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马戎戎

　　用川普和RAP来说评书

　　谁最能代表当代成都的“俗”文化呢？我的成都朋友很肯定地说，李伯清。据说，1994年，所有的成都的时尚青年腰里都要别一个随身听，耳机里传出来的不是流行歌曲，而是李伯清的“散打评书”。而李伯清自己是这样描述他红的程度的:“李伯清去上厕所，看厕所的小妹一见我就喊:‘呦，李老师么。随便拉随便拉’。”

　　和所有的成都人一样，李伯清将见面的地点选在一家茶馆。成都是一座泡在茶水里的城市，在宽巷子、在春熙路、在府南河边，随便拣一张椅子，叫一杯5元钱的茉莉花茶，就可以坐一天，发呆、摆龙门阵、掏耳朵、打麻将都可以。有时候，还会有说金钱板和唱四川清音的艺人，不过，更多的时候，茶馆里摆的是大屏幕背投。

　　李伯清也是在茶馆里长大的，这个被喜爱他的观众俏皮地形容成为:“那双小小的三角眼，和那撮脏兮兮的胡子，直勾我的魂儿”的中年男人到现在还保留着成都小男人喜欢“绕粉子”的劲头。眼看着记者坐在他的对面，他马上就开始散打:“大家都说，看男人和女人坐的位置，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你坐在我对面，明显是对我有防范么。”

　　不过我们喝茶的茶馆当然不是李伯清小时候泡的那种茶馆。那种茶馆如今要到土井一带的老房子里才能找到:老虎灶上摆着十几把冒着白汽的紫铜长嘴大水壶，桌上摆着“三件套”的茶碗，由于年头太久，茶碗的边沿会有一至数个缺口。

　　说书人这么一份有前途的职业，李伯清就是在这样的茶馆里找的。在茶馆里听评书一直是四川平民的传统。据《成都通鉴》记载:最早的四川评书，是在市井搭棚设台，台上置一上书“评书”的方式形灯笼。说书人一桌一折扇一醒木。四川评书分“清棚”和“雷棚”（即“文案”和“武案”）。“清棚”，是文戏，讲才子佳人;“雷棚”是武戏，说书人要做出相应的动作，有时到紧张处“吼声如雷”。每到逢节过市，成都书棚“远去百里”。

　　“当代四川说书人生活最好的时候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李伯清回忆说。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大大小小的茶馆重新开张，“文革”期间无处“说书”的说书人纷纷回到了茶馆里。“那时候一个小茶馆一天能卖出三四十碗茶，讲评书的先生一碗茶能提五分钱。”李伯清依然带着那时的羡慕,“我是个说真话的人，我开始讲评书就是为了吃饭。”李伯清当年的梦想曾经是做个做饭的大师傅，因为大师傅不但自己能吃饱，还能给家里人带吃的。可是没有关系和资格证书的他当年只能做一个蹬“小火轮”（三轮摩托车）的工人。话说当年的火轮工人李伯清在茶馆趴活，听见几个茶客在闲说水浒，天生爱摆龙门阵的李伯清就加入进来，并把大家说得哑口无言。其中有个人站起来:“小伙子很会说么，跟我来吧。”那人是个说书的，他把李伯清请到一家茶馆里:“这是我师兄李伯清，他的书说的比我好，大家捧场吧。”

　　说书艺人在当时是许多年轻人羡慕的职业:有固定收入，又不用上班受领导管束。但是说书行里的故事却比国营单位更多。半路出家的李伯清要在门派林立高手云集的成都说书人中站下脚来并不容易。李伯清说，那时候，想学说书的人多了，师傅可不一定都收。他是卖了自己的自行车请师傅才打动了师傅的;后来好不容易占住了场子，又有眼红的同行来抢生意:出身比李伯清正，价钱比李伯清低。

　　这样的好年景并没持续几年。80年代中期，刘兰芳的评书开始流行，现代传媒的力量彻底改变了听众的生活习惯:听得懂普通话的听众在家里就可以听，何必一定到茶馆去呢。茶馆的观众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老年人都在家里看电视听收音机，年轻人越来越多，传统评书的价值观和节奏都不再能吸引他们。

　　1994年，李伯清在四川的茶馆和小剧场里红了，对成都的观众们来说，当时的李伯清的评书是无比新鲜的:人家站着说，他坐着说;用的是成都市井土语，说的都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段子不长，短的几分钟就能听完，语言又大胆又风趣。比如当时电视广告流行女模特在浴缸里洗澡，李伯清是这样形容的:“看见女模特胸口浮起两坨，仔细一看，原来是磕辛头(‘膝盖’的意思)。”李伯清的语言直接影响了成都年轻人的语言习惯，直到现在，成都要好的年轻人见面还会戏谑地用“贾素芬”和“哈闷墩”称之。“贾淑芬”是李伯清评书“假打”里一个惯用的虚拟角色，“素芬”本来是成都人打麻将的一句术语，有点像北京人说“糊了”。但是李伯清把它变成了对假模假式的成都女孩子的称谓。“哈闷墩”有点像北京人说的“闷骚”，是一个表面傻乎乎实际上很有小心思的成都男孩形象。

　　李伯清一生最信奉的一条就是“与时俱进”，WTO是热点的时候，他散打WTO;“非典”期间他开了个电视栏目叫“散打非典”。2005年春节，李伯清在四川电视台推出了“散打十二生肖”节目，节目中他不再单身上阵，还有川版“女子十二乐坊”——“锦城丝管·女子蜀乐”民乐组合担纲，她们将演奏为这档节目量身定造的《十二生肖曲》。而除了这些民乐，还有美女上台为李伯清伴舞。

　　李伯清是一个爱收徒弟的人，他的徒弟们都把他的“散打”花样翻新，不断地给成都人生活增添着新花样。

　　到成都那天是元宵节，五丁桥经典书城的门口，李伯清的徒弟廖健正在给几百名市民表演他的“川普说唱”。他斜戴一顶棒球帽，肥大的篮球背心，肥大的仔裤，怎么看都是一副标准的HIP-HOP范儿，可是等他一张嘴，RAP的节奏里传出的竟然是:“你娃不要吵，你娃不要闹，桌子端起硬斗硬我炸得你娃跳。”廖健把李伯清的经典“素芬”和“哈闷墩”编成了歌:“那天你在春熙路吃凉粉，我就在旁边啃蹄花……我们两个打哈哈儿，牵你手府南河边转圈圈。”时下，《素芬》是四川本土最流行的市民歌曲，春节期间，内江电视台观众付费点播《素芬》MV的收入达到了10万元。

　　廖健还有一个师兄叫吕品。吕品从不登台，却是成都2004年流行一时的“方言动画片”的始作俑者。2004年2月，吕品策划了四川方言版《猫和老鼠》:小猫汤姆的名字叫做“假老练儿”，老鼠杰瑞叫做“风车车”。“假老练儿”有点像北方人说的“大尾巴狼”，在成都人日常生活中用来形容那些假深沉故作高深的人;“风车车”则是指那些做事匆忙的急性子。“假老练儿”和“风车车”在方言版里成了一对针锋相对的朋友。“假老练儿”看上了漂亮的母猫，“风车车”嫉妒得想方设法来破坏，但是究其目的不过是:“还是咱俩一起耍么。”《猫和老鼠》在四川一上市就卖出了20万套，还直接掀起了国内的跟风:东北方言版、河南方言版、兰州方言版……

　　以川剧开始，以电视剧收梢

　　锣鼓响了又响，丝竹调了又调，大红绸缎的桌帏静静地等待着打在它身上的灯光，但台上的灯始终没亮起来。200岁的悦来茶园里开始弥漫焦躁的情绪，竹椅上二十多个白发稀疏的老先生开始大声地摆龙门阵。茶馆的工作人员向不耐烦的茶客们解释:余老还没到，大家再等等。大家这才依稀记起来，水牌上似乎还有一行字:欢迎著名诗人余光中光临。又过了半个小时，一群人簇拥着一个另一个白发稀疏的老人进来，茶馆里的人一下子满了，送茶碗的阿姨看看，说，今天还可以。

　　如果悦来茶园会说话，它会像坐在记者旁边的老先生一样追忆过去的繁华景象么？在悦来茶园看了40多年的戏，老先生絮絮叨叨地讲着悦来茶园当年经常挂牌演出的八大戏班如何成立川剧历史上最重要的“三庆会”故事。据说，最繁盛的时候，这里有500个座位，被称为“川剧窝子”。30年前，演员在台上唱一句“谁是我的意中人”，底下几十个人抢着喊:“是我，是我。”而如今:“过一年就少一排观众”。

　　观众们都到哪里去了呢？那些唱川剧的人又到了哪里？

　　刘德一穿着一双平底鞋，慢慢地从家里向饭馆走去，对这个体重超标的60岁老人来说，这是最好的锻炼方式，一路上，不时有市民向他打招呼:“凌汤圆！刘老师。”90年代初的《凌汤圆》和《傻儿师长》令刘德一成为全国知名的四川笑星，在成都，他的胖乎乎的形象则被用在从房地产楼盘到汤圆、调料上。

　　刘德一是继《抓壮丁》、《七十二家房客》之后将四川方言喜剧推到另一个高峰的四川人。如今，四川方言喜剧已经成为成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和笑星沈伐主演的《王保长后传》和李保田主演的《王保长新编》正在成都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共同打擂台。刘德一之子刘乙麟出演的重庆方言剧《女儿街》正在重庆拍摄。在成渝两地，每年都有三部以上方言喜剧播出或拍摄。

　　刘德一原来是四川省川剧团的演员。川剧有三大特色:“小生、小旦、小丑”，刘德一就是学小丑的。刘德一说，四川文化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百姓对“丑”的喜爱，“丑”在川剧里可以扮演任何角色:皇帝、大臣、书生、甚至女人。刘德一就曾经专门受过“女丑”的训练，直到现在，兰花指捏起来还有滋有味。刘德一认为，丑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角色，因为丑身上有很多平民化的东西:好玩、随和、有点小缺点，自嘲、逗人乐。丑角演戏从来是悲中有喜，喜中有悲。从解放初期的《抓壮丁》开始，四川方言剧能够得到观众的喜爱，恰恰是把川戏里“小丑”的风格发挥了出来。以《傻儿师长》为例，《傻儿师长》里有一场戏，傻儿的妻子死了，傻儿哭妻子是这样哭的:“我再也不和你抢好吃的了。”观众也很悲伤，但悲中有乐，这就是从川剧里来的。川剧里的小丑经常会被设置成怕老婆的形象，《皮金滚灯》就是泼辣的小旦教训小丑，让小丑顶灯台;在四川方言喜剧里，泼辣俏丽的川妹子和怕老婆的四川汉子比比皆是。

　　刘德一因《凌汤圆》和《傻儿师长》走红的时候，彭登怀正骑着自行车奔波在成都各大餐厅、茶馆和夜总会之间。和所有的四川人一样，彭登怀是在孩提时代爱上川剧的。彭登怀的家里在镇子上开酒馆，每到年节，川剧班子就会来到镇上，在坝子里开场唱戏，彭登怀和小伙伴们一起挤在一起看变脸，看完了回去拿黄泥抹在脸上。

　　70年代末，彭登怀进入县剧团正式学川剧。剧团里只有一个师傅会变脸，他是剧团里的主要演员，工资比别人拿得都高。师傅将“变脸”视为不传之秘，换衣服、化妆都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绝对不许外人观看。彭登怀是悄悄地趴在门口，从门缝里偷看才学到的。

　　90年代，彭登怀进入四川省艺术学校当教师，偶尔也演出川剧。根据魏明伦的看法，90年代四川川剧的衰落是和整个中国戏曲艺术的衰落走在一起的，因为时代改变了，这已经不是一个剧场的时代，剧场的演出方式注定了高投入和低产出。但在彭登怀的回忆中，90年代，四川川剧界一味地排大戏，川剧传统中以折子戏为主的小舞台演出越来越少，在茶馆中已经再也见不到川剧的演出。到北京、上海演出的大戏又不可能永远演下去。这样，川剧就慢慢从老百姓生活中淡出了。

　　川剧衰落了，人还要吃饭，彭登怀开始蹬着自行车到饭馆、夜总会里去演出，他说他当时的想法就是:观众不进剧场了，总还要吃饭吧，饭馆就是剧场。90年代中期，彭登怀在成都的娱乐界红了，当时他跑场子，一天能拿300元钱，而成都人吃饭娱乐时看“变脸”也成为一时时尚。到90年代后期彭登怀退出这个市场时，这样表演变脸的演员已经有几十位了。

　　彭登怀变脸特色是“快”，他曾经创下了24秒变14张脸的记录。彭登怀说这是在跑场子时期锻炼出来的，因为没有人会在吃饭喝茶的时候看你慢悠悠地摆姿势，何况速度快也可以多跑几个场子。为了快，彭登怀把传统的川剧演出服装做成了一套就能套上的套衫。不像传统川剧里变脸脸谱每一张都有特殊含义，彭登怀变脸的脸谱已经脱离了具体的人物和意义，单纯追求审美性。面对传统川剧界“雕虫小技”的指责，彭登怀不屑一顾。他认为自己最正确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参加了《笑傲江湖》的拍摄，另一件就是收了刘德华为徒。他说，做这两件事，都是为了借助现代传媒的力量来推广川剧，也确实达到了目的。

　　就这样擦肩而过

　　除了变脸和《傻儿师长》、《王保长新编》等个别电视剧，无论是李伯清的散打、廖健的川普说唱，还是成渝两地的方言剧，都只能至多在云贵川三地产生较大的影响，缺乏辐射全国的力量。

　　如果不过分强调方言本身的文化限制，彭登怀认为，四川人走不出去是四川人固有一种盆地意识:不思进取，互相拆台。彭登怀拿出一张刘德华拜师时向他敬茶跪拜的照片，这张照片在成都某家媒体刊登时，下面曾有过这样一行字:刘德华一跪，彭登怀粮谷满仓。彭登怀还提到，在商业演出中，他发现，别的地区的演员经常相互扶助:他比我演得好，他的价钱比我高，你去找他肯定没错;而四川演员经常是:他那是雕虫小技，我变得比他好;他漫天要价，我就不像他那样。

　　事实上，四川笑星确实曾经做过团结起来冲击市场的尝试:1995年，李伯清、刘德一和另一位谐剧名家沈伐曾经在成都的保国寺结拜兄弟，谋求共同发展。仅仅合作了一部不成功的方言电视剧之后，三人就没有再合作过。

　　川籍明星甚至是最早有过“走出去”机会的一批人。

　　60多岁的沈伐是目前四川惟一还在坚持演出“谐剧”这一平民剧种的演员。四川“谐剧”创立于1939年，创始人王永梭曾经师从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学表演。王永梭的“谐剧”和“独角戏”、“单口相声”一样由一个人完成整部戏，但不同于“谐剧”和“独角戏”的是，谐剧演员从头到尾只扮演自己，但要一个人演出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的语言和行动。1986年是四川谐剧最火的时候，沈伐那年一年在四川演了100场，还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了谐剧小品《零点七》，第二年继续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和演员岳红合演了小品《接妻》。后来没有能继续上春节晚会的原因，沈伐说:没有新作品了。沈伐认为，谐剧作为一个特殊的剧种，剧本很难创作，不是一般作家能写得了的。

　　李伯清这些年其实一直在“惦记”北方的市场，几年前，他应邀上了央视的《曲苑杂谈》，由于语言的原因，在四川响当当的段子不灵了。李伯清做出了和刘德一同样的选择:回成都。李伯清说，当时我想，我已经50多岁了，等把普通话学好，我就已经老得说不动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这任务就让我的徒弟们去完成吧。李伯清有个现代人很少有的习惯:经常关手机。两年前，《闲人马大姐》剧组想请他出演，他两天都没开机，丢掉了这个角色。但是他并不觉得这是遗憾:“关机真是关对了，那么多集，才请我去客串一两集，我不去。”

　　刘德一1992年和沈伐合作《黄导演和皮经理》进入了春晚的初选，但是随即因为题材陈旧而落选。有意思的是，同一年和他一起入围的还有高秀敏的小品，当时也落选了。但是后来高秀敏的小品经过积极修改上了晚会，而刘德一的选择是直接回了成都。问到刘德一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时，刘德一说，当时心里很烦，一遍一遍地改剧本，一遍一遍地演给导演看，根本就不想再待下去了。

　　然而作家们却是另一种说法。火暴脾气的魏明伦在电话里拍着桌子批评四川本土艺人:“没文化！还都自己弄剧本，能写出什么精品？”《华西都市报》专栏作家杜九九一直在给本土艺人写段子，他说:“中江表姐啊、表妹啊，这几年都是我捧起来的，可是我根本就没挣着钱。我是一个自由作家，这怎么成啊。”成都本土笑星中江表姐景文原来是百货大楼的售货员，90年代末出道时，她用杜九九给她写的段子走红了，这些年来，这段子说了几千遍。但杜九九到现在才拿到几百元钱。而同时，艺人们对作家的疑虑也非常明显:在采访当中，李伯清接了一个电话，有个人写了一本幽默漫画书，想请李伯清来讲。李伯清挂掉电话以后对记者说:“他想让我给他白讲可不行，书店里那么多书，我拿起哪一本随便看看再编一下不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