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破边境赌博之困
有人把环境保护、禁赌和禁毒并称为“当今中国边境管理的三大难题”。
境外赌博日益泛滥的情况已经引起了中国警方的高度警惕。12月初，云南开始了新一轮针对境外赌博的禁毒专项行动，据称，在短短时间内，这项行动就查处了将近400起赌博案件，查获参赌人员1588人，查处赌博团伙62个，而取缔的境外赌博窝点达152个，没收赌资近500万元。
云南是境外赌博的“重灾区”，仅在云南瑞丽对面，离边境线不到100米处的缅甸，就新建了两座赌城，而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首府孟拉是一个离中缅边境线只有几公里的小城，已是赌场林立。云南省公安厅透露，周边国家仅靠近云南边境地区就有赌场82家，而这些边境附近的赌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允许本国国民参赌，显然“是专门为中国人开的”
去年5月，中国在边境地区开展了代号为“利剑行动”的禁毒专项行动。这次行动加强了境内管理与境外的协调谈判，颇见成效。但今年以来，情况有所反弹，并且呈现通过网络赌博的新动向。许多人不敢贸然出境了，但中缅边境勐拉等地的“宽带赌博”倒是勃兴起来。在勐拉等地的一些赌场里，许多带耳塞的年轻人大把大把地下注。老板告诉记者，许多国外的大赌客，每天花一两百元雇用马仔帮他们在赌场下注，而他们通过宽带网络在幕后指挥。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警方发现，参赌人员绝大多数是中国公民，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赌问题严重。
全面开花的境外赌博为中国警方提供了新的管理难题，内地游客要想参观港澳或境外一些知名赌场或公海赌船，只需报名参加该线路的旅游团就可以了，在这些旅游团中，游客完全可以参与赌场、赌船上提供的赌博活动，而不需要另外办理任何手续，也不必害怕因触犯国内禁止赌博的相关规定而招惹麻烦。从旅行社管理的角度，国家对旅行社组织旅游者参与涉及色情、赌博、毒品内容的活动是明文禁止的，然而，要制止这种行为却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对于这类“违规动作”，旅行社会暗箱操作，而且旅客自行参观赌场或在其中娱乐也属于个人行为，旅行社也不便出面阻挠。
有关人士认为，从“利剑行动”可以看出，中国只要长期坚持加强边防管理，完全可以控制住中国人赴境外赌博的局面。但面对非常现代化、股本结构错综复杂的境外博彩集团，以及博彩业高科技手段的介入等，怎样有效杜绝赌博由境外向境内的渗透，依然是中国禁赌面临的最大难题。
“赌博合法化”之辩
不久前披露的一个数字称，每年有将近人民币6000亿元的资金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的赌场和赛马场。
一些学者决定不再对这样的数字熟视无睹。12月中旬，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先在一个研讨会上含蓄地建议说：中国的博彩业应该“从局部开放逐步走向全开放”。王增先也是6000亿这个数字的发布者。在这次主题为“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位研究员直言，由于内地并无政府许可的正规赛马和赌场项目，环视大陆周边地区和国家，几乎被赌场包围。中国公民的出境游中有不少节目就是参观当地的赌场，这些问题的存在对我国经济产业和公益事业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另外，私赌、私彩在内地大有市场，甚至泛滥成灾。
而在同一研讨会上，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认为，在市场经济之下“必须正视现实”。
这一声音发出之后，立刻引起很大争议，在境外赌博兵临城下的局面下，“赌博合法化”是不是最合适的解决之道呢？
正方：
王薛红：博彩不是开禁，而是开放
王薛红——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国内首位博彩管理专业博士
记者：最近有一种声音是中国大陆“博彩开禁”，在我们正统的价值体系中赌博一向被视为“洪水猛兽”，黄、赌、毒被称为是“三位一体的深度犯罪”，博彩业合法化的说法，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您对博彩开禁怎么看？
王薛红：国内主流确实不认可赌博，但要澄清的是，自从1987年国务院允许民政部发行福利彩票以来，中国的博彩业事实上已经合法化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进一步开放的问题。“进一步开放”，就是把民间存在的社会游戏和一些地下存在的私彩转化为政府有控制的博彩游戏方式，这是政府需要研究和考虑的。关键是如何把握度，如何管理和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安全使用。
记者：如果进一步开放，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规范和管理这个行业？
王薛红：当然是在政府的垄断下，采取企业化经营的方式。
记者：一个社会如果开放地接纳赌博，可能除了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方面的准备外，还应该具有社会道德、社会心理等等方面的承受力的准备，中国社会目前的状况怎样？
王薛红：如果政府想逐步开放赛马和卡西诺娱乐场，政府的管理、企业的参与是否成熟需要研究。从政府的管理看，主要是如何监督，如何管理，以及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这也是我们所在做的。不管开或者禁，我们都有责任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记者：如果中国大陆开禁并由官方经营，目前是否有能力管理好这一行业？另外，大家普遍关心，怎样才能不使博彩行业成为罪恶、腐败的滋生之地？
王薛红：博彩业要保证安全、公平和效率。企业化经营是必经之路，但从管理的角度说，没有哪一种模式是最好的。大多数地区采用的是政府控制和企业经营结合的方式。香港马会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但内部机构官僚行为很深，如何改进和创新仍是问题。
博彩立法势在必行。其他国家都是先有规则再有游戏，而中国则相反。一部彩票管理条例酝酿多年仍然还未出世。2002年湖北武汉“4·20”体彩案，有人在摇奖球里面放螺丝帽，最后居然以“破坏生产经营罪”论处，显出法律缺位的尴尬。而彩票法起草到现在四年多了，还没有出来。
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博彩业已经合法化了。这些国家无一不经历从开放彩票业，到开放竞猜，最后到开放娱乐场这样的过程。
记者：国外有没有类似的官员境外赌博问题，他们怎么解决？
王薛红：合法化他们的赌场，无一例外。没有因为打击私赌而取得胜利的，只有开放才能做到实质性的控制和管理。当然，政府也从中受益匪浅。
记者：据说今年的彩市很不景气？
王薛红：据专家估计，2004年中国彩票17年来可能首次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比较大。原因可能有公信力问题，也可能是市场饱和问题。但是，只要加强管理和营销的话，这个市场是不饱和的。公信力下降得研究，是怎么下降的。数据就不好说了。但有一点，尽管发展了17年，中国彩票仍处于初级阶段。
去年中国彩票销售仅增长3.9％，而世界是10％。去年中国(内地)的彩票销售收入是48.5亿美元，世界是1540亿美元，可以说我们占的比重很小。我们人均购买彩票是31元人民币，在世界处于较低水平，居世界首位的新加坡，人均是550美元。
反方：
陆建华：博彩开放的四大疑问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
第一问：开放能否堵住外流赌资？
如果我们让赌博合法化，那些专业和非专业的赌客能不能规范起来？这是我的第一个疑问。1997年初我们对外流赌资进行过一个估计，大概是每年4000多亿。我们算的是广义的，包括旅游住房，而不仅仅是赌资。当时出境者主要来自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地区。这些人是专有目的性的赌客，而不是一般的游客。我很怀疑，赌博合法化后能不能把6000亿元的流失收回来？能不能保证博彩的税收不流失？
第二问：正面影响能不能顶住负面影响？
专业赌客往往是和黑社会或者类黑社会勾结在一起的，赌博合法化能否解决非法的东西？比如他们操控赌场，用赌资贩卖毒品等。会不会出现管住了这头(税收)管不住那头(非法行为)的情况？
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博彩是业余爱好，控制不了会造成举债赌博甚至变卖家产等，而且赌博行为失控，往往关联到其他失控的行为，我们有办法控制关联的负面后果吗？开禁可能创造就业机会，这是积极后果，但这种积极后果是否大于负面的效果。现在政府有这个管理能力吗？
第三问：怎么控制赌的程度？
现在国内有专门研究博彩业的专家提出，赌场合法化后，进出可以由我控制，进出要识别身份，这是个善意的设计，但是可操作性不强。你无法完全准确识别身份，也无法控制赌的程度。
第四问：我们没有手段也没研究，怎么开始？
现在合法的彩票只有福彩和体彩，私彩都属于非法。公彩和私彩都是赌。公彩是被动型的，号码是固定的，价格是固定的，不是自己写号码，下赌注。而赌性最强的往往是主动型的选择。
被动型的风险和收益相对可控制。私彩是主动型的，收益大，但风险也大。所以，一旦开禁，控制风险上一定要有精确的计算。而对此目前我们没有手段也没有研究。
■除上述两位专家外，亦有专家指出，“赌博合法化”弊大于利，赌博合法化将带来社会问题，不但危害社会稳定，也将给社会道德乃至社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赌博合法化必然导致更多的人沉溺其中，将造成更庞大的社会成本，严重的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治安问题，如焦虑、失眠、心悸、自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怠惰、贪污、暴力胁迫、黑社会等将如影随形，一些私彩泛滥的地方人人无心工作，对生产生活造成的严重影响触目惊心。为什么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大设赌场却禁止本国公民参赌，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而赌博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是实质生产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城市可以以赌博而畸形繁荣，一个国家如此而富强是不可能的。总之，赌博是社会之癌，在中国断不可行。
本报记者：刘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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