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会在新年伊始看到如此悲怆、凄凉、惊骇的一幕：为让客死他乡的工友尸骨还乡，湖南民工李绍为和他的同伴先后将死者假扮为醉鬼、病人，欲将死者从福建运回家乡，最终在广州被警察发现制止。对我们这些饱享着现代城市文明盛宴的人来说，挑剔出李绍为等人行为中的“不当之处”再容易不过；然而，在否定了他们的“愚蠢之举”后，我们能找到更妥当的做法吗？
千里扛尸返乡，这一惊世骇俗之举无疑是最大“不当之处”。可如果我们就是李绍为，又有什么聪明的办法帮助死者实现“叶落归根”？如果我们了解民工这一社会底层人群的真实生存状态，就不得不承认，以上所谓“愚蠢”行为，只不过是极端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无奈选择；对李绍为横加指责，无非源自于某些人对现实的漠然。我们可以为远方的灾民捐出百元大钞，但这并非意味我们的道德水平高于那些囊中羞涩的民工。
在我看来，真正能评判出一个人道德水平的标尺，乃是此人愿意为实践内心道德原则而付出的代价。朋友之义、死者葬于故里，为了实践这些质朴的道德原则，李绍为和他的工友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代价。试想，从倾囊而出到亲身背尸要千里返乡，有几人能为实践德行如此付出？因而，从李绍为们那种似乎“鲁莽”、“愚蠢”的行为中，我看到一种古朴的道德光芒夺目异常。那被忽略的死亡和缺位的救助机构使这“千里运尸”的故事里满是凄凉悲苦，惟一的亮色就是有了这四个有情有义的汉子。
他们的存在再次告诉我们，道德与善行不是所谓上层社会的奢侈品，即使是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依然能够绽放出震颤整个社会良知的道德光芒。《新京报》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