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特约记者白丁3月7日郑州报道］1999年5月，将满40岁的杨正超被组织任命为中共汝南县纪委书记。在5年多的任职时间里，杨正超查案788起，平均每两天处理1名党员干部，150多名乡科级干部、30多名乡镇局委一把手在他手里丢了乌纱帽，这个记录，在全国的县级纪委书记中并不多见。

　　五年980多名党员干部“落马”

　　上任第一个月，杨正超就开始查办五个单位的七个党政一把手的腐败案件。三个月后，案件了结，七个乡科级干部都受到了党纪、政纪及移送司法机关查办的各种处分。

　　对遭到杨正超查究的汝南县980多名党员干部进行归纳，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有贪污、受贿等经济问题的腐败官员；二、侵民、害民的“坏官”；三、对民众权益冷漠、不作为的官僚主义者。

　　五年多来，汝南县不管哪个腐败官员被杨正超盯上，都会感到像野兔被老鹰盯上一样地难以甩脱，自己求情、托人说情、上级干预等在其他地方也许奏效的方法，在杨正超这里统统失去了效力。

　　与对干部队伍中的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感到震惊一样，杨正超痛苦地发现了各级官员中大量存在的侵民、害民事例。至少有3名村党支部书记因为暴打村民而被他处以“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严厉处分。

　　这些小小的村官都在当地建立了庞大的官场网络，当频繁地有人来为他们求情时，杨正超被深深地激怒了：“这样的凶官，你们居然还来为他求情，你究竟为谁当的官，维护的是谁的利益？！”

　　跟隐蔽化的腐败案件相比，官员侵民、害民的案件并不难查，因为当事者肆无忌惮，不但不害怕这样的行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反而以此享受“作威作福”的快感：乡地税所长上街拦车扣车，抓人打人；派出所民警强行抱走邻居家的狼狗，邻居去要时，民警不但不还，反而放出自己的恶犬，把邻居咬得浑身是伤；更有一些侵民、害民的行为是以组织名义进行的：农村“三乱”、公路“四乱”、企业“四乱”等等。

　　因为这些案件相对明朗，杨正超的惩治也总是雷厉风行。他对这些干部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恶行的查究，使汝南县的官员们普遍感到惊诧，他自己也难以摆脱困惑和愤怒的心情。在工作日记里，杨正超写道：“我简直愤怒极了，已经处理了这么多，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欺压百姓的‘凶官’呢？……”

　　纪委书记为农村特困户落泪

　　汝南县是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县，特别是下岗职工、农村贫困户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杨正超每次到他们家里走访，心中只有六个字的感受：“太穷了、太苦了！”正因如此，当他听说一群村干部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吃喝掉46万元公款时会大为震怒，当他听说县里的中小学普遍将学生的学费用作招待费时也会气愤不已。

　　在他的推动下，汝南县实行了全县村级“零招待”和中小学“零招待”，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和学生负担。

　　杨正超自己长期资助17名特困中小学生，包括马乡镇的徐磊、徐品兄弟俩，这兄弟俩父亲早逝，母亲是进城卖菜的农民，因为赤贫，连亲戚都不跟他们来往了。但杨正超连续11年供兄弟俩上学，接济他们的生活，把兄弟俩都送入了大学。

　　他自己出钱为农村的特困农户买羊、买牛、买鹅、种大棚蔬菜，请技术员指导他们脱贫致富。为了长期帮助辍学儿童和特困家庭，杨正超还建议从纪委收取的违纪资金财政返还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廉政助学基金”和“扶贫基金”来使用。

　　杨正超常常感到个人力量的微弱，并希望“我们的各级党组织、政府及党员干部都能将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换来基层的稳定和发展”。

　　杨正超是个爱流泪的人，当他看到乡下的特困户穷得过年吃不起饺子，看到有着3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贫病交加，蜷缩在破烂的棉被里瑟瑟发抖时，都要止不住地掉下眼泪。在下乡路上，看到农民因农电线路不通而无法浇麦抗旱时，杨正超立即打电话给县电业局，让他们尽快接通农电；一个外来户因得罪村里的大户人家，而被剥夺了责任田，流落他乡，杨正超知道后，亲自出面协调，最终使全体村民同意重新分给这个外来户责任田和宅基地……

　　2004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发出向杨正超学习的号召。同年9月，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出版了以杨正超工作日记为主要内容的《一个纪委书记的民情日记》，将其作为“全省党员干部学习的教材”。

　　日前，记者赶赴河南汝南县，与这名纪委书记面对面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对话。

　　“站在反腐前线矛盾回避不了”

　　记者：《一个纪委书记的民情日记》出版后，有没有人认为你太张扬了？因为在公众眼里，纪委书记一般都是很低调的，你怎样看待自己成了纪检干部的先进典型？

　　杨正超：这本书不是我印的，是省纪委编辑、找出版社出的。我自己写的日记，我不是很主张出书。但省纪委觉得出书以后，作为教材，对党员干部是一个教育，是组织上的需要。

　　我个人一直是很低调的，说实在话，开始当典型我很不适应。我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尽自己的职责。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你只有为民谋利，才算是正确使用了权力。有人喊我们“父母官”，这是不对的，老百姓、纳税人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记者：河南省纪委、河南省委相继把你树为先进典型，媒体对你的报道也很多，是不是说明像你这样的纪委书记太少了？

　　杨正超：少是未必很少。应该说大部分纪检干部对党的反腐败事业还是尽职尽责的。可能因为我这个事儿组织发现了，还有很多人没有被发现。

　　坦诚地说，你让我当典型，我是这样干工作；不让我当典型，我还是这样干工作。当了典型，我感到工作上更有压力了。

　　记者：有没有觉得，当了典型，对你也是一种保护？我的直觉，像你这样的干部，很容易得罪人，跟整个社会大环境不是很和谐，有可能你这个纪委书记就当不了多长时间。

　　杨正超：说到“保护”，我查处过的人，现在仍然对我有意见。你纪委书记就是站在反腐前沿，这些矛盾你回避不了。

　　要说纪委书记好当，也很好当，要说难当，也很难当。因为查处案件没有硬指标，不是非得完成多少不行。社会上很多人说我这个纪委书记太较真儿，都是一样的情况，为啥人家那个县不查，就咱汝南县非要查不可？

　　我说，反腐败，它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它牵涉到党的事业、党的形象，如果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对腐败现象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么我们党就会失去民心；如果我们都去认认真真履行职责，尤其是纪委书记，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那么我们党的事业就有希望。

　　前几天，我们一个局长要超标买车，我没同意，他跑到市主管领导那儿说：“县领导都同意了，就他杨正超不同意！”我说是呀，我应该不同意。一方面我们的工人下岗，财政那么紧张，一方面你非要去超标买那个小汽车。我能同意吗？我要同意，我就不是纪委书记了！

　　记者：县委书记的支持对你来说很重要吧？我想没有当地一把手的支持，你的工作很难开展。

　　杨正超：纪委的工作，各级组织还是很支持的。另外，工作上还要讲究策略。过去对敌斗争都要讲究策略，现在反腐败工作更应该讲究策略。我不便跟你讲我的酸甜苦辣。但是，总体上来说，县委、县政府和省纪委、市纪委都很支持我的工作；尤其我成了典型之后，他们对我的工作提供了更大的支持。

　　你的意思，可能是我没当典型之前，查处案件会有阻力。跟你说，我查任何案件，都有阻力。过去我跟同志们说，我每批一个案件，有人说情是正常的，没人说情倒不正常。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各级党委不支持我查案件，党委对我查案是旗帜鲜明地支持的。

　　“你要敢送礼我就敢处理你”

　　记者：你查处腐败的力度这么大，汝南县的党员干部腐败问题是不是明显减少了？

　　杨正超：反腐败工作，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

　　过去我们集中力量查处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案件，由于我们加大了查处力度，实事求是地讲，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案件确实少了，即使还有查出来的，也是前几年发生的事。但是，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案件、失职渎职案件，我们查处的又多了。你要说总数下降了没有？它每年都有个起伏，某一年可能上升，第二年可能下降。

　　但是，汝南的干部风气比以前好得太多了。过去的干部整天考虑着怎样升官，怎样请客送礼，我们汝南最严重的时候，逢年过节，干部们都要互相打听去不去领导家里送礼。所以，我当纪委书记后，第一次开会就提出，要坚决刹住大吃大喝风、请客送礼风，只要我查出谁送礼5000块钱以上，非处理他不可！

　　想给我送礼的人也不少。“你杨书记平时对我们的工作也没少支持，请你吃饭你不吃，逢年过节来看看你还不行？”我说我能理解你的心意，但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不喝你一口水，只要你廉洁自律，我们两个还是很好的朋友。

　　任何工作关系都不要掺杂个人因素、经济因素，否则就不好说了。

　　记者：有没有人说，你在汝南县查处了这么多党员干部，是在给汝南形象抹黑，影响改革开放和稳定大局？

　　杨正超：我处理案件，一是从挽救干部的角度出发，二是从维护党纪尊严的角度出发，三是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出发。从这三个角度出发，事情就好办了。

　　你不敢秉公办案，无非是怕得罪人，怕影响你的仕途、影响你的经济收入等。把这些看淡一些，就好办了。有些地方，一年查处两、三个案件，我不相信他那里就是一片净土。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党员干部违法乱纪？

　　杨正超：我是这样想的，随着党员干部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发生一些腐败案件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正确对待，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发现腐败现象及时遏制。

　　跟其他领导干部比起来，纪委书记不但要有韧性，更重要的是要有刚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不能弯。有人做过我的小动作，想找我的茬。但是，我总想，人哪，心底无私天地宽，你有一身正气，任何事情都不要怕。他为什么给你打恐吓电话？他没有办法了。

　　我查处自己的同学，查处每一个干部，对他们都是很同情的。党组织培养一个科级干部不容易，过去他在方方面面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但是，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走上了违法乱纪的道路。所以，领导干部要常提醒自己，加强世界观的改造。

　　记者：你觉得光凭世界观的改造行不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党员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杨正超：这你不能以偏概全。对领导干部的教育，有组织教育，还有自我教育。世界观的改造属于自我教育，组织教育也是必要的。我们县纪委每季度召开一次全县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汇报会，或者召开一次警示大会，就是为了经常提醒提醒大家，谁又犯错误了，我们不要走那条路！有些干部深有感触地说：“杨书记，你对我们的教育太及时了，还是时常提醒提醒我们好！”

　　当然，反腐败工作进行到这个地步，应该考虑怎样从制度上防止腐败、遏制腐败。说具体一点儿，应该是教育、惩处、制度三者相结合。

　　记者：有没有感觉你这个纪委书记能够秉公办案，为老百姓利益着想，主要是来自于个人的道德修为？像你刚才说的，纪委办案没有硬指标，多做一些，少做一些都无所谓。

　　杨正超：我是这样想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既然组织上把你放这儿了，你就要尽职尽责，上为党负责，下为民负责，上不愧党，下不负民。

　　记者：但不是每个党员干部都像你这样想的。

　　杨正超：我希望每个党员干部，都应该这样想。

　　记者：你常跟县纪委的同志说，案子查不好，我追究你们的责任，但是压力顶不住，是我的责任。你有没有压力顶不住的时候？

　　杨正超：确实有为难的时候。这我没法跟你具体探讨。

　　“没案可查的时候我才有成就感”

　　记者：你以前是管经济的副县长，现在是管纪检的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管经济和管纪检有哪些不同？发展地方经济和保持干部廉洁有没有矛盾？

　　杨正超：我觉得现在压力大了，责任也大了。过去每上一个项目，或者财政增长每上一个台阶，我就感觉工作做得很不错了，有成就感，也有荣誉感。现在尽管我做了很多工作，仍然没有成就感。

　　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党风、政风要求很高，我们的反腐败工作离他们的要求还很远，还有很多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时时感到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并不是我查处党员干部多了，就有成就感，相反，我更没有成就感了！

　　我希望我当纪委书记的时候，不查一个干部——我们的干部都不去违反党规、党纪，不出现腐败案件、腐败分子、腐败现象，让我这个纪委书记没啥可查，那时候我就有成就感了。

　　至于发展经济和干部廉洁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发展经济并不必然导致腐败，穷地方腐败案件也不见得少，甚至可能更多。某个地方经济落后，人都想当官，当官就要请客、送礼，搞腐败。

　　腐败问题，关键是干部自身素质有问题，导致制度落实不下去，党的方针、政策落实不下去。

　　记者：你在日记里写到过：群众的事无小事，但是政府部门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屡禁不止。

　　杨正超：不错。我在日记里发了很多感慨。下岗工人卖水果，养活全家老小，并且还要供孩子上学，城管队员把人家水果弄走了，车子也弄走了，几天不给。下岗工人哭着来找我，我说我给你解决解决，到城管那里把车子要回来了。

　　她沿街叫卖，影响市容，可能做得确实不对，你引导引导她，不能上去就几下把车子卸了。下岗工人多难呐，赚点血汗钱，我们多体谅体谅她不行吗？

　　记者：这是你看到的，你去解决了。你没有看到的还有很多，怎么办呢？

　　杨正超：是呀。现在不是一个人包打天下的时代。为什么我一直感到没有成就感？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掉，老百姓仍然对我们不满意。但是，我认为我问心无愧了。

　　记者：有没有一个展望，比如再过多少年，汝南县能出现“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

　　杨正超：应该说现在就是“政通人和”了（笑）。如果我们党对改善党风、政风，能长期坚持从源头上、制度上，下大力气去抓，不久的将来，会达到我们理想中的“政通人和”局面的。

　　为什么老百姓对现在的党风、政风不满意？因为每一个党员干部身上，都有可能发生腐败现象，我杨正超也一样，比如不应该去吃喝的，我去吃喝了，就是腐败现象。如果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从这一点做起——从点点滴滴去发现、纠正自己身上的腐败现象，我们的党就有健康成长的希望。

　　记者：问题是，现在没办法做到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像你说的这样。

　　杨正超：所以，作为党组织，更应该大力弘扬正气，多宣传正面典型。

　　　附：《一个纪委书记的民情日记》（摘抄）

　　1999年5月27日

　　由副县长改任纪委书记以来，通过实际工作及下乡入村的实际调查，腐败现象在基层的种种表现及广大百姓对反腐败的殷切期盼，强烈地震撼着我，使我深深感到了担子之重、责任之大。我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正超，要干好这个纪委书记呀！

　　2000年1月15日

　　今天我的心情似乎有些沉重。想想我任纪委书记的这半年时间里，处理科级领导干部十多人，真为他们感到痛心。他们都还年轻，况且组织培养他们这么多年也不容易。最让我难过的是，其中处理最重的竟然是我的一个老同学。唉，不管你在心里怨不怨我，但面对党纪国法，我别无选择。我想你终究会明白的。

　　在查办某局局长时，有位领导打电话要我放人。当时，我真的很困惑，最终我没有给这位领导面子。说实在的，不是我杨正超不给面子，而是党纪国法不容啊！

　　还有让我不好受的是，因为查案打来的恐吓电话，弄得爱人孩子都不敢接电话了。怎么办？我只能在心里说声“对不起”，因为她们都很理解我，不让我说出口。我也只能默默地对自己说：亲情可以违，但党纪不可违；官帽可以丢，但党性不能丢。

　　2000年3月11日

　　三门闸乡五里庙村村民张应德哭着向我反映：村支书胡某因征收河工款与其发生口角，遂记恨在心。没过两天，胡的三个女婿和儿子酒后到张家，对张妻进行殴打，然后扬长而去。张应德的儿子张文峰用架子车拉母亲到诊所治疗的途中，胡的女婿又对张文峰大打出手，致使张文峰受轻微伤，胡某却袖手旁观。

　　这事太气人了！如此凶官要不受到严惩，怎能平民怨，又怎能对得起我们的衣食父母？这样的直接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案件一定要严查重处，决不能手软，一定要让这样的党员干部知道，百姓是不可欺的。

　　2002年3月18日

　　今天，一位下岗工人含泪诉说他的遭遇：汝宁镇司法所工作人员拦车收费，并将他的手打伤，衣服撕烂。看着这位白发老人，我怎么也忍不住，掉了泪。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点爱心呢？随即，电话通知镇党委书记和有关人员：三轮车立即退回，赔偿损失，写出检查，公开道歉。

　　2002年9月11日

　　听了几位高中学生的诉说，我气愤的心情难以形容。县教育局强行让每位学生统一购买被子、枕套等，每套120元。农民的孩子来上学就够难的了，为什么还在他们身上打主意呢？120元要卖多少小麦呀？教育这块圣洁的净土也不净了。

　　2002年9月15日

　　我把教育局局长叫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要她好好地想一想：农民挣120元钱多不容易，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三天内必须全部退还给学生。

　　2002年11月1日

　　我刚进办公室，随后进来一男一女，诉说着一夜的遭遇：此二人系夫妻，长期在汝南做生猪生意。夜间12点多，一位自称是公安局检查人员的人，强行把他们带到派出所，以没有身份证为由进行罚款，把两人身上仅有的76.5元钱全部拿走，一直到天亮才让他们出来。他们身上没有分文，怎么回家呀？听着听着，我心里很难受。他们千里迢迢来汝南做生意多么不容易，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宽松的环境呢？我随即掏出70元钱说：“这钱我先退给你们，并向你们夫妻道歉，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请你们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处理！”

　　人走了，但我总在想，我们的人民公仆何时才能真正尽到公仆的职责呢？

　　2002年11月3日

　　林开荣夫妻被罚款一事是汽车站派出所合同警所为。调查核实后，责成县公安局辞退这位合同警。但愿不再有类似事情发生。

　　2003年1月13日

　　又一起公安干警非法拘禁殴打群众致伤的上访件。我心里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们的人民公安何时能真正树立起“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形象啊？此件速查。

　　2003年1月17日

　　几天来，我一直处在说情的包围中。几个公安民警殴打一个农民，这样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竟有那么多人为他们说情，多么可悲呀！当然，我又伤了很多领导、同志的感情，但宁伤感情也要为百姓撑腰做主呀！

　　2003年7月1日

　　今天，是汝南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在人民代表进场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这种情景：各乡镇的人大代表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大会会场，而县直的局长们却坐着轿车直到会场门口，乡镇代表还要给他们让路。太不可思议了！难道这些局长代表与普通百姓的代表就不一样吗？农民代表可以排队进入会场，而我们这些领导干部人大代表为什么做不到呢？

　　2003年12月8日

　　物资局下岗工人反映，每月给的最低生活保障费被局里克扣10元。我不敢相信：救命钱也敢扣？经查果真不假。听完汇报，我真的感到愤慨。我们这些人民的公仆啊，还有一点百姓观念吗？那是下岗工人的吃饭钱呀……

　　2004年1月7日

　　今年灾情严重，上级向农民退税1400万元。但我最担心的是有些乡镇、村委截留，返还不到农民手里。因此，这几天我经常到乡村去，一定不能让农民应得到的得不到，要让受灾的群众过上一个愉快的春节。

　　2004年6月1日

　　今天刚一上班，到办公室来直接向我反映问题的群众陡然增多。通过处理，我看有好多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这些人大多都说：“昨天刚看了报纸、电视报道您的情况，一方面是向您反映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想跟您见见面，当面说说，感觉心里舒坦些。”群众的这种朴素的感情很让我感动。是啊，人民群众多么渴望多一些真正为他们办事的党员干部啊！我也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又重了几分，责任又大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