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民
创新活动是一个累积性的过程，通常总是从模仿创新开始，然后再通过“干中学”和“用中学”的努力和积累，逐步走向更为复杂而又高级的自主创新阶段，去从事所谓的“原创性”创新活动
一个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大致由这些要素构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商业性开发和生产应用。有后两项创新活动才能引起企业的兴趣，前三项创新活动由于具有太多的公共性，基于盈利动机的企业一般是不会参与其中的。由此，政府参与社会的创新活动也就责无旁贷了
今天中国包括上海的创新活动之所以不足，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企业改革以及创造企业创新和社会创新所必需的市场环境与国家创新体系尚有很大不足。提高我国和上海的创新能力，是一种包括企业改革和政府转变职能在内的社会转型
自从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诞生以来，技术进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创新已经被置于经济变革理论的中心地位。这使得人们对与创新有关的现象的兴趣越来越大。从本质上讲，创新涉及到探索、发现、实验、开发、模仿以及采用新产品、新工艺和新的组织结构等领域，所以，广义的创新活动是一种系统性的活动。如果将系统性的创新活动加以分解，那么至少可以区别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即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
但是，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创新活动，通常都会包含这样几个程式化的事实：第一，所有的创新活动都具有不确定性，差别只是在于不确定性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所以几乎所有创新活动都是有风险的；第二，主要的技术创新活动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知识的进步；第三，随着研究和创新活动复杂性的不断增加，由企业研究开发实验室、政府实验室、大学等正式组织结合起来的创新群体显然要比个体创新者处在更为有利的创新环境之下；第四，在上述创新组织体系中的个人和组织、特别是企业可以通过“干中学”和“用中学”的方法来加速创新的进程；第五，创新以及由创新造成的技术进步，是一种累积性的活动。
由此可见，创新活动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它是一个累积性的过程。既然创新活动是一个累积性的过程，所以通常总是从模仿创新开始的，然后再通过“干中学”和“用中学”的努力和积累，逐步走向更为复杂而又高级的自主创新阶段，去从事所谓的“原创性”创新活动。市委八届六次全会结合中央精神和上海实际强调，落实和推进科教兴市的战略部署，必须牢牢抓住自主创新这个核心。那么为了实现从模仿性创新向自主性创新的转变，究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依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要使创新活动完成从模仿到自主的转变，至少需要满足以下一些条件：
其一，把企业变成企业家的企业。这样的变革之所以必要，根据在于创新是企业家的本能。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资本所有者对于技术创新通常少有兴趣，因为他们尽可寻找规避创新风险而获取稳定收益的投资渠道。而企业家所拥有的要素是经营企业所必需的知识，他所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通过创新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胜出，从而使得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要素增值，要么因为没有能力领导企业创新而使企业陷于破产境地，从而导致其个人所谓的“人力资本”彻底报废。有鉴于此，企业家必定会千方百计地去开展各种各样的创新活动。如果上述的逻辑是存在的，那么，要加强我们的自主创新活动，就必须对以往的企业制度加以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企业家的企业。
其二，鼓励市场竞争。如果说把企业变成企业家的企业是创新所必不可少的内部条件，那么市场竞争就是创新所必需的外部环境。市场竞争一般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成本竞争，另一种便是技术竞争。随着一国经济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成长，成本竞争的空间最终会变得越来越小，技术竞争最后变为市场竞争的常态。但是，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一些主要的产业领域，市场垄断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其中由所有制因素造成的垄断现象最为严重，所以放松市场进入的政府管制，鼓励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也是增强全社会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其三，积极推进金融创新。为了降低由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就必须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企业家分散创新活动所必然要产生的风险，从而达到增强创新频率的目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什么样的金融创新才能有效地降低企业家创新活动所必然要遇到的风险呢？常规的银行和股权融资往往无法承担起这样的功能。因此，加快建立真正市场化的风险投融资渠道和与此相适应的投融资体制，已经成为突破创新瓶颈的重要之举。
其四，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由于当今的创新活动不仅高度依赖于科学研究，而且也越来越具有群体性，所以创新显然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企业行为，特别是当创新活动越来越具有外溢性质、从而可以给整个社会带来福利的时候，政府参与社会的创新活动也就责无旁贷了。但是，政府参与社会创新活动的目的和方式必定是与企业有区别的，目的在于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和较低的创新成本，其方法就是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一个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大致由这些要素构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商业性开发和生产应用。从以上这些要素来看，只有后两项创新活动才能引起企业的兴趣，前三项创新活动由于具有太多的公共性，基于盈利动机的企业一般是不会参与其中的。这样，为了激活社会、特别是企业的创新活动，政府就必须建立足够强大的公共财政、把数量可观的财政支出用于支持那些企业不会介入的基础研究、应用性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并建立相应的机制，促使以上三项创新活动的成果能够尽快地输送到相关的企业中去，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化为可以大幅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新技术和新产品。
以此衡量，我们不难发现，今天中国包括上海的创新活动之所以不足，特别是自主的、而非模仿的创新活动之严重不足，根源绝不仅仅在于我们的企业因为企业家的匮乏而缺乏创新能力，很大的程度上还在于企业改革以及创造企业创新和社会创新所必需的市场环境与国家创新体系尚有很大不足。因此，提高我国和上海的创新能力，其实不是企业单方面的事情，而是一种包括企业改革和政府转变职能在内的社会转型。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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