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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雄飞：批判中国当红作家(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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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5年01月05日12:17 来源：新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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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炳信
人物：贺雄飞，犹太学学者，民间出版家，南开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时间：2004年11月20号
地点：帽峰山凤凰庐1号
复活新闻
文人———学者———思想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三个不同境界
梁晓声、贾平凹们是文人，钱钟书、季羡林们是学者，鲁迅、顾准是思想家
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家越来越沦为赞美家的今天，乌鸦精神越发可贵
现在一些作家，关注的是裤腰带以下的东西
批评家成为阐释家、代言家，作家与批评家共同犯罪
这种写作就是把锁链当项链来歌颂的
作家可分为四类：休闲文人、腐朽文人、“反动”文人、进步文人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经典文学的尺度
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人是靶牌，一类人是枪手。贺雄飞扮演了靶牌的角色，而且是经常移动的一个靶牌。
自古至今，人类最伟大的优点和最伟大的缺点就一个：喜欢听好听的话，奉承的话。贺雄飞好像是有点另类，专拣别人不爱听的说，而且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哪里痛往哪里戳。
清朝的一位宰相为官一生，他的名言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那是明哲保身的一种技巧。
从中国汉字里研究，带有言字旁的字共计197个：讣、讥、讦、讧、讨、讪、讫、训、议、讯、记、讳、讲、讴、讶、讷、讹、论、讼、讽、设、诀、证、评、诅、诈、诉、诋、诌、诓、诔、诘、诙、诛、诞、诟、诡、诤、诧、诩、诫、语、诮、误、诰、诱、诲、诳、诼、诽、诿、谀、调、谄、谅、谋、谍、谎、谑、谒、谗、谜、谚、谣、谤、谬、谪、谴、谶、谵。
认真看一下，基本没有好词。原因何在？我想在造字的时候，人类脱离荒蛮、原始的社会还不久，你追猎时，出声会吓跑猎物；而当你深居穴洞和休息时，出声又会召来更凶猛的野兽；只有不出声为上策。
贺雄飞不管这个，一路狂歌，从北到南，聊得痛快，骂得舒服。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恰恰是我们这个加速浮躁的社会中一种稀有的元素。少，珍贵。
女人的腰带以上属于上帝 裤腰带以下属于魔鬼
田炳信：你这次来广州的报告题目是“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好像有一些情绪色彩。
贺雄飞：我要引用科尔·凯戈尔的一句话：“我最大的奢望就是但愿我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向世俗化的堕落。”这句话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所以我可能用两年的时间专门写一本书，名字就叫《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里边对十所名牌大学的十个博导、十个著名的批评家、十个著名的作家进行全方位的批判。这样的“破坏”，以后对时代价值与信仰的重建是有意义的。
我认为，文人———学者———思想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三个不同境界，梁晓声、贾平凹们是文人，钱钟书、季羡林们是学者，鲁迅、顾准是思想家。
田炳信：你除了对犹太学感兴趣，对文学批评似乎也有兴趣。最近，网上把你称为“文坛乌鸦”，你怎么看，是褒还是贬？
贺雄飞：褒贬不重要，在这样一个多元化、多色彩的社会，人们的良知在退化。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家越来越沦为赞美家，在文坛越来越“腐败”的今天，乌鸦精神越发可贵。
针对当前的中国作家，我出了三部书，其中有两部是我编辑的，有一部是我参与撰写的，叫《与魔鬼下棋》，对王安忆、池莉、莫言、贾平凹、二月河五位当红作家进行了学理性的批判。为什么叫“与魔鬼下棋”呢？就是借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女人的裤腰带以上属于上帝，裤腰带以下属于魔鬼。而现在一些作家，关注的是裤腰带以下的东西，是人最简单的最本能的低等欲望。书中的那些人物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灵魂，稀里糊涂地跟人上床……他们的小说里都是这样一种景象，所以这就叫“与魔鬼下棋”。我跟这些东西下棋，而这种下棋恰恰也是人生的一种精神，一种追求，可能最后失败，但虽不能及而心向往之。
《有了快感你就喊》我看了三天吃不下饭
贺雄飞：在这本《与魔鬼下棋》中，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媚俗是媚俗者的通行证———评池莉新作〈有了快感你就喊〉》。我认为池莉这篇作品一是地摊文学；二是庸俗的审美趣味；三是伪平民立场；而第四，小说不是传奇，中国人就想把小说写成传奇，非常热闹，但看完了也就完了，什么印象也没留下。而小说是那种真正的灵魂与心灵的奇迹，就像我所说的歌颂“平凡中的不平凡与不平凡中的平凡”，这才叫一种艺术。
像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通篇“我操”就出现了17次，“肛门”“阴毛”“下体”这种词出现了40多次，我看了之后三天都吃不下饭，太肮脏了。所以干这样的批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一方面我的书架上有九千多册图书，那里边有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卡夫卡、谢德林、克雷诺夫等一批世界级的大作家等待着我与他们的交流与对话，另一方面我又被迫发出我的呐喊。
其实我不是搞评论的，我是搞经济的，但我没办法，我是为思想者找市场，为市场找思想，我只能做这项垃圾中觅食的工作，而且这些作家有那么多的量，王安忆出了100多本书，贾平凹100多本，池莉几十本，你不把这些书看完你怎么去评论人家，但看了之后你又难受。这种情况下多难啊。而且你还要找到有力的武器与弹药，你用什么子弹、弹药去抨击他，你还要再读些书，用你的生命的体验与直觉，再加上你的思想理论去剖解它，这样你的批评才有力量。可惜中国当代这样的人太少了。
横看竖看一些评上奖的怎么也不像咱们鲁家的人
田炳信：文坛和官场、商场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把他想象得太纯洁了。在物欲横流的大潮面前，你会不会有一种冷风刺骨的感觉？
贺雄飞：有。我和这类人打交道多了，更觉得冷。我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作家与批评家的共同犯罪”，现在一些所谓的批评家，是一些阐释家或者代言家，在互相吹捧。就拿北京的情况来说，一个新人要想进入北京，你如果出一本书，给一个批评家300块钱，他理都不理；给500块钱，他会给你写一句话；给1000块钱，他会翻一番，写一段话；给10000块钱的话，他会给你写三五千字的评论，发在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刊物上。这完全是一种名利交换。
我参与了一些这样的内幕之后，觉得非常可怕。一个文人的良知与激情，导致我不能不对当前的文坛发出一种呐喊，呼唤有共同志向的同道来一起参与。还有一些内幕，如某大学中文系的院长为了讨好某著名作家，聘请其担任中文系的教授；然后作家协会主席为了回报他，又聘请其当杂志的主编；就是这样的合谋。又比如刚刚落幕的某某文学奖，某位作家的一篇文章，根本就没有进入初评，却由这位著名人物深夜怀揣着直接进入中评。我当年以苍狼为笔名写过一篇《致鲁迅爷爷的一封公开信》，说一些评上奖的，横看竖看左看右看，怎么也不像咱们鲁家的人，没有那种批判的精神，却是些帮忙与帮闲的文人。
王安忆的《我爱比尔》是中国美女文学的教母
贺雄飞：在此之后，我写了《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致王安忆君的一封公开信》。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一方面引起一些正面的回应，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资料转载了这篇文章，还有2003年的中国文论选以我这篇文章的题目为书名。另一方面，也激起作家协会一大批人的反感，尤其是上海文坛的九位老人家，联合对我进行声讨，说贺雄飞根本不懂文学，他在玷污我们中国神圣的文学。因为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究竟谁在玷污我们中国的文学？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开美女文学之先河，是中国美女文学的教母。《我爱比尔》中的阿三，是一所大学本科学美术的四年级学生，为圆她的外国梦，连着跟五六个外国人稀里胡涂地上床，为了勾引他们，把自己的衣服脱光，用一种人体行为艺术的方式，在身上画了一朵盛开的玫瑰，搞得外国人都对她的身体很向往，然后阿三还说“你看我们中国的文化多么博大精深啊”。这是一种妓女与嫖客的逻辑，有什么文化可言啊，纯粹是一种媚俗与堕落。卫慧后来的《上海宝贝》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你写了这部地摊文学敢给你15岁的女儿看吗？
贺雄飞：还有王安忆的《长恨歌》，里边的王启瑶，年轻的时候很漂亮，一个摄影家给他拍照，上了上海画报的封面，后来在上海小姐的选美大赛中得了第三名，被国民党的一个中将看上，做了人家的二奶，成为埃利斯公寓的寓主，窗帘拉得黑乎乎的一天不出来，唯一的工作就是晚上陪人家睡觉，没有爱情也没有阳光，纯粹是一种欲望。后来那个国民党中将在一次战争中死掉了，这个王启瑶就来到上海开了一家诊所，然后跟一群人打麻将，认识了两个人，就又跟人家上床。之后怀孕去医院生产的时候，那两个人没一个肯承认，还是以前给她照相的那个人还爱着她，关键时刻帮了她。但她没有一点感恩之情，这个人心灵上受到伤害，自杀了。除了男女之间的那种性爱，还应有一种感恩之爱啊，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生活中的一点亮色，最苦难的时候可以维持人生，而王启瑶却连一点感激都没有，你说她的生活中还有阳光吗？这之后王安忆本可以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母女相依为命活下来的感人故事。而王安忆却没写这段，“啪”跨过去直接进入九十年代，王启瑶“吾家有女初长成”，出落得像“出水芙蓉”，她妈虽然五十多岁了，但是很有风度，母女俩经常争风吃醋，王启瑶竟去勾引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最后被掐死在床上。
王安忆这种写作就是把锁链当项链来歌颂的，没有一种真正的悲剧的精神。什么叫“悲剧的精神”？就是说人生的主色调是苦难，是苦难向幸福过渡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的主色调或起点是快乐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比快乐更快乐的呢？那么只能是苦难，面对这种心灵的苦难。有些作家选择了逃避，像池莉；有些选择了麻木或苟活，比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与《活着》；第三种就是对黑暗的反抗，这种反抗真正就是人类的一种精神，寻找人类存在与活着的理由，这样就造就了一种艺术，像《唐吉珂德》。
我经常对池莉说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写了《有了快感你就喊》这部污七八糟的地摊文学的时候，你敢给你15岁的女儿看吗？如果你敢，就说明你的作品还有些价值，而你恰恰是不敢啊。”
所以说，我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就是基于这种状况，而被迫发出我的呐喊。
陈忠实路遥张承志史铁生能写出社会真实和底层人的奋斗
田炳信：你对文坛的领军人物和活跃分子及他们的作品怎么看？
贺雄飞：王蒙是聪明文人的代表，《青狐》浅薄，《我的人生哲学》除了圆滑，没有哲学。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是一部玩弄风骚的作品，是哲学界的汪国真和余秋雨。贾平凹过分自恋。王安忆把锁链当项链来写作，其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长恨歌》既看不到阳光，也看不到爱情。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完全就是毒害青少年。
田炳信：有没有你认可的作家？
贺雄飞：有。像陈忠实、路遥、张承志、史铁生等人的作品中，能看到社会的真实和底层人的奋斗和痛苦。只有能给人以震撼和力量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王朔柯云路梁晓声二月河与“正动”相对，是“反动”
田炳信：如果让你给作家分类，你会怎么分？
贺雄飞：我把当前的作家分为四类：休闲文人、腐朽文人、“反动”文人、进步文人。所谓休闲文人，就是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发一些无关紧要的牢骚，可看可不看。当今绝大多数都是休闲文人，包括周国平在内。腐朽文人呢，他们成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巢穴，歌颂的是秦砖汉瓦或者中国文化的那种腐朽的东西，就是说中国历史上那种消极的东西，散发着一种腐朽之气，以贾平凹、余秋雨、金庸为代表。第三种叫“反动”文人，我所说的“反动”文人是和“正动”相对的，“正动”就是推动历史文化进步的东西，凡与之相反的就是“反动”。凡是那些追求民主、自由、法制、市场经济、科学、理性、人性、知性的作家，就是“正动”；没有这样的追求的作家，则是“反动”的。比如王朔、柯云路、梁晓声、二月河，王朔反知识分子，柯云路反科学歌颂伪气功，梁晓声反人性作秀，二月河反历史歌颂专制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就是皇帝要奴役他的老百姓，老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逼上梁山起义造反；革命成功以后继续当皇帝，继续奴役百姓，于是形成中国两千年的传统，而二月河歌颂的就是这个。我当年出了一本书叫《皇帝流氓》，对这样一种专制集权主义进行批判。
我以前最崇拜的就是关张赵马黄，等我出这本书之后才真正认识到，这些人根本不值得崇拜。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正好证明了我这个推断，里边说关羽第一武功根本就不高强，最后是被一个无名小卒杀掉的；第二又好色，曾经跟曹操在一起争风吃醋。在《杨雄传》中关羽和张飞是两个真人，当时这两人跟刘备干革命，并不像我们所说的“桃园结义”那样高尚的东西，而是看中了刘备的无形资产，即正统的汉室贵胄，他们估计刘备可能要当皇帝，之后他们也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所以在这样的目的驱使下，关羽和张飞约定回家杀掉自己的父母老小，跟刘备干革命。但他们回家下不了手，最后交换杀了家人，投奔刘备去了，很残酷的啊。
金庸的降龙十八掌怎能比手榴弹还厉害？
贺雄飞：其实中国的游民文化就是这样一些东西，《水浒传》中的武松血溅鸳鸯楼，杀了多少无辜的人啊。李逵两把大刀抡下去，多少无辜的人头落地。其实金庸的小说中歌颂的也是这样的一些东西，既非工，也非农，武功高强武艺超群，吃香的喝辣的，都是打砸抢，你不劳动怎么能有钱呢？而且他那一个降龙十八掌下去比一个手榴弹还厉害，这是不可能的啊！其实这就是中国文人的一种精神手淫。所以我对金庸的这一点持批判态度。你想在这样一个法制社会，仅仅为了打抱不平就要滥杀无辜，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事情啊。黎鸣先生说假如中国真的到了相当开放的那天，像美国那样老百姓可以持枪，中国会怎样？因为咱们这就不是一种理性的现代意识，没有这种法制基础做保障。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方面好像是对侠义的东西，对侠肝义胆的一种追求，但他的手段是有问题的，像《水浒》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三国演义》歌颂的是一种权魔文化，它的文学创造乃至语言中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但另一方面从思想与精神上来说有很多反动的东西。
一个好皇帝一个好侠客适应了弱势群体的需要？
田炳信：任何一种东西都是应运而生的，一定有当时当地、此时此地的那种环境。如今你一打开电视，满眼的帝王将相，但是他这种帝王将相是一种开明的、圣明的帝王将相，就是中国人骨子里需要一个好皇帝，这至少满足了某些崇拜者的心愿；第二种是需要那种两胁插刀的大侠客。回头想咱们社会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它有一个紊乱期：道德的沦丧、法理的混乱等，这种情况下，一个好皇帝、一个好侠客正适应了弱势群体的需要，在某些方面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求。这些作品绝对不是什么经典，也不会传世，它只不过就是你现在吃的那种一样快餐，是一种放大了的快餐，给一大群人、一大片人去吃，仅此而已。而你把它上升得很高，我觉得是抬高了它。
贺雄飞：当然你从你这个角度讲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老百姓的生命理念是来自哪里？老百姓是不可能每天趴在那儿去看书的，他们的理念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电视剧。每天晚上七点多钟吃完饭，八点钟到十点钟的黄金时段就开始看电视，而电视中全是那种乌七八糟的东西：一个皇帝，一个奴才，一根辫子有多长啊，左一个“奴才该死”，右一个“喳”，多可怕啊。
一方面就像您说的我们应该对这种现实负责任地发言，必须告诉他们这是有害的，是垃圾，是一种腐朽与反动的东西，我们应该给予批判，否则他们就会不自觉地将这种所谓的清官情结、所谓的侠客意识当成一种真正的精神与文化。而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一种氛围。如果左屏道上演皇帝戏，右屏道在评论皇帝戏，观众们可以自己选择，这是一种开放，但事实上我们没有，有思想的东西是出不来的。所以我认为批判这种东西是有现实意义的：告诉老百姓他在毒害你们，我们应该有一种现代意识，有一种公民意识，有一种朴素的价值观，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真正进入21世纪。
作为一个批评家或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应该有一种经典文学的尺度，如果一味地“好好好”，一味地原谅它，那中国的文学怎样发展呢？它是不能发展的，所以这种批判是有意义的。
向当红作家叫板
梁晓声
贾平凹
池莉
二月河
王安忆
前些日子，我和93岁的任仲夷老人闲聊了一次。就孔子说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任仲夷老人有自己的见解，他说：三十而立，好理解；四十岁时，你知道对和错，好和坏；五十岁知道天有多大、多无限，命有多小、多有限；六十耳顺，耳顺是逆耳之言能消化、化解，而逆心之话能消化、化解就不容易了。
我想了想，看来人群里真正做到“耳顺”的也没有多少人。真能做到，就一个人的人生而言，也是半个仙，半张画。贺雄飞就凭他的一张大嘴，成了某个领域能否“耳顺”的一个标准，一个度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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