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标献血”的报道引起众多评论，当场撕毁献血表格的举动，则透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击力，冲击的也许不仅仅是指标献血，而是与之类似的许多方面或领域。
想必这位勇敢者是在十分气愤的情况下不由自主做出这样的举动的。为何如此气愤？当事者已有明确说明，他当时心情的潜台词大概是：本来是来自愿献血的，甚至自己是一个极有爱心、社会责任心的青年，但自己的“自愿”乃至爱心、责任心却在一种漠视自愿、藐视自愿的“组织环境”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与亵渎……
类似的情景在很多地方都曾发生过，最典型的莫过于各种名目的爱心捐助。没有哪一个关于捐助活动的红头文件中不带着“自愿”二字，但不少单位的通常做法是，规定不同级别不同的捐献金额，甚至按组织者拟定的标准直接从工资中扣除。有的地方政府为扶持地方企业强行摊派推销产品，所打的旗号也是“自愿”；有的地方搞“政绩工程”缺少资金，也要求公务员、教师乃至农民“自愿”捐款或“自愿”借款。
“自愿”本应是纯粹的、完全的，不掺杂任何“违心”因素，其自由选择的权力是“刚性”的、不受强制性外力干预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在某些活动组织者心目中，人们的“自愿”常常是“弹性”的，他们甚至将“自愿”看成是对被号召者的恩赐。例如献血、捐助这类活动，组织者一开始何尝不希望“自愿”？假如响应者众甚至“供”大于“求”，自然皆大欢喜；假如响应者不足，而组织“任务”又表现出刚性，那么，被号召者的自由选择权便每每退其次，此时“自愿”成了一种很具“弹性”的东西。
不知何时能“拨乱反正”，即把组织任务的刚性与“自愿”的刚性给彻底颠倒过来。仍以大学组织自愿献血活动为例，则校方应该建立这样的基本思路和原则：即使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是刚性的，也不能凌驾于大学生们的“自愿”之上，因为“自愿”的刚性更大且不容置疑和侵犯。“自愿”是一种公民权利，坚持自愿是对学生起码的人格尊重和尊严维护。
在撕毁献血表的背后，实际上是“自愿”的刚性与“任务”的刚性直接冲突的结果。假如今后仍会发生类似的难以调和的冲突，则需要对我国自愿献血的机制，尤其是组织者的传统思路和做法，作出深刻反思。
（刘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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