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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绘制毛泽东画像的画家们(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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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4年12月22日10:29 来源：海峡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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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28日，重达1000公斤左右、高6米多的毛主席新画像经过工作人员近一小时的吊装，挂上天安门城楼
200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11周年纪念日。
他老人家离开已经有28个春秋，他的画像依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在画像前或驻足凝望，或拍照留念。
1949年6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在天安门城楼悬挂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
“悬挂毛泽东画像是对其领袖地位的肯定。”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郑谦说，悬挂主席像是一种传统，从延安时期开始，各种会议现场都会悬挂毛泽东的画像。
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画像第一次被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为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宣传部，由其所属的文工团舞美队(即现在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负责落实。国立艺专(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实用美术系的讲师、画家周令钊承担了这一任务，成为为主席画像的第一人。
Ｎ据《时代人物周报》
从建国时起，随着中国社会一步步地发展变化，毛泽东画像也经历了不同的版本：建国时的一身戎装；正面、短发、绿呢上衣形象；只露左耳的侧面像；现在的正面像。为主席画像的画家也几度易人，在周令钊之后，分别有5人为天安门上的主席画像执过画笔，他们分别是辛莽、张振仕、王国栋、刘杨和葛小光。
画家王国栋在“文革”时期担任了绘制主席像的工作，经常会有人从他的画像上找出对伟大领袖的“不敬”，为此他没少受折磨，但长在“资本家”家庭的他在被“批斗”的时候依然对绘制领袖画像充满了热情。
王国栋的学生们继续老师的事业，葛小光与刘杨是其中的典型。出生在新中国的葛小光从改革开放前后绘制毛主席画像至今。而王国栋则默默无闻地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安享晚年。
就像天安门上的主席画像不仅仅是一幅绘画作品，为主席画像的画家们也注定经历与其他画家不一样的艺术人生。
王国栋
那段岁月
很少谈及北京。12月8日，艳阳清风。王国栋老人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推着那辆跟了他多年的自行车，漫步到地坛公园放风筝。
时令已近隆冬，古稀之年的老人常会感到身体不适，有时候说话多了，就会有点气喘。现在，老人只能呆在家里把白菜一片片掰下来，放到盆里用清水洗洗，供老伴做晚饭用。
这双洗菜的手，曾经让他成为国内“伟人画像绘制”的泰斗。从1964年到1976年，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就是由王国栋绘制的，此后至今，主席画像的绘画者一直都是他的学生。
“他非常低调”
凡跟老人打过一点交道的人，都会说：“他非常低调。”关于他的报道也是寥寥无几。
对此老人解释为：“我记不起以前的事儿。”但那些刻在脑海深处的零碎记忆，还是间或会从他的口里娓娓道来。
“我在天安门城楼画像的时候，不只画毛泽东，开始的时候，常画马、恩、列、斯，张振仕常会给我一些指点。”张振仕是第三位为主席画像的画家，他和王国栋并非真正的师徒关系。
1963年，在选择张振仕的接班人时，北京市委在请示了政治局后，决定由张振仕、王国栋和金石各画一幅毛泽东像，以作品决定将来由谁主笔。金石是张振仕的徒弟。
一个多月后，三幅画像绘制完成，评选小组看中了王国栋的作品。经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同意后，1964年天安门城楼上开始悬挂王国栋绘制的毛泽东画像。
至于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王国栋老人已经记不起来。他努力思索，但不一会儿就转到别的话题上了。
“特革命的人”
王国栋与儿女的交流很少。他的儿子从来没有觉得为主席画像的父亲有多特别。“我那时候没有什么特殊待遇，孩子也没觉得我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王国栋的儿子并没有喜欢上画画，现在“常炒炒股”。老人说自己不会强迫孩子们做一些事情。
王国栋的学生刘杨回忆起自己的老师时，非常起劲儿地评价：“特革命的一个人！”当年他们10多个学生师从王国栋的时候，所用的画箱都是老师自己做的，从来不买，甚至盒尺也不买，只能用现成的折叠木尺。每次领颜料的时候，还得签字。“他甚至让你觉得有点抠。”刘杨笑道。
王国栋所在的单位是北京美术公司，当年的领导王增林提起王国栋的俭朴和直率，讲了一件事：
有一年，法国电视台二台因为拍一个纪念红军长征的片子，找到了王国栋要进行采访。当时，王国栋所在的画室，地上铺了一层砖，有的地方坑坑洼洼。在记者采访前，王增林赶到了，“我就想让他换件新点的衣服，他不同意。”王国栋当时穿的什么衣服，王增林也想不起来了，只是记得“都有点寒碜”。当他提出拿走靠在墙角的扫帚和簸箕时，王国栋还是没有同意。只是说，没必要搞那些虚的。
1990年初，单位分房子的时候王国栋没要，有人因此赞赏他的“革命精神”。对此，老人赶紧解释：没要是因为那是楼房，老伴身体不好，血压有点高，不能爬楼梯。“我没有别人说的那么……”那么什么，老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
“一件可乐的事”
“听说您还玩电脑？”听到这样的提问，老人呵呵笑了两声后连忙解释：“没有，没有。我只是好奇那个数码相机是怎么把图片传到电脑里的。”
王国栋年轻时很好动，他曾在自己的二八自行车上装了一个马达。每逢休息日，就骑着“摩托车”到北京郊区的山上和田野里去写生。
老人说起了“一件可乐的事”。当年因为“资本家”的家庭背景，王国栋被揪出来批斗。时值夏天，站在批斗台上的王国栋腿部被蚊子叮了一下，“我还不敢挠”，老人回忆道，只能用一只腿去蹭另一只。这时，下边有人发话了：“你看他一点都不怕，腿还打拍子呢！”想起这件事，老人呵呵地笑了。
王国栋对政治很敏感，甚至在作画时对色彩的运用上也是如此。刘杨回忆说，当时，用什么色彩需要非常注意，如果一幅伟人像没画好需要重画时，在把画布刷白之前也必须经过老师的同意。
现在的王国栋老人跟小儿子、孙子三代同堂，住在北京雍和宫附近一处5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每月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和100元的政府特殊津贴，老人对此很知足。
刘杨
“我就是个画家”
眼前的刘杨不如照片上更像画家。不高的个头，头发看起来好像有些日子没洗了，由于身材消瘦，外套显得有点大，被风一吹就鼓起来，以至于他不得不双手插在兜里按住衣服。
1979年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画像就是他绘制的。
一心“东方红”
刘杨的“东方红艺术工作室”就在他自己家里。客厅很零乱，不到20平方米的空间内，墙上四处挂着毛泽东的画像。
1997年，刘杨从北京美术公司辞职。辞职后的刘杨在自己家里创办了东方红艺术工作室。“开始还画伟人像，但发现不赚钱后，生活都成问题了。”于是，他不再局限于伟人像的绘制，开始按别人的要求画画，收取一定的报酬。
1999年，为了庆祝50周年国庆，游行队伍需要一些伟人画像，北京美术公司把刘杨召回代表美术公司与其他几家单位竞争。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画没有入选。
虽然落选了，刘杨却意识到“伟人像的绘制”后继乏人。王国栋的嫡传弟子现在只有他和葛小光还在画，“不能让这一专业到我这里断代了。”刘杨说，自己当时突然生出一种责任感。
家里的毛泽东画像已经有20多幅，整齐地摆放在刘杨的卧室里。“等到了一定数量后，我想办个展览。”刘杨说。
小时候，自己画着玩儿，常受附近胡同的一位小学美术老师指点。直到1975年，当时的刘杨在读高二，是学校里美术组的成员之一。据原北京美术公司的王增林回忆，当时处于“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对伟人像的需求量特别大，美术公司的画像供不应求，遂决定招一些学生进行培训。刘杨幸运地成为入选的10名学生之一，师从王国栋，学画伟人像。
到了1978年“出师”的时候，老师让学生们每人画一幅毛泽东像，不能署名。最后经过有关部门的评审，“我得了第一。”刘杨说，可能因为这个原因，1979年国庆前，王国栋带着他去了天安门城楼，“那年挂的像是我画的。”第二年，刘杨又绘制了大会堂正门悬挂的毛泽东像。
“我就是一个画家”
1992年，王府井南口立着全北京唯一一幅邓小平巨幅画像，那就是刘杨的作品。
在上世纪80年代，刘杨曾经在北京街头画过近两百幅巨幅油画作品，大多是一些广告牌。改革开放后，全国对伟人像的需求剧减，刘杨所在的美术公司肖像组也开始转变功能，经常承做一些户外广告牌。
随着改革的深入，原来一块作画的师兄弟们心都浮了，先后离开了本职工作经商下海。刘杨也没有例外。
1990年初，刘杨负责美术公司的一个子公司，承揽一些广告活。本来想赚钱，但做起生意来“却心烦”，“没把心思放在挣钱上，自然就挣不到钱”。最后，公司也就不让他负责了。
没过两年，刘杨又跟别人承包了公司的一个画廊，里边挂着合伙人的作品。他专门给自己隔出了一小块儿地方，立个画架。“往那儿一坐，心里就踏实了。”刘杨说，那时总算找到了自己几年来心烦的根源，“我还是得画画。”但画廊开了不到一年，最后还是关闭了。
客厅的地上立着一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伟人的合影画像，看起来并不那么逼真。
“我是一个画家，现在正向这方面转变。”刘杨的意思是，巨幅人物画像的绘制很特殊，自己正在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追求画得多像，而是寻找纯粹的绘画艺术。
葛小光
重开历史之门
比约定采访时间晚到了5分钟的葛小光，神色中满是歉意，声音极低，语调和缓，头发因为卷曲而显得有点凌乱。不久前，他刚刚作为访问学者去了趟欧洲。现在，葛小光几乎每年都要到国外呆上一段时间。葛小光说，出国的目的，不是走马观花地看，而是思索、对比，看看自己从书本上了解到的东西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画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像至今，葛小光已经名满天下，国外的一些绘画机构常会邀请他去访问。跟老师王国栋一样，葛小光也很低调。
没有任何报酬
葛小光7岁开始学画，1971年，师从王国栋学习绘制伟人像。与老师当年画像时需要经过有关部门的资格审查不同，葛小光想画伟人像，只要王国栋点头就行了。
曾在北京美术公司与葛小光共事20多年的王增林回忆说，葛小光是毕业后分配到美术公司，经组织安排，才成为王国栋的学生之一。
在高6.4米、宽5米的画布上走笔，对于初学者来说颇为不易，单单从体力上就很难吃得消。葛小光学画巨幅画像的地点是在美术公司专门搭建的一个画室里。
面对三人多高的画布，必须有一些大的辅助设施。与现在用的自动升降梯不同，当初，画像前要用木板搭建一个平台，平台两侧再各放一个梯子。画像时，需要在楼梯上来回往返。为了照顾到中、远距离的效果，画师不得不经常走下平台到远处观察一下。后来，葛小光他们总结出一个很不错的办法，大家把望远镜反过来用，这样，不用跑太远，就可以观察到画像的整体轮廓。
在色彩使用上，必须适应外界光线的变化。而且，要考虑到天安门周围的环境，红墙黄瓦、蓝天、“金字型构图”，画像的色彩要跟他们融为一体。
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要完成一幅画却通常需要半个月左右。
画天安门城楼的画像，是没有任何报酬的，葛小光现在依然每月领着歌华集团(前北京美术公司)发的1000多元工资。
很简单的一个人
为了能更传神地画好主席像，葛小光几乎看遍了有关毛泽东的资料，包括照片和一些相关文章。而这样做的结果，除了丰富画像创作、让主席的那股神气呼之欲出外，还使他更加坚信“毛主席确实是个伟人”。
“每次作画的感觉都不一样，像重新打开了历史之门。”喝了口茶后，葛小光说，自己画了20多次，每次都会有所改动，“融入自己的理解”。
或许正是这样的缘故，当师兄弟们在改革开放后纷纷下海时，他还在坚持画画。王增林说，当年留下葛小光一个人，是有关部门根据个人水平决定的。
1999年5月，葛小光刚从美国访问回国时，就接到了创作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肖像画的任务，画像将出现在五十周年国庆的游行队伍中。
有人对他几十年画同一个人提出疑问：“那不叫画家，叫工匠。”谈及此，葛小光像是顾左右而言他：“我到德国的时候，去马克思墓前凭吊，发现这位被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墓碑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字：学者马克思。”
在他看来，画毛泽东像是一件“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既荣耀又严肃认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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