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媒体与宪政
文/章敬平
100年前，浮夸、喧嚣、堆砌、缭绕的《新民丛报》式文风赢得了彼时读者的追捧，今天与新闻标准相离的《经济观察报》式文体同样取得了成功，它们具有怎样迎合时代的历史必然性？
《经济观察报》的成长与成功，常常让那些专业人士感到不解乃至于恼怒：刊载在这份橙黄色新闻纸上的新闻，就技术和深度而言，委实乏善可陈；以许知远为代表的《经济观察报》式写作，非但在部分细节上不合历史的真实，那些由泊来的西语词令组合而成的似是而非的概念，也不时坠人于云雾。
更叫人难以理解的是，2001年底，《经济观察报》给许知远颁发了一个“杰出贡献奖”。彼时，我和一些同人不太服气，一个几乎不懂得商业财经新闻采访与报道的人，凭什么为一份经济报纸做出了“杰出贡献”？
离开《经济观察报》两年后，我个人以为，许赢得这个奖项是当之无愧的。他为人诟病的翻译体的西式写作，正是他博取功名的“成功之道”，也是《经济观察报》没有像它的对手预期的那样迅速死亡的一大“内生要素”。
客观地说，成就《经济观察报》言说方式的并非许知远一人。人们常常将许的写作等同于他所效力的媒体的写作，是因为他是《经济观察报》式写作的标准的制定者，这就像人们批评《经济观察报》式写作时，将所有的弊病统统算在他的名下一样。
以我在《经济观察报》的一年工龄，我认为报社的多数同事，即便是做商业新闻的，都在有意无意地模仿他的写作。《经济观察报》当时的商业财经新闻并不够成熟，它曾经的写作套路往往是这样的：找一个由头，打一个电话，再用一些云遮雾罩的西式长句，颠倒主语谓语，一路写下来。
依我有限的观察，除了少数几个人，《经济观察报》多数人的西式写作都非驴非马。这让我想起胡适对梁启超《新民丛报》式报章文体的流弊的评价：“学他文章的人，往往学了他的堆砌，他的排比；在记叙的文章内，这种恶劣之处，更容易呈现出来。”
当然，把许知远比喻成梁启超，极不妥当，将声称“理性、建设性”的《经济观察报》说成《新民丛报》也绝对牵强。我将他们放置在百年时间跨度内进行对比，是因为写作和表达方式的流变，有益于我们破解《经济观察报》和许知远暴得大名的流行密码。
彼时，梁启超一天写7000字，如同2002年前后的许知远一样，“十万言期月可成”。一个以翻译左拉小说著称的四川籍李姓小说家，就像今人嘲笑许知远那样，在一篇小说中“涮”了一把《新民丛报》式文体：“不管啥子题，你只顾说些大话，搬用些新名词，打着《新民丛报》的调子，开头给他一个登喜马拉雅山之巅，蒿目而东望曰：‘呜呼，噫嘻，悲哉，’；中间再来几句复笔，比如说：‘不幸而生于东亚！不幸而生于东亚之中国！不幸而生于今日东亚之中国！’；再随便引几句英儒某某有言曰，法儒某某有言曰，哪怕你就不通，就狗屁胡说。”也够把读者“给麻着了”。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看《新民丛报》式文风的浮夸、喧嚣、堆砌、缭绕的种种毛病，觉得好笑。当年那些以正统自居的桐城派硕儒们，一如当今那些高调倡导汉语写作的人们，读到这样的“移用远西词令”的报章文体，不是觉得好笑，而是痛恨厌恶。
然而，那时人多势众的读者非但不厌恶，反而热忱地追捧《新民丛报》式文体，这情形也颇似今天大学城内“1980一代”对许知远式写作的崇拜。
《新民丛报》式文体的从天而降，自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历史偶然，虽然它有着显而易见的空洞无物。翻阅彼时的历史书目，日俄战争，庚子赔款，西学东渐，实业救国，不单激发起国人对时世的关注，还为《新民丛报》文体的推演孕育了时代氛围。1900年前后，中国本土商业力量的崛起，接轨西方并强大于西方的梦想，对立宪政体的顶礼膜拜，译介外国科技和政治的文化时尚，现代教育意义上的语文课的设置，都使《新民丛报》式文体的诞生和演进，具有了迎合时代的历史必然性。
返观今日之中国，另一重意义上的“启蒙”怎不是时代的主题，“曼彻斯特式的优雅叙事”何尝不是对呆板空洞的主流报刊写作的合理背弃？新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消亡数十年后死而复生，与百年前实业强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着怎样的分别？WTO语境下的主动开放，与100年前被迫开放时的话语体系有着什么本质的不同？在从臣民时代向公民时代的过渡中，我们的时代政治命题与当年又何其相似乃尔？
或许，回答完这些问题，我们对许知远式写作所带动的《经济观察报》的成功，就容易理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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