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朱文轶

　　有这样一个城市，它的大部分市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的农民构成，城镇里的农民说不上有丰富的内心，既不狡黠也不愚钝，没有强大的生产力，物质生活乏善可陈，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农业社会人际关系的鲜明特征。那里的人们在无所事事时候喜欢插科打诨讲些很荤的笑话、姐夫小姨子们相互开些无关痛痒的玩笑，这个习惯可能和一年农作里长达四个月的“猫冬”有关。久而久之，连人们的公共生活都富有戏剧感，一种便宜、愉快而轻佻的文化在这个城市生长，在有钱人和平民间同样流行，密不可分地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尽管贫穷，幸福感在那里似乎较其他地方更容易达成。“打肿脸充胖子式的‘苦中作乐’让这种文化在全国大受欢迎”，刚从中央电视台元宵节晚会领完奖的赵本山在同机去沈阳的路上对记者说。

　　对这个城市，更重要的是，民间娱乐渐渐成了一个行当，并且这个靠“说、学、逗、浪、唱”谋生的行当养活了很多当地人。在这样一个300万人口的地方农业人口占240万，有个饭碗是件不容易的事。而80年代初从这儿走出去、现在大红大紫的赵本山把这饭碗推诸全国，让这个行当可以养活更多的人。

　　于是，铁岭如今的一切怎么也绕不开赵本山和这个行当

　　记者◎朱文轶

　　一条从农村到城市的路

　　铁岭的冬天。一路上，除了雪还是雪，好像没别的。

　　就这个冬天，铁岭的暖气供应还出了问题。红旗剧场原来挺火的二人转一下子关了张。元宵节那天，四副架子（每一对二人转演员称为一副架子）在这个台子上演了最后一场就散了班，演员们有的回老家，有的背起家当接着去周围其他城市的剧场谋生。这里原来是铁岭最大的二人转剧场，去年生意还很好，剧场从三楼容纳300人的小厅搬到了一楼的大厅。今年一过年，生意就冷清起来，1000人的大厅顶多也就坐100人，晚上唱起戏来，剧场里空荡荡都听得着回音，大厅一年租金15万元，这样的门票进账根本撑不下去，老板只有散伙。承包红旗剧场的崔虎觉得亏本是天冷的缘故，“去年铁岭煤200块钱一吨，今年煤涨到300块钱一吨。”他说，“政府采购的煤集中在年底铁岭市办地方春节晚会和几场迎春活动里烧得差不多了，一过年，所有锅炉的供暖量骤减，由政府供暖的场所室内也就不到十度，剧场那么冷，当然没人愿意来了。”

　　他告诉记者，20多年前，赵本山和潘长江排练小品《大观灯》就在这个剧场的台子上。没多久，铁岭市群众艺术馆用一出拉场戏《摔三弦》参加辽宁省政府农村小戏汇演，赵本山在这出戏里成就了他“天下第一瞎”的名声，从此一炮走红。

　　100块钱的煤价之差会在不富的铁岭引起接二连三的反应。就比如这家二人转剧场的生意，比如，几个二人转演员的饭碗，比如，铁岭所有餐饮类第三产业的经营状况。崔虎对我说，“铁岭是个什么概念呢，花5元钱用二十来分钟就可以绕市区兜一圈;三四十万市内人口，下岗工人就有五六万人;挣稳定工资的不是公务员，就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月收入也就1000～1500元之间。这里没有像样的娱乐生活，第三产业很落后。”他说，红旗剧场的二人转停业后，另一家“铁岭大戏院”生意就好了，那个老板租的场子不是公家的，自己买煤烧锅炉。“人们晚上其实真没有太多的去处。”他也承认，“红旗”的戏班倒闭和经营不善也有关，演员水平的高低，影响很大，“现在生意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铁岭的人力三轮车被当地人称作“倒骑驴”，乘车的坐前面，拉车的在后面骑。之所以设计成这样，有个车夫跟我解释说，一个人两块钱，常见的黄包车撑死坐三个人，这样，一次可以拉更多人。他说，冬天四个月的农闲期，从农村进城骑三轮拉活的人比平常多一倍，“我们挺羡慕那些唱戏（二人传）的，有门手艺，进城找工作容易，挣钱也比我们要轻松得多啊”。

　　30里地外，铁岭县凡河镇高强村的村民也因为没有暖气窝在村委办公室一间烧炕的屋子里。炕上炕下挤满了人。村支部书记李风华说，高强南村的415户农民，去年粮食收成不错，但交完上缴的，村财政还是一纸空白，镇里拨下来的经费充其量只够基本开支，煤价涨了100块村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买煤，只有把锅炉给停了。铁岭没有冬季作物，农民们三季铲三遍地就“挂锄”，猫冬了。漫长的四个月，村民们除了窝在家里闲嗑便无事可做。李风华说，挨过这个冬天吧。

　　这和以前没有太大差别。高强村是铁岭出名的“二人转村”，过去村里很多唱戏跑江湖的老艺人，到“猫冬”的时候，就四处跑班唱戏。高强村离赵本山当年在的莲花乡没多远，村里人都知道赵本山的故事，他们像这样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便谈论起他。有些人还见过赵本山当年腰里别着塑料旱烟口袋，卷着裤腿在田埂间铲稻茬的样子，他们说，赵本山最初在莲花乡的宣传队唱二人转，“摔三弦”火了，就调去了西丰县专业队，他的户口也落到了河夹心村，由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在那里分到了三间土房。“那年头，铁岭对赵本山真是个大城市”，农民们都知道赵本山大前年春节晚会小品里的这段笑话。一起笑起来。

　　“先进镇，再进城。像赵本山这样，通过演二人转，从农村走进城市的农民在铁岭很多，赚了钱的也很多。”说话的是一个85岁、村里年龄最大的老艺人，拉大弦的，抽旱烟的时候不停咳嗽。他老了，跑不动了。不过，村里许多年轻人还在做着和他一样的梦。

　　铁岭最后的跑班艺人

　　二胡终于“依呀”“依呀”地慢慢拉出声来。

　　拥挤的屋子里，高强村的一个老艺人班子答应用中午的时间给我表演一场二人转——村里人习惯了每天只吃两顿饭，早餐和晚餐。听说我要拍照，他们坚持换上戏服，化些淡妆。几年没用过的旅游包被打开，那里面的彩妆用品、服装和那只二胡一样堆满灰尘:红色的老式纸盒上写着“秋月檀香香粉”，这是80年代末上海产的化妆品;五支不同颜色的戏剧油彩膏分别被挤在了五个废弃的“万紫千红润肤霜”的铁盒子里，有的盒子锈了，费力才能拧开。

　　这群跑班艺人有七八年没碰过这些陈旧家当了。

　　样子老实巴交的张德生今年60多了，他和高强村的另一个叫王贵珍的女人当年是“一副架子”。王贵珍的嫂子是他的大姨子，两人一开始同在村文艺宣传队里唱，后来由于是亲戚就一起搭档。张德生说，二人转里有打情骂俏、眉来眼去的戏，以前往往只有一家人里的兄妹、夫妻、姐夫小姨子才成“一副架”，不生是非，不传闲话。张德生1.6米出头的个子，满脸很深的褶子，烟渍把牙弄得很焦焦的，全然看不出，他风光时候，曾是方圆几十里地最红的一副架，嗓门亮，身段好，他的二人转谁都抢着看。他说，80年代是二人转在民间最火的时候，“文革”刚结束那会儿，天天有人找上门来，要组班出去跑，“我当时没想出去跑江湖，犹豫不决，他就住我家不走了，非要我答应下来，生产队那时在收高粱秆，我就说活太多，跑不开，他就帮我干活，活干完了，又请我出山。”“跑起来了就尝到了甜头，演一场平均100块钱，我得10块钱，一个月五六十场，有时光赏钱都能拿个700块，给你县长你都不干。”讲着讲着他开始流露出一些生不逢时的神情，接着说，要不是生产队把着工分农忙时不让离地，早就发财了。

　　化完妆，张德生唱了段《楼台会》，梁祝故事的段子，十来分钟的戏，他跳完还是气喘吁吁。“年纪大了”，他不住地说。

　　同一块土地，不同的年景，那是他的青春记忆，回忆起来张德生竟眼放光彩。他说，他们根本不愁没人看，牵头的人帮联系各个村的文化站，演出收入文化站提成5%，文化局提成10%，剩下的戏班自己分。一般在农闲开头，演出地方就会大致定下来。吃住都由村的文化站管，顿顿都有“猪肉炖粉条”。只怕这个村的村民到那个村去看，这样一看，这个村就不“留戏”了，影响班子收入，这样，他们常常后半夜演。戏队在正屋唱，“连二炕”的炕前炕上都是人，百八十人鞋都不脱，挤不进屋的在窗口看，唱的人乐，看的人也乐，“有次去一个村，来看戏的人挤满了一屋子，房主都不高兴了”。

　　跑戏班，和现在一样，有名气了，跳槽也是经常的事。张德生说，在一个班子干也要讲义气，不过，如果这个班头一场戏给你10块，别人给你20块，肯定就跳了。也有人是因为戏班头头分配不公，带人走的，“走一两个人没什么关系，边演边找人顶，要走的人多了，就散伙，扣班”。

　　“扣班”是这个行当的行话，“散伙”的意思。一个老艺人告诉我，唱戏的也就是跑江湖的，要靠朋友靠力气靠运气谋生，所有的江湖行当都有自己的行话。唱二人传的也不例外。如果两人见面问好是相互说“师傅辛苦”，这证明是“行里人”。问“师傅什么万儿？”是指“姓什么”，也不能照直答，姓“王”要回答说“我是虎头万儿”，姓“张”要回答“我是弓长万儿”。

　　这的确很像一个江湖。这个姓王的老艺人说，要保证圈内人的行业机密，换句话说，这个行当的生财之道是不能与外人道的。他说，戏班跑场，坐地谈价，请的那边开了个价，戏班的人要商量，就得用行话交谈，因此在行话里，一到十，分别有与之对应的行话数字，读音分别是“溜、月、汪、哉、中、申、辛、张、矣、车（驹）”。

　　“老的二人传剧本全是口口相传，所以必须是师父带徒弟”，拉二胡的“眼镜”叫周凯山，话不多，他后来告诉我，师父是这个行业里最有权威的，他传给你一出戏，就是传给你一个饭碗。“你跟戏班出去跑江湖，也要报师父的名号，跟了成名早名望大的师父，你的饭碗也就牢”。

　　张德生恋恋不舍地换下戏服，专门跑回家把他收藏的一叠“铁岭二人传民间艺人证”和当年的获奖证书拿给我看。“艺人证”三年一换，文化部门定期抽查，没有的被视为“黑班”，要没收戏班全部东西。他说，那时的冬天，倏忽一下就晃过去了，现在的冬天却是那么的难熬。

　　像赵本山一样一路高升的二人转演员就赵本山一个。像张德生一样落寞终日的老艺人在铁岭却有一堆。好日子没多久，公社、大队就解散了，张德生50岁的时候，还想再跑跑江湖赚点钱，发现没有大队像以前一样愿意用公款支付演出费了，村民们虽然还想看，但让他们出钱请戏班却没人愿掏钱了。铁岭文化馆原馆长李忠堂是赵本山的师傅，赵本山早期作品的编剧，他对我说，铁岭有个有名的二人转演员叫安志斌，年轻的时候，在铁岭的法库县出的名，村民喜欢他和现在的追星差不多，跟他的文艺宣传队，一跟跟半个月的都有。80年代末，安志斌自己组班出来跑，一个一个村子串，碰上愿意“留戏”的村子全是打白条，后来去取钱，有的村长下台了，新村长不认账了，上万元演出费收不回来，不得不“扣班”。

　　张德生说，都是老骨头了，没人买这张老脸。铁岭有句名言叫，“老阴阳，少江湖”。更关键的是，张德生们想“重出江湖”的时候，江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了。

　　新江湖，新老大

　　晚上十点半，“铁岭大戏院”里布满了呛人的烟草味，“红旗剧场”关张后，这里天天爆棚。一个中分头的小伙子还在台上天昏地暗地敲打架子鼓，外面气温在零下十来度，他狂热地把一件薄薄的紧身衣服脱了，扔得远远的。

　　张凯没读完初中，到今年为止，他二十出头出来跑江湖已经混迹了八年。他边洗去脸上的化妆边和我说话。房间少得只放得下一张床，床四周挂满了花花绿绿的戏服，门口旧式铁架子上是一个塑料洗脸盆。这是剧场提供的免费住宿，隔一块木板就是其他演员的房间。张凯今年专门买了台电脑，挨着床放，主要是每天上网搜新“段子”和新歌，偶尔晚上也会玩玩《暗黑破坏神》。外面的人几次大声地喊他的名字，“饱吹饿唱”，戏班的晚饭要在十点半唱完戏才吃，而“压轴的”演员不上桌，其他人是不能动筷的。至少在“铁岭大戏院”，张凯显然是老大。他说，现在基本上没有像以前“跑班”的了，都是坐地演出，他们在一个剧场演四到五个月，再去下一个剧场，一个剧场同时有四副架子，两个半小时演出时间，最后一个出场的是“压轴”，区别直接体现在收入上。按照“铁岭大戏院”老板的规定，头个上场的一天是100块，“三轴”300块，“压轴”400块。“价码都是市场定的，随行就市”。

　　张德生那样的老艺人根本没法加入到这场较量中。一是，现在的二人转要有绝活，难度越高的杂耍越有人看;二是，越来越少的大戏越来越多的“说口”。新的江湖是被赵本山改写的。那名老艺人和我说，随着赵本山的小品在全国吃香，二人转里就要加入越来越多的段子，不像以前是因为唱功让人喝彩，而是不断有“包袱”让人发笑。不管在铁岭人还是其他东北人眼里，这个新江湖，赵本山无疑是老大。

　　张凯上台前，在一个红色的神龛前很规矩地拜了三拜，神龛里的对子写着“庄王老祖留此功，五湖四海唱江洋，四海为家”，中间供着一个模样普通的布娃娃。这“大师兄”，也是这个行当的祖师爷。这条规矩是没变的。二人转的演员表演前都要烧三炷香，跪拜“大师兄”，祈愿唱得顺利，不蹦呱掉字。张凯说，现在祈求的是“地不要太硬”，意思是场子要好演，“一些地方观众就是来起哄的，你随便怎么演，是好是坏他都起哄，这种场子就不好演;另外，如果好演员多，这个场子也不好演，总希望自己是最好的，饭碗才捧得住啊”。

　　张凯穿一条花里胡哨的大裤子，腰里别了一个大号的木梳，说口间不时掏出来梳一下他的中分头。张凯说，这是刚刚看了《东京攻略》跟里面的梁朝伟学的，“这些道具也许会有喜剧效果”。

　　原先的师承变得不再重要，戏词再也不需要口传身教。刚吃完饭到张凯屋子玩电脑游戏的沈飞是铁岭市开元县人，他说自己差不多东三省已经跑遍了，“我们都是看VCD，‘二人传’的碟和一些影碟，从上面学戏词，学段子”，“现在流行什么，二人转里就要加进什么”。

　　“不过，你去任何一个剧场谋职，还是要自报家门”，张凯说，这和从师父那里学什么没关，和你师父的名气以及他所涉及的人际关系网有关。这个意义上，江湖还在，“而且是全国联网的”，“你是赵本山的弟子，意味着你可以很容易地在全国任何一个剧场登台，还可以拿到最高级别的出场费，现在一场通常要一万多了。”“一些剧场缺人，找谁其实都一样找，找你就是凭关系，人家给你一个工作给你一份报酬，也卖别人一个面子。”

　　一些专门靠这种人际关系生存的经纪人比以前更多。“铁岭大戏院”的老板告诉我，他们把在江湖上有些名望的二人转演员，比如在赵本山的刘老根大剧院演出过的人介绍给某个剧场——他们能给剧场带来比平时多几倍的门票，这些经纪人承诺给剧场保底的收入，再给演员一笔，剩下的就全是他自己的了。

　　一些没有赵本山名气大的老艺人也开始在各地开了“二人转学习班”。铁岭县凡河镇高强村彭明辉今年东拼西凑一万块钱送他的孙子去“拜师学艺”了，一万块是九个月的学费。

　　赵本山火了，让原本奄奄一息的二人传重新火起来。在铁岭这个地方，“这个大饭碗会有更多人来抢”，彭明辉说。■