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交锋中，“拉美化”和“印度的崛起”是两个最具冲击力的主题词。近期，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复杂，“日本的重新崛起”正在成为第三个最受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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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重新崛起的定义，在国际上有各种解释。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日本经济在经历了长达10多年的停滞和衰退之后，从2003年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这种复苏如果能持续下去，日本就会出现经济上的重新崛起。
资深日本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由于日本曾是二战的战败国，所以它重新崛起的内容和方式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甩掉二战侵略国的包袱，改变国际形象，摆脱战后战败国的阴影，使日本成为与它的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是日本重新崛起的主要内涵。
“日本已经并且现在仍然是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像中国这么高，只能是百分之二、三左右的增长，所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日本的重新崛起是指它政治上及军事上的崛起。”
日本重新崛起的步伐是从小泉纯一郎上台后开始明显加快的。小泉内阁是冷战后日本在安全政策、对美军事合作方面突破最多的一届内阁。
金熙德说，日本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必须突破这样两大障碍，一是修改宪法，二是趁明年联合国改革之机，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1946年11月3日，以美军占领当局起草的草案为蓝本的新《日本国宪法》的“第九条”规定，日本不能有军队和交战权。这一规定成为日本日后重新崛起为军事大国的最大障碍。该宪法颁布以后，日本右翼、鹰派势力一直试图摆脱“第九条”的束缚。
“9·11”后，美国以反恐为名绕开联合国发动战争，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日本对美国的配合力度不断加强，特别是在伊拉克战场上，日本第一次在战争状态下派遣自卫队进入当事国，并正式参加了多国部队等等。这是日本的自卫队和军舰战后首次执行超出自卫的军事任务。一个新的试图走出二战以后国际政治秩序安排的新日本战略，正在形成。
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日本重新崛起过程中的政治突破，也是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政治大国的最重要指标。由于日本的“常任梦”一直是与修改宪法、海外派兵、拥有核武器、为历史翻案等步骤配套的，所以日本一直在宣扬美国附加的支持条件，即成为常任理事国就要修改宪法。成为常任理事国后，日本将会逐一完成其他目标。
中国与日本处于同一个地缘政治经济圈子里，日本的重新崛起必将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
金熙德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即是最大的机遇也是最大的挑战，今后如果有哪个国家对中国造成最大的伤害，那只能还是日本。
“这完全看中日关系怎么走，如果日本重新崛起是以和我们争夺资源的方式的话，那肯定会对中国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日本的重新崛起对我们的负面作用很大。因为它的重新崛起是靠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确保对华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实现的，这对中国形成了很大的战略压力。在安全防范领域，中日已经形成了相互戒备相互防范的态势，而且这种态势在短期内没有消除的迹象。”
从另一方面说，金熙德认为，日本又是中国最大的机遇，中国目前能够得到民间投资力量最强、经济合作技术最高的还是日本。
“中国现在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但双边贸易几年前才有50亿美元，现在也只有200亿美元，而我们和日本的贸易今年已达到1500亿美元。由于美国、日本和欧洲支撑着我们绝大部分的对外贸易，所以如果我们失去日本这个合作伙伴，就等于失去了我们对外贸易中的半壁江山。”
脱亚入欧：中日发展的分水岭
在过去的150年里，日本曾有过两次令世界震惊的崛起经历。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开始在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日本国力逐渐强大，与此同时，日本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与西方列强争夺东亚资源控制权。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北洋舰队，1904年又进行了日俄战争，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成为进入世界列强之列的第一个亚洲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很多人都认为它将从此一蹶不振。但日本仅用了20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196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又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并被视为下一个超级大国。
追溯日本近代史上两次奇迹般崛起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曾经十分相似的国家在过去的150年，所走过的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在实行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比中国还落后几十年。同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那时的日本不仅封闭、传统、落后，且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了锁国达200余年之久的国门。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相继没落，提出“脱亚入欧”的发展国策。
福泽谕吉认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事物的标准。日本必须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
福泽谕吉很像那一时期中国“戊戌变法”的精神领袖康有为。19世纪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在时间、变法取向、主导思想上都非常相像。“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初叶，“戊戌变法”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末叶，其先导运动“洋务运动”则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初叶。“明治维新”的那些改革措施，其实远不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的制度设计周密。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就是倡导全面西化，这种取向，实际上也是戊戌变法派精神领袖们骨子里的东西。但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的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致和极完备的地步。”
1895年，中日在签署《马关条约》时，日方代表伊藤博文问中方代表李鸿章，为何他10年前就听说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却没有任何效果。李鸿章回答说，中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他根本无法按愿望行事。
而在1894年，也就是甲午海战前夕，海军提督丁汝昌收到了他昔日同学——日本海军将军伊藤的信，信中，这位即将的对手这样写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国曾处于何等的困境之中，我们是如何努力摆脱眼前的困难的，我们抛弃了旧体制，接受了新体制。贵国也应该接受这种新的体制。如果如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否则只有垮台。”
金熙德认为，由于大清帝国没有看清当时的世界大局，没有适应世界潮流，没有认识到西方的近代文明是一个很强大的文明，中国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封建帝国根本就打不过人家的坚船利炮，而日本适应了那个时代的潮流，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中国落后了。
明治维新，成为中日后来发展路线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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