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殊的“命价”

　　29岁的于女士和28岁的王先生都在北京交通事故中死去。但是，于女士获得的全额死亡赔偿金为27万多元，而王先生的死亡赔偿金，全额只有不到13万元，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于女士是城镇户口，而王先生，则是一位农民。

　　这是魏双鸣律师代理的两起案子。9年来，魏双鸣共代理了3000余件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他时常要回答当事人这样一个问题：同样的案情下，为什么农村户口的人获得的赔偿比城市户口的少？

　　一位在北京以捡废纸为生的农村当事人曾经这样问魏双鸣：“为什么我们的命就比城里人的命便宜？”

　　一样的命，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价？这不光是这位农村老汉困惑不解的问题，在魏双鸣的执业生涯中，有法官，也有律师，都曾经提出过类似的疑问。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中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

　　在魏双鸣代理的所有案例中，法院在实际操作中都按当事人的户籍区分。根据北京市有关统计数字，北京市城镇居民200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88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496元，按20年计算，“城镇户口全额死亡赔偿金是277660元，农民129920元，相差147740元”。这一串数字魏双鸣烂熟于胸，张口便出。魏双鸣说，不仅是交通事故，其他的人身损害案件，同样存在这样的差异。

　　“中国律师网”论坛上，一位网友写道：“自从该司法解释出台后，我已经接待了好多农民的咨询及案件的代理，说句实在话，面对巨大差别，我真的感到悲哀，真不明白，是中国的悲哀？还是农民的悲哀？无言以对，面对无助的他们，心痛不已。”

　　使这种“看似合理”的不一样的“命价”，愈发显得“荒谬”和“残酷”的，是去年《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北京首例以身试法者的一番感慨。在法院裁定其赔偿死者方约15万元后，这位叫刘寰的肇事车主说：“很不幸，我成为新交法实施后的这样一个榜样。但我觉得惟一幸运的是，死者是农村户口，如果是城市户口，按照新交法的赔偿规定，我要支付更多的赔偿，那将是天文数字。”

　　当刘寰的这一感慨被媒体报道后，像一块巨石，投进了酝酿已久的情绪波澜，顿时激起网络世界的一片义愤。

　　“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人的命价是如此悬殊。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命价从来就不一样……”“在户籍制度后面的人命价格的不同，是赤裸裸的不平等。”一篇媒体的评论这样说。

　　这篇评论称：“在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在不同的城市之间，由于户口的不同而造成的人的命价的不同，使某些公民“合法地”处于更加易于被伤害的状况之中。当此之时，肇事者说：‘幸运的是我撞死的是农村户口的人’，这是个人的幸运，却是社会的不幸，是社会的耻辱。”

　　然而魏双鸣律师却指出，这些立论存在着理解上的误区，死亡赔偿金，并不等同于生命的价值，不是“命价”，而是相对于物质损失的补偿。当心有不满的农村当事人非要向魏双鸣弄个明白时，他会告诉当事人：这条规定是“相对合理的”，因为农村和城市“生活环境不一样，生活条件不一样，支出情况也不一样，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城镇有差别”。

　　所以，对于不同户籍的死者，“只能说肇事者造成的损害严重程度不同而已，就像撞车一样，撞一宝马和撞一奥拓，赔偿能一样吗？”魏双鸣反问道。

　　人权理论学者如是说

　　当人权理论博导、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听说刘寰的感慨后，尽管感到有些难过，却很冷静地指出，这一案例涉及一个明显的事实：各地区及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对于不同区域赔偿金额的区别规定，显然经过一番精心的计算。它的合理性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各个区域生活成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就这一规定本身而言，并不意味着对某一群体的特别歧视。比如，有人计算，在赔偿上，同为城里人，深圳可能高达150万元，而珠海、上海和北京则比它低几十万元，甚至在同一省内的汕头还不到深圳的一半（69．78万元），但并不能因此说，深圳人的“命价”，比其他省的人的“命价”贵。“命价”的提法本身是对于生命价值的一种亵渎。

　　赔偿行为不是对特定生命的估价，其数额的确定并非是对特定生命的价格进行估量的结果。生命是无价（格）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所有的人的生命价值都是一样的。在经济上对死者家属赔偿，本意在于补偿因亲人的突然离去而给一个家庭带来的利益损失，使因突发事故所导致的后果减轻到最低限度。这就需要对这种损失进行估算，而这一估算自然要与当地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成本相联系考虑。事实上所存在的城乡收入状况和生活成本上的差异，形成了司法解释中关于死亡赔偿金城镇居民按照上一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农村居民按人均纯收入标准二十年计算的规定。就这一规定本身而言，并无不当之处。

　　值得指出的是，平等不是绝对均等。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一司法解释忽略了一个问题：由于社会保障系数在不同地区或人群体之间是不同的，生活中看到的情景往往是，越是不发达的地区，其所遭遇的灾难后果的严重性越能被加倍扩大；越是处于弱势的群体，一旦遭遇灾难，其损失更显严重，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如，一个壮劳力的突然离去，对于任何家庭来讲，都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和损失，但是在后果的严重程度上，在城市与农村还是有所不同的。

　　这样，就有必要完善目前的赔偿制度，在具体赔偿时既考虑地区差异和赔偿者的承受能力，又充分考虑到受害人家属实际损失的情况。

　　“刘寰的话让人感到沉重。它的沉重之处并不在于农村户籍的公民被不平等地对待了，而是使我们再次清楚地看到我国目前依然存在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林?说，“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的局面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难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司法本身并不具有消除之的功能。”

　　撞车戳到了一个群体的痛处

　　有评论称，肇事车主刘寰的言语，抑或司法解释第29条，显然戳到了一个群体的痛处，也戳中了这个社会的一个长痛：城乡二元分割。

　　这种痛，不时通过某一事件引发出来：当新东方教师罗永浩痛斥“万恶的户籍制度”时，他的讲话录音便成为网上争相流传的“经典”；当捡来的8岁女孩茉茉，因没有合法身分四度试图自杀时，各大网站再度引发讨伐户籍制度的风暴；当一名清华大学研究生的父亲，甘愿拿出仅有的几万元积蓄，为女儿买一个北京户口时，人们不禁要问：户口究竟是什么；当一位来自山东农村的打工者，10年前大声喊出“凭什么人一生下来就不平等？凭什么农民的儿子就得当农民”时，其回声一直在今天回荡。

　　2004年11月，就在刘寰的感慨见报前一月，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以一名普通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对二元户口体制及城乡二元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书》。

　　胡星斗此前自然没有听过刘寰的言论，也并没指望真能启动有关违宪审查程序，只不过“是想以此唤醒更多的人，使大家知道现有的这种二元体制是不合理的”。

　　胡星斗认为，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公民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如求职与求学等等的不平等。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享有不平等的权利，其根本原因是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在胡星斗看来，如今要求逐渐剥离户籍上各种附加功能的呼声日高，而司法解释第29条关于城镇和农村的区分，却似乎继续在强化户籍的又一种附加功能，某种程度上是固化城乡二元分割。

　　在北京撞死一个人和在西安撞死一个人，根据地区差异，赔偿有所不同，这一点，在胡星斗看来，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在北京撞死一个人，不能因为他是农村户口或城镇户口就区别赔偿，这一点，“是包含了歧视和不平等的”。

　　胡星斗承认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农村的确生活水平差，但那意味着其生活质量也比较差，并不是说他可以花很少的钱达到跟城市人相同的生活质量。比如在城市里10万元能养活，农村里1万元就能养活，但那是一种粗放式的‘粗养’。可是城市人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要被‘粗养’呢？”胡星斗说，这种差距本身就是由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造成的，“现在出了事故已经很不幸，还要按照本来生活水平的差距来进行补偿，这是不幸中的不幸，会造成更加的不平等”。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就该司法解释的出台答记者问时称，“为了确定科学、合理的赔偿标准，司法解释多方征求了国家统计局等有关专业部门的意见，将民法损害赔偿理论与有关专业技术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使赔偿标准合理化。可以说，合理化既是我们制定司法解释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其基本特征。”

　　但是，当这个“合理的”赔偿标准与二元分割的户籍这一“历史留给我们的难题”纠缠到了一起，“合理化”似乎便陷入了某种道义上的困境。以至于一家报纸的评论如此赫然写道：“以公民的名义捍卫一个农民死者的尊严。”

　　一位网友质疑：“这一困境的产生，究竟是谁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