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编者按：陈天声前不久去世了。他是新华社伦敦分社前身——新华社伦敦出稿站的创办者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那个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他艰苦工作，向西方社会传播中国的声音。新华社老记者彭迪及其夫人钱行记述了与陈天声的交往片断，以寄托对这位老友的钦佩与哀思。
（作者：彭迪钱行）1957年7月31日，北京夏日炎炎，正是大暑天气。在首都机场，我们穿着浅米色的薄西装，汗流浃背地蹬机前往英国。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去英国，也是新中国首次派出常驻伦敦的记者。
第二天飞抵伦敦机场。走出机舱，一股冷气迎面扑来，似乎把我们带进了冬天。一个身材魁梧、穿着大号深灰西装的华人朝我们走来。我们料想他就是我们早已闻名的英籍华人陈天声。
远在1947年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刘宁一到伦敦委托黄作梅、杰克·陈和陈天声三人开办一个出稿站，抄收和印发新华总社从延安广播的英文每日电讯。黄作梅和杰克·陈先后离开出稿站，这个工作就留给陈天声一人承担。他以个人身份作为法人，出稿站挂的招牌也是他的名字，一直坚持了多年。这就是新华社伦敦分社的前身。
接站
机场初次见面，未及寒暄，陈天声看着我们不客气地说：“你们怎么穿这么单薄的衣服，颜色又这么浅呀？回头赶紧换掉吧！”
我们环顾左右，人们穿的都是深色毛料夹衣，还有人戴着黑色毡帽。我们的穿着的确不合时宜，可见我们对西欧的了解多么欠缺，这里没有炎热的夏天。浅色夏装从此压在箱底，再也不露面了。陈天声给我们上了这入门第一课。
老陈领我们去取行李。我俩一人两个皮箱，一大一小，装满了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和其他用品，应有尽有。老陈摇着头，又大发议论：“你们带那么笨重的行李干什么呀！要在这里过一辈子吗？”我们又上了一课，同时对老陈这种心直口快、表里如一的性格，从心里服了。
他拎起我们又笨又重的牛皮箱子，一手一个，走出行李房装进汽车，看上去毫不费劲。他那辆奥斯汀牌汽车，又小又旧，放上我们的行李再上人就很勉强了。好在我们俩人都是瘦子，总算是挤进去了。其实，他为新华社工作，买一部更大的新车完全应该。
他送我们到预先租下的住所，在一个离市中心很近又相当安静的住宅区。那里住的大都属中产阶级，比较富裕。一切安顿好以后，陈天声让我们休息，说了声“明天见”就走了。
从第一天开始，他一直是我们在英国最忠实可靠的朋友。我们人生地不熟，遇到问题就找他。不管哪一天，什么时候，他总是有求必应。从买汽车、买房子到找律师、交朋友，分社许多事情都请他帮忙。英国开车靠左边走，我们路也不熟，他还陪我们认路练车，不厌其烦。
交接
经过中英双方达成交换记者的正式协议，我们来到英国任常驻记者。陈天声个人主持的出稿站也正式成为新华社驻伦敦分社的一部分，办公室外的铜牌由陈天声个人的名字改成了“新华通讯社”。
分社内部要作些调整，包括陈天声的一些工作要转给我们。这个交接过程非常顺利。我们很尊重老陈，许多具体工作保持不变；老陈全力合作，而且很高兴。他说他早就盼望总社来人领导和开展采访报道业务，使出稿站升为正式分社。
当老陈看到我们写的稿件发到总社后用伦敦电头发回，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印刷散发，更加开心。他很欣赏我们写的报道，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夸奖我们。他雇用的打腊纸、印刷、配页、投邮等出稿工作的英国员工也同样高兴，工作更加起劲。
那时还没有自动配页机。我们有时和出稿的员工们一起在车间劳动，参加配页工作。大家围着顺序排好的单页电讯稿团团转，有说有笑，分享共同劳动的乐趣。分社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老陈的支持起了很大作用。
磨砺
老陈是个多面手，很会做菜。他曾在英国海船上当过厨师，也许做菜太多了，他一般轻易不动手，但对我们是例外。老陈有空到我们住处玩时，进门脱下外衣就亲自掌勺。然后大家一起欣赏他的烹调艺术，他边吃边告诉我们一些诀窍。饭后敞开聊天，无所不谈。谈起让人气愤的事，他总是先“哼”一声；说高兴了，又笑得像个孩子。我们很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们，不知不觉，彼此成了知心朋友。
陈天声祖籍广东，说中国普通话带客家口音。他出生在牙买加，牙买加曾是英国殖民地，因此他拥有英国国籍。他9岁时曾回中国上学，中英文都靠自学打的基础。他兴趣广泛，从马克思主义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有研究。英国统治下的工人生涯造就他既是一个爱国侨胞，又是一个向往社会主义的革命者。
老陈很爱同我们谈他在英国商船上的经历。他说那是一个很长见识和锻炼人的工作。他18岁时成为海员，很快就加入海员工会，积极参加争取工人特别是中国海员权利的斗争。英国著名的海港城市利物浦是他活动的中心之一。他成为中国海员工会驻英国的领导成员，为维护海员的工资待遇和其他权利开展斗争。
老陈在英国商船上工作时，有一个大副态度蛮横，尤其看不起中国人，动辄辱骂甚至动手打人。老陈下决心苦练功夫，准备自卫还击。他每天两手各提一大桶水，在船梯跑上跑下练臂膀和手劲。他本来就会武术，加上两条有力的胳膊，如虎添翼。有一天，他在锅炉房上班，这位大副大摇大摆、满嘴脏话来巡视工作。那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老陈用左臂冷不防把这个大副紧紧地压在一面墙上，举起右臂准备揍他：“说！你还敢不敢欺负我？”这个大副的前胸被老陈的胳膊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咕哝着说：“不敢，不敢。”从此，这个大副老实多了，对老陈和其他海员工人再也不敢那样飞扬跋扈了。
老陈边说边笑，对那次“胜利”很得意。我们这才明白，那天在机场他帮我们提两个大皮箱，为什么会显得轻而易举了。
赤诚
老陈发现我们会打太极拳，很感兴趣。我们抽空教他，他很快就学会了。我们打太极拳只是为了锻炼身体，老陈可不一样。他对一招一式都细心研究，反过来教我们每个动作的意义，怎样在格斗中运用，克敌制胜。这种本领对我们这些文弱书生来说，实际意义不大。但对这位在旧社会和殖民统治下受过污辱与损害、千锤百炼走过来的人，就是立身处世的本领了。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老陈的民族意识和正义感都很强烈，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希望中国强起来，好起来，中国人能扬眉吐气、平等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英国则是他的第二祖国。
他在英国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他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但维护英国的正当权益和好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积极支持英国反法西斯的战斗，1938年报名参加伦敦消防队，这项训练严格、风险很大的工作在德国大规模轰炸英国时起到重要作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老陈四处奔走，大力争取英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
陈天声曾是英共党员，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中国和原苏联关系不和，而英共更多听从苏共指挥时，他不以为然。据我们了解，他同英共领导的分歧，主要在党内争论或和我们私下谈谈，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表态。他看问题比较公正，对英共领导人并不完全否定。英共老领导波立特由于支持中国抗美援朝而被一些英国人殴打。老陈念念不忘，对波立特表示钦佩。波立特退居二线后，高兰任英共总书记，老陈同他也保持了正常关系。高兰读到我们有关英国的报道后，告老陈说，他比较满意，特别是我们大量报道了有英共参加的人民群众运动。
我们到英国以后，陈天声同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有一个时期，新华总社几乎每年都邀请老陈回国参加中国国庆和观光，这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中国情况的了解，也增加了和我们的友谊。1960年我们任期结束回到国内，继续同他保持联系。他每次回中国，我们总要团聚畅谈。
别离
老陈对人对事严肃认真，但在日常生活中不拘小节，富有幽默感。一次，他回国观光，住在北京一个招待所里，约我们去看他。没等坐下，我们就闻到一股奇臭，于是问他：“你这里怎么会这样臭呀？”
他哈哈大笑，掀起桌上事先放的一张报纸，下面有一大瓶“王致和”臭豆腐。他歪着头顽皮地质问：“你们不是爱吃臭豆腐吗？怎么还嫌臭呀！”我们上当了！钱行反驳说：“这东西闻着臭，吃着香！吃了就不臭了！”大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他回中国一两次，不过我们已经下干校了，此后再没有见到他。“破四旧”把旧关系、老朋友都割断了。
文化大革命以后，随着年事已高，陈天声逐渐退出工作岗位，新华社同他的往来也逐渐减少。作为英国退休公民，他在伦敦西北郊区落户，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过着简朴的生活。所幸在他老弱之年有他的夫人和一个女儿在身边照顾。
近十多年，我们大部分时间在美国搞研究、写东西，不时想起老陈这位敬爱的老友，几次找有关部门打听他的下落，都没有结果。后来，许多事情缠身，我们没能继续查询。正当我们准备再作努力的时候，却得知他于去年11月27日去世了。
令人略感宽慰的是新华社副社长鲁炜告诉我们，2002年他到伦敦视察分社工作时曾专程去探望陈天声。当时的老陈虽然年迈力衰，但精神尚好、头脑清晰，赞扬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并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总社对他的关怀慰问，使他高兴，感谢祖国没有忘记他是“新华人”。
陈天声活到96岁，一辈子为中英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埋头苦干，作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在伦敦以个人身份印发新华社英文电讯，把延安的声音传给国外读者。他是海外华人中的优秀代表。
我们试想为他勾画一幅侧影留念：满怀正气，浑身义胆，一片童心，出污不染。我们深感内疚，未能同他话别。如果他在生前能听到他的两个“忘形之交”的老友叫他一声：“老陈，你好吗？多想你啊！”他该会多么高兴啊！（完）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