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往年，2004年并没有出现卫慧、棉棉、璩美凤和木子美们挑战我们的道德底线，但这一年，民间的情事与性事都是对上一年的继承，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微妙态度的游移和飘忽。
文/侯虹斌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年代。
这一年里，中国人的情爱世界 照样充满了恋爱与绯闻，洋溢 着丑闻与出轨，迎来了性小康的同时，也遭遇了艾滋病高发，情欲高涨之际却是美女经济在一片喧哗的泛滥中滑入低迷……我们建构了一个爱情与反爱情的主题，而一切也因此陷入爱与不爱的模棱两可、不知所以。对比往年，2004年并没有出现卫慧、棉棉、璩美凤和木子美们挑战我们的道德底线，但这一年，民间的情事与性事都是对上一年的继承，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微妙态度的游移和飘忽。在宽容已达成了共识之后，人们不再挥舞起道德的狼牙棒，以不变应万变地简单粗暴地撩倒一片，而是开始坐下来探讨真相和真相带来的边际效应。
公众爱情：倾斜的恋爱资源
这一年最出位的婚恋故事，不是来自娱乐圈，而是来自科学界。82岁的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与28岁的年轻女研究生翁帆号称陷入爱河。杨振宁称这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让我重焕青春”，而翁的家人则高兴地宣称翁帆是在“奉献”。姑且不说“为科学家献身”是否等同于“为科学献身”，杨翁二人的婚姻各取所需也无可厚非，只是民间的争论可堪把味：有人认为这体现了崇高的爱情、对科学的执着；而更多的人因此对爱情失去信心，对物理学失去信心。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问题：他们干扰了恋爱资源的常规分配法则。合法，但是否合理？合理，但是否值得唱赞歌？
这一年的娱乐圈，空气中尽是情侣的香艳味道。节目主持人李湘、演员秦海璐、歌手周彦宏与钻石商人李厚霖的情史密密地写满了2004年，其间，爆发了一场又一场明星与媒体间的舌战与官司，李湘“我好爱他”的宣言也充斥了各大娱乐版。为防夜长梦多，李湘与李厚霖在见了三次面，相识了33天之后，便订婚了，35万元的婚礼现场让这场争论落下帷幕。但不管当事人对“爱”如何高调，金钱、名声、多角恋显然是这场事件的中心思想。
香港著名的霍家公子在这一年里抢了人们很多眼球。先是在霍启山与章子怡，虽然二人都青春少艾，未嫁未娶，但他们被拍到激吻的时候，民间并没有人祝福这对小情人：情史丰富的章子怡又一次扮演了钓金龟的豪放女角色。而后郭晶晶、田亮、霍启刚之间处处刻意保持均衡的三角关系，更让这一段八卦从年中唱到年末；有人高呼放他们一马，但更多的人诘问这一对奥运冠军借绯闻上位，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这些当红美女们的价值取向，正给年轻的女孩确定一个新的择偶规范：当前正是新兴工商业主及他们的第二代唱响主角的时候。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年少、多金、时尚、有学历、有品味。恋爱资源正向他们倾斜。
与此同时，7月15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透露，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而有的省份竟达到135:100。随后不少媒体称，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而且这一现象从明年开始将逐渐显现出来，引发国人对“光棍”以及国运民生的讨论。由上看来，拥有名或利的男士将优先拥有选择权。
只有王菲和周迅，都是性情中人，她们没有价值取向，只有感情取向，奋不顾身投向新恋情，不管Fans是否接受。同年，李宗盛和林忆莲宣称已在友好的气氛下结束了婚姻的关系；分手的还有韦唯和她的瑞典丈夫，杨二车娜姆和她的挪威外交官。当年这三个爱情的传奇，在2004年洒满阳光的天空下，璀璨地破裂。
娱乐圈：绯闻艳遇满天飞
去年外遇特别多。一张3800元的治疗费欠条，让国宝级名嘴赵忠祥被一个女保健医生告上了法庭。当事人饶颖表示与赵有长达7年的婚外情，又告“人身伤害”，继告“强奸”；到了年末，再加一条“性虐待”。两人狭邪的录音也在网上流传，赵老师却自岿然不动。饶颖只好放声大哭、长跪、愤怒撤诉。法律并没有为难赵老师，但是真相已隐然可见。相类似的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女演员张钰向媒体曝光了一盘著名导演黄健中的“床上录音带”，并声称就等着黄健中上法院告她。张钰有节奏有准备地释放证据，黄健中始终“懒得答理”。但娱乐圈“以色相换角色换利益”的潜规则也就此事件浮出水面。饶颖和张钰，并不是要撕破这个潜规则，而是要维护；奈何娱乐圈的权力和资源掌握在对方手里，他们自有生杀予夺的能力。
酒吧女歌手王纳文选择了在那英分娩前夕状告其前男友高峰，要求高峰认子，在一番拉锯之后，终以高峰作DNA鉴定认亲，向那英向大众公开道歉作结。三级艳星喻可欣也选择在传闻刘德华要迎娶朱丽倩之时，出书写她与刘德华20年前的爱情细节及床上细节，并在做完子宫肿瘤手术之后，突然公开表示希望刘德华可以捐精给她。她们共同的说辞都是：为了告别过去。
这也隐然成为了一个新的潜规则：这些与明星有染的女人，聪明地赶在明星即将进入新生活的时候，舍身一博，敲取最后的利益。她们就像电影《手机》里武月说的那样：“我陪了你三年，总得给我落下点什么吧？”——她们并不希罕男主角的感情。想到台湾小明星许绍洋和林韦君的分手，传言说他们会因分手而赔偿签约公司500万元。公司出面解释决非如此：“我们只是明文规定，艺人不得介入别人的婚姻，否则将赔偿公司500万元。”
城市婚恋：多元化与不确定
年初，冯小刚的电影《手机》带给我们几个新的说法：审美疲劳、做人要厚道、坐而论道。与他两年前同样关于婚外恋的题材《一声叹息》不同，中年男人的道德底线越来越低，主人公不再负疚，而是乐于在不同女性间游弋自如；他的挫败不是源于道德的管束和缺失，而是因为游戏的技法水平尚待磨练。冯小刚的这部转型之作，恰到好处地反映了当前中年人的情感状态；感情或曰爱情他们认为不值得执着，只需要享受和把玩。而第三者同样抱着游戏心态，因为有青春和美貌，她们更无所避忌，轻而易举地把那拨F40戏弄于掌间。
另一部反映婚姻困境的电视连续剧《中国式离婚》表达了另一个主题：没有第三者的婚姻一样不保险。剧中提到“心的出轨、身体的出轨、身心的出轨”三种出轨，成为检讨婚姻的一种遁词。
截至2004年12月，中国领结婚证的人数同比2003年增长了17%。但同时，离婚率也高涨。自1997年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离婚率正逐年上升，上海的离婚率已达到4.86‰。中新网的报道更宣称：因为婚外情的激增，在过去20年，上海的离婚率增加了20倍，已经成为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新婚姻法简化婚姻程序和离婚程序之后，结婚和离婚益发轻率。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人的婚姻观念开始渐渐变化，甚至多样化：有认识13小时就喜结连理的“闪婚”，宣告速食文化的高阶化；有结了婚也坚决不睡在一张床上的“无性婚姻”，保护各自自由并预防艾滋病；有领了证也只在周末欢聚的“周末婚姻”，成为某些中产捍卫私人空间和时间的生活方式……影视作品对婚姻与感情之间的探讨正在深化，正是这种现状的投射。道德判断在这里无所作为，我们只看到迷茫、困惑、不确定。
而未婚者的生存状态只有更暧昧、更不明朗。美国的《性与城市》刚向观众挥泪告别，中国版的《好想好想谈恋爱》也从类似的角度来考量都市单身女子的情感。这些聪明、美丽又独立的单身女性据称已成都市的“公害”，她们像蝴蝶的翅膀一样扑闪着，到处煽风点火，带来不安定因素。但不同性格的女子，殊途同归的命运都是寻找感情归宿。这或许也反映了现实。第一拨独生子女的“婴儿潮”这些年正进入婚育高峰期。这也是更独立更自我，更没有责任感的一代。他们要么结婚，要么闪电结婚又闪电离婚，单身状态是他们保持最久的生存方式。继玫瑰之约、网恋、同城约会、6人晚餐之类的“只爱陌生人”运动之后，“8分钟约会”成了单身城市的新爱好，只是，8分钟就能解决都市人的孤独和对情感的饥渴么？
文化圈：回归的女性与放开的男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性化”已成了一种必然趋势。在经历了卫慧、棉棉、春树和木子美的强烈刺激之后，今年，关于“身体写作”、“美女作家”、“美男作家”、“下半身”的噱头已呈颓势，光靠性，已不易成为购买动力。北京女作家赵凝称自己是“胸口写作的女人”，甚至称“女人的乳房是很敏感的，是女人最漂亮的部位，‘胸口写作’对男人充满诱惑力。”马上就有读者声明不会再买她的书。如果说之前的几位女作家的大胆言行尚能体现对传统男性叙事的挑衅、对女性身体意识和书写的觉悟和新主张，那么到了此时，就彻底沦为卖书的广告词了。
当年美女作家运动中的女将卫慧和棉棉今年先后出书。新书虽然都是换汤不换药，但两位宿敌都出奇一致地宣称自己是在回归，一个以“我的禅”作总结，另一位则写“熊猫”，意蕴一年只做爱两次。在性的泛化之后，她们用这种姿态来宣告自己的前卫，希望把自己从一拔“80后”就开始谈性说爱的小孩中超脱出来。但这种都市边缘的情色迷惑，仍然是她们书中惟一的主题，貌似回归，其实意味着性叛乱远未结束。但那种火辣辣的情欲话语再不易吸引人们的目光，只因为，它们从先锋稀释为主流，昭告了人们一种新的危险。
这一年，也是男性杂志冒头的黄金时代。今年至少有5本男性杂志先后亮相，新期刊不仅是男性精英的专业期刊，而且展示一种时尚生活态度，走《箴言》和《花花公子》路线，注入了更多性内容。于是，性的尺度、性感的尺度就成了考量杂志水平的一个重要基准。无论是《男人装》的肆无忌惮地走准色情路线，还是《时尚·健康》先生版的肌肉型男明星封面，大众都是迟疑多于肯定，不屑多于赞许。事实上，这些年在女性杂志中，关于性的话题并不比以上男性杂志保守，问题是“她们”一般以保健和健康的面貌出现，而“他们”一般以亵玩和挑逗的表情出现。且看人们对准色情的肚量和市场的容量有多大。
媒介：“清纯”已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2月份，继木子美的余响，竹影青瞳在个人博客上贴了自己的裸照，成为博客点击率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竹影青瞳丢掉了她的教师的工作，开办了个人网站。她平静地说：“中国的男人心中有很深的妓女情结，很不幸地我也成了中国男人这种妓女情结投射的对象。”事实上，她没有涉及旁人，而博客是具有私人性的。除了一贯地质疑她在炒作以外，骂她不道德的声音越来越小了。毕竟，你管不着。
近年来，中国人在“性的公开程度、女性之性、性行为、性关系、性的主流价值”这五个方面有了十分显著的变化，通常在媒体率先体现。网络就是主要媒介。“青春无瑕处女网”也一度成为热点，不过大家的议论一边倒。“拒绝婚前性行为”本就是一个噱头，事实上，为所谓清纯处女的大学生介绍大款才是潜台词。这个交友网站的话题很快就谢幕了，但显而易见，“处女”、“清纯”已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所以，被商家开了一个价码大肆出售。
今年底，北京一家传媒公司制作的名为《面罩》的深夜性访谈日播节目正待播出，忽然被广电局紧急叫停，遭遇了无限期的软禁。这是一档以性为主题、以受访者戴上面具出镜的访谈为主要内容的性教育节目。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会长高德伟说：“我对《面罩》叫停不觉得意外，但如果因为内容原因，那么就是消极的防范。”华娱电视的《夜来女人香》能让三位女人谈情说性，也不过因为她们打的擦边球比较小儿科。《面罩》节目制作方表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让含蓄的国人能脱下面罩说性——可是，结果证明，即使戴上面罩说性也为时尚早。
性商：迎来了性小康时代？
2004年的关键数据是19.3。这是杜蕾斯的全球性调查报告中，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中国的19.3位性伴侣远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数10.5人；而中国人平均每年性生活的频率却只有90次，排全球倒数第7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03次。为什么性伴侣最多，性频率却不高？这个数据引起了普遍的质疑。李银河、潘绥铭、史成礼等专家都公开表示不接受这个调查数据。潘绥铭在一个全国抽样调查中报告，中国男人有过2个以上伴侣的占16%，剩下的84%都是只有一个伴侣的。而民间则对杜蕾斯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分析。在网络上有人以自身或朋友丰富的性史对此数据表示理解和认同；更多的人则分析，因为调查的恰好都是一些热衷于性游戏或性交易的人群。
2004年里的性调查并非仅此一回，比如首次中国女性网络性调查、青少年性知识调查等等。性伴侣个数多少不代表性小康，但进行调查并有所针对地引导和服务，那就是良好的态度。这一年，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胡佩诚提出的“性小康”和“性商”的概念，由《新周刊》接力，成为年度的热词之一，宣告了一种不仅健康，而且自由与快乐的生活方式。
2004年与性小康并列的关键词是艾滋病。国家卫生部在世界艾滋病日公布的评估报告称，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万例，且疫情已经波及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已进入艾滋病发病和死亡高峰。这一年，在湖北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登门看望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桂希恩；吴仪在4月6日召开的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高调地作出了《抓住时机推进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讲话；濮存昕、蒋雯丽以中国预防艾滋病宣传员的身份参与第15届世界艾滋病大会；河南省上蔡县的艾滋病疫情高发区都有“红丝带协会”进行志愿者服务；国内首部艾滋病纪实专题片《红丝带》日前在浙江制作完成，即将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地电视台播出。
同一年，中国首家性文化博物馆最终因经营困难迁出上海，落户水乡同里；内地最具规模的“中华性文化博物馆”在世界地质公园广东丹霞山建成开放；在广州的第二届全国性文化节暨第六届全国计生、性与生殖健康用品展销订货会火热开幕，数万名观众进场参观；而在情人节这天，小剧场话剧《阴道独白》在北京的上演，成为又一个呼应全球的“V日行动”的城市，是“妇女战胜暴力”运动的一大胜利……但性健康和性教育的最好时光，还远未到来。
选美：喝彩者乏，关注者乏
美女大赛在2004年到达巅峰：除了世界公认的三大选美赛事“世界小姐”、“环球小姐”和“国际小姐”大赛分别在三亚、济南、北京举办外，像中华小姐大赛、模特电视大赛、新丝路模特大赛、2004世界精英模特大赛、汽车模特大赛等近百场比赛在中国的不同城市举行。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行业选美和城市形象代言人的评选，仅全国性的选美和模特大赛就举办了30多个。一位模特说：“参加美女大赛很容易，每年有几百个，上个月我就参加了三场呢！”
中国首席名模姜培琳指出：“这些年全国各种美女大赛选出的冠军不少，但让人们真正记住的又有多少呢？近来各种世界级选美大赛频频落户中国，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赛事在国际上已经没有了市场。再过几年，中国将出现一大批无所事事的模特。”国内某规模最大的模特经纪公司资深人士透露：她们的模特价格，今年居然跌了近五成。
选美小姐的质素也益发让主办方难堪。第二届中华小姐环球大赛决赛中，一位小姑娘在被问及“要国家还是要钱？”时，脱口就说“要钱。”选美大赛无疑再度授人以柄，给了大众一个抨击的理由。12月18日，精心策划的“人造美女大赛”在北京谢幕。去年喧嚣一时的人造美女，到了今年，喝彩者乏，关注者乏。
无论是国际选美花落中国还是人造选美花样百出，大众再没有强烈反应，既不雀跃也不反对，代之以冷淡和不予理踩。美女经济今年不仅没有因赛事的花样繁多而繁荣，反而陷入低迷。是时候反思了。
道德：感情与性的新价值观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陆德明，在这个道德空前宽容的时代里，却因为“道德败坏”而黯然下台了。他因嫖娼事发愧而辞职，但又声称自己“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发表一篇“本人声明”，强调“当时对方无工作，不读书，生活困难。我犯错既是出于同情、帮助，又是出于道德上的迷失”——给人感觉他不是在用钱购买性服务，简直就是在扶贫了。
而南京师范大学强迫女生停课陪领导跳舞的“陪舞门事件”，也因媒体的揭发成为一起丑闻。但如果没有曝光呢？校方声称这只是普通的“联谊”；其实一直以来，这种让年轻女子陪领导跳舞吃饭的行为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荣耀”，没有人追究。
事实上，一系列事件中，公众已经开始亮出道德底线：没有伤害没有交易的行为，我们可能不喜欢，但不反对。而上述行为，显然不在此列。
“自愿”、“无伤”，已逐渐成为我们对感情与性的新价值标准。但是，这种道德的泛化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带来危机。不苛责拜金女星不等于号召大家效仿她们，不反对杨翁恋不等于赞美“这是崇高的爱情”，不质问竹影青瞳不等于推崇她的行为，对严守一的外遇表示谅解和同情不等于要学习他并“吸取经验教训”……但，我们在对情色事件进行评价的时候，越来越政治正确语焉不详，正表明我们内心迷惑和困顿，暧昧和混沌。正因为我们面前布满了无限的可能和无数的诱惑，我们反而站在蛛网一样密布交叉小径的路口，举步维艰。
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宽容既给我们带来了宽松的生活环境和舆论空间，也让我们无所适从。情与爱，正被越来越鱼龙混杂的欲望所裹挟着，显得如此的势单力薄，茕茕孑立。我们是因此得到更多，还是失去更多？
亚当·斯密把内心宁静视为效用的最终评价标准，太复杂了。2005年，我们期待怎么样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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