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照片，这是一幅丰收的图景：稻田间，走来一位笑容可掬的男子汉，他不是庄稼人，但和庄稼人亲如一家；他不是哪级领导，却日夜为大伙操劳！这是一篇论文，这是一张获奖证书，在这个科技成果里，有他的汗水，有他的心血，有他对农民兄弟不尽的情缘！
已经整整18个年头了！18年，从扬子江头到灌河岸边，从黄海之滨到高邮湖畔，他把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年华和满腔赤诚，全都交给了农民兄弟；18年，6500多个日日夜夜，他在江海大地的层层稻麦间，在父老乡亲的心坎里，洒下了多少汗水多少梦、多少深情多少爱！当他扶贫回校后，当地群众连夜赶往扬州，请他来年再回来；当他转战他乡时，当地村民端来自家最好的菜，成群结队排在门外，请他品尝，同他泪别……他，就是扬州大学老师薛元龙！
5年，6年，7年，汗水铺路，心血谱歌
灌河不会忘记，1986年8月，36岁的薛元龙受江苏农学院（扬州大学农学院前身）委派，来到响水县大有镇康庄村蹲点，进行科技扶贫。这里濒临黄海，条件十分艰苦，没有自来水，没有公交车，没有电话，邮路也不畅，薛元龙点的是煤油灯，喝的是盐碱水，一封家信少说得走十天半个月，有时几个月才能回扬州一次，垫在他硬板床下的是两排陈旧的砖头……但薛元龙从未叫过一声苦，与“扶友”们一起，以火一样的激情，推广杂交水稻制种，传播农业技术，发展多种经营，一干就是5年，全村人均收入由300元上升到1800多元。
灌河不会忘记，1991年，薛元龙来到响水县老舍乡改造万亩盐碱地。他大胆引进国外先进的暗道排渍降盐法，和当地农民一道培肥改土、引育良种、推广农技。每天清晨农民没出门，他已来到田间，每天工作都是十多个小时，单路程至少要走20多公里，渴了，捧起沟渠里的水就喝；饿了，坐到田埂上就啃自带的干粮。午夜暴风雨突然袭来，他能冲出门去赤脚跑上四五公里，挨家挨户喊人下田放水。为了解决争水矛盾，他亲自调度，在狭小闷热、蚊虫飞舞的抽水站里一住就是三天三夜。前往外地调种，为了赶时间，他40多个小时不下卡车，乡村干部硬是把他拖下车吃了两碗面条。一般人一双凉鞋能穿几个夏天，而他一个夏天过来，床下多了4双穿坏的塑料凉鞋。1994年，海南一家公司用一辆轿车、一幢别墅和5万元年薪，慕名前来“挖”他，他说：“不行啊，这里的农民还没富……”终于，1．5万亩荒无人烟的盐碱地第一次长出了金灿灿的稻谷，平均亩产550公斤，农民人均收入由1100元上升到2900元。而时间，又过去了整整6年！
高邮湖不会忘记，1997年薛元龙挥别奋斗了11载的响水，终于回来了，但不是扬州大学的家，而是他的出生地高邮市司徒镇，承担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新科技示范项目。在这里，他调整种植结构，建起反季节蔬菜大棚，搞特种水产养殖，改良高邮麻鸭、苏泰猪；他走产业化之路，引进国外良种奶牛办起奶牛场，带领当地农民建立万亩稻麦良种繁育基地。7年开发，家乡人均收入由3500元上升到4500元……
“我心中最可爱的人”，不约而同一个人：薛元龙
康庄的乡亲们记得，扶贫第一年，薛元龙挨家挨户动员，搞了1000亩杂交水稻制种。水稻生长的关键时刻，他每天清晨蹚过齐腰深的水渠，中午顶着毒辣辣的太阳，在几十块田头巡视，挨田挨户指导管理。没多久，全村22个组，哪一家门朝哪儿，家中有几口人，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困难，他一清二楚；没多久，全村大人小孩没有哪个不认识薛老师的，他的宿舍成了农民的“庄稼医院”；有时夫妻吵架、小孩生病都来找他处理；就连他走夜路，村里的狗也不叫了。
康庄的乡亲们记得，1987年，扶贫满一年的薛元龙该回校了。得知消息后的村民们你2元、他3元凑够了路费，选出9名代表，租了辆中巴车，连夜赶往数百里外的扬州，请薛老师回来。第二天，当9位熬红了眼睛的村民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找到学院领导表示：我是共产党员，群众需要我时，不能伤他们的感情。几天后，他重返康庄。这一留不是1年，而是4年，学校多次让他回来，他都一次次请求留下，因为他割舍不下需要他爱戴他的父老乡亲。13组特困户于金发在他帮助下搞了12亩水稻制种，年收入1万多元，1989年盖起6间瓦房，上梁那天，他贴了副对联：“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多亏薛老师。”康庄的乡亲们记得，1991年底，上级要调薛元龙到老舍乡扶贫。大家知道这一次是真的留不住薛老师了，他们打酒买肉要为薛老师饯行，可全村几百户人家，答应了这家那家不让，最后村干部把全村分为四个片，请他分别跟四个片的农民代表吃一顿饭。薛元龙每到一个片，左邻右舍都把自家最好的菜端过来，要薛老师尝一口，来的人多了，就排成队站在门外等。薛元龙来到每一位村民面前，吃一口他们端在手中的菜，再敬他们一杯酒，不禁泪如泉涌。他走后不久，康庄第四小学语文老师给六年级同学出了一道作文题目———《我心中最可爱的人》，全班28名学生有26人写了同一个人———薛元龙。
康庄、老舍、司徒镇的乡亲们深情地记得，记得薛老师走进千家万户、走在田间地头的亲切身影，记得薛老师推心置腹、循循善诱的音容笑貌，记得薛老师访贫问苦、排忧解难的桩桩件件，记得薛老师黑发染霜、人到中年的时时刻刻……
人生坐标不动摇，收获季节，他开始了新的播种18年，6500多个日日夜夜，太阳晒，海风吹，薛元龙已从一个“白面书生”变成了“黑脸包公”。他经常关节炎、气管炎、高血压齐发，床头、口袋和提包里都放着药。他没有向农民索取过一斤粮食一滴油，却常用稿费、奖金和工资帮助农民修桥梁、建电站、购农药、买种子，累计不下两三万元。初到响水时，儿子14岁，女儿12岁，妻子体弱多病，都是农村户口。妻子在扬州做临时工，由于经济拮据，不得不在晚间又找了一份茶水工，一直持续七八年。两个孩子平时没人辅导，升学考试又没人指导填志愿，中考、高考都不理想。1993年，扬州某局招人，有人给高中刚毕业的女儿出主意：你爸在市里同学朋友多，他为扶贫能找这找那，自己的事请他们打个招呼不行吗？可是面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女儿，他劝导女儿自己的路要自己闯，不要给政府添麻烦。
18年，6500多个日日夜夜，从36岁到54岁，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最易出成果的宝贵年华。然而，由于没有时间应付外语，直到1994年，薛元龙才解决了“聘用制副教授”的名义职称，而这时，他的同事已是教授、“博导”了。在众人的议论声中，薛元龙有自己的人生坐标。他说，知识分子一般有两条路，一条是“顶天”，即跟踪尖端科技，搞发明创造；而更多的则是“立地”，即扎根实践，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如果不能“顶天”，那就让我“立地”，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吧。他常说，“我从小是个孤儿，是党和政府把我养育成人，这大恩大德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尽”；“我们是学农业的，如果地里长不出好庄稼、农民吃不饱肚皮、口袋里没有钱，那才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18年，6500多个日日夜夜，薛元龙对农民一往情深，对事业一往情深，而对亲人又何尝不一往情深！在他耳边时常会响起妻子的叮嘱：有空就回家照看照看……然而，两个孩子升学考试，正值制种关键时刻，他没有回来；一年夏天妻子重病，去了两封电报，他没有回来；家中两位老人先后去世，弥留之际都想看他一眼，可一次是春播，一次虫害猖獗，他都强忍悲痛将电报装进口袋，也没有回来。他常极目远眺，把稻麦尽头处走来的人错看成自己的妻子儿女；每当他夜不能寐，他便打开收音机，一个频道接一个频道地听，直到都说"再见"；每次回来，看到妻子不堪重负又老了许多，便不止一次产生过回校的念头，但想到等着他的农民，又一次次咽了下去……
18年，6500多个日日夜夜，薛元龙谱写了一曲挑战贫穷的凯歌、执着追求的壮歌、无私奉献的赞歌，他把入党誓词和科技论文写进了农民心坎里，写在了辽阔大地上！今年十月，他受扬州大学和省农业资源开发局委派，又赶往淮安楚州溪河镇开发农业科技项目。这一去，又得3年！ 本报记者 薛松云 于英杰 张本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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