对《新周报》记者表示：“看起来，这句口号很空洞，还显得有点形而上学，但只要你慢慢体味，就会明白它的确是非常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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